劉邵《人物誌》一書，其中所涵思想，兼有儒、道、名、法諸家，把來會通，用以批評、觀察人物。依劉邵理論，把道德、仁義、才能、功利、諸觀點都會通了，用來物色人材以為世用，此種講法，頗與宋、明儒所講德性之學隻注重在個人內部之正心、誠意方麵者並不全相同。所惜是後人沒有將劉邵此一套學問更向前推進。此在劉邵思想本身，自然也有缺點：一是劉邵隻注意觀察人物，卻不注意在各人之修養方法上。二是劉邵所講，專注意在政治場合之實用上。他的眼光，已就陷於一偏 。這可證明劉邵還是兩漢以來單注意政治實用一方麵的思想傳統。
我自己很喜愛劉邵此書，認為：他提出平淡二字，其中即有甚深修養工夫。在我年輕時讀《人物誌》，至“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一語，即深愛之，反覆玩誦，每不忍釋；至今還時時玩味此語，彌感其意味無窮。
(1961年在香港大學的講演)讀《人物誌》
湯用彤
劉邵《人物誌》三卷十二篇，隋唐誌均列入名家。涼劉昞為之注。唐劉知幾《史通·自序篇》及《李衛公集·窮愁誌》均有稱述。此外罕有論及者。宋阮逸序惜其由魏至宋，曆數百載，鮮有知者。然阮乃雲得書於史部，則實不知本為魏晉形名家言。其真相晦已久矣。按漢魏之際，中國學術起甚大變化。當時人著述，存者甚鮮。吾人讀此書，於當世思想之內容，學問之變遷，頗可知其崖略，亦可貴矣。茲分三段述所見，一述書大義，二敘變遷，三明四家(名法儒道)。
一
書中大義可注意者有八。
一曰品人物則由形所顯觀心所蘊。人物之本出於情性。情性之理玄而難察。然人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故識鑒人倫，相其外而知其中，察其章以推其微。就人之形容聲色情味而知其才性。才性有中庸，有偏至，有依似，各有名目。故形質異而才性不同，因才性之不同，而名目亦殊。此根本為形名之辨也。漢代選士首為察舉(魏因之而以九品官人)，察舉則重識鑒。劉邵之書，集當世識鑒之術。論形容則尚骨法。昔王充既論性命之原，遭遇之理(《論衡》第一至第十)，繼說骨相(第十一)，謂察表候以知命，猶察鬥斛以知容。其原理與劉邵所據者同也。論聲則原於氣稟。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故整飾音辭，出言如流，宮商朱紫發言成句，乃清談名土所尚。論色則誠於中形於外。誠仁則色溫柔，誠勇則色矜奮，誠智則色明達。此與形容音聲，均由外章以辨其情性，本形名家之原理也。論情味則謂風操，風格，風韻。此謂為精神之征。漢魏論人，最重神味。曰神姿高徹，神理雋徹，神矜可愛，神鋒太雋，精神淵箸。神之征顯於目(邵曰：“征神見貌，情發於目”)，蔣濟作論謂觀其眸子可以知人。甄別人物，論神最難。論形容，衛玠少有壁人之目，自為有目者所共賞。論神情，黃叔度汪汪如千頃之陂，自非巨眼不能識。故蔣濟論眸子，而申明言不盡意之旨，蓋謂眸子傳神，其理微妙，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宣也。《抱樸子》曰：“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人物誌》曰：“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二語均有鑒於神鑒之難也。
二曰分別才性而詳具所宜。凡人稟氣生，性分各殊。自非聖人，才能有偏。就其稟分各有名目(此即形名)。陳群立九品，評人高下，名為輩目。傅玄品才有九。人物誌言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師氏之任也。有法家，司寇之任也。有術家，三孤之任也。有國體，三公之任也。有器能，家宰之任也。有臧否，師氏之佐也。有智慧，家宰之佐也。有伎倆，司空之佐也。有儒學，安民之任也。有文章，國史之任也。有辯給，行人之任也。有雄傑(驍雄)，將帥之任也。夫聖王體天設位，序列官司，各有攸宜，謂之名分。人材稟體不同，所能亦異，則有名目。以名目之所宜，應名分(名位)之所需。合則名正，失則名乖。傅玄曰，位之不建，名理廢也。此謂名分失序也。劉邵曰：“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此謂名目濫雜也。聖人設官分職，位人以材，則能運用名教。袁弘著《後漢紀》，敘名教之本，其言有曰：“至治貴萬物得所而不失其情。”聖人故作為名教，以平章天下。蓋適性任官，治道之本。欲適其適宜，乃不能不辨大小與同異。《抱樸子·備闕篇》雲：“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蔡邕《薦趙讓書》曰：“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皆辨小大，與《人物誌·才能篇》所論者同(持義則異)。當世之題目人物者，如曰龐士元非百裏才，此言才大用小之不宜也。《昌言》雲：“以同異為善惡。”《抱樸子》雲：“校同異以備虛飾。”《人物誌》曰：“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才能既殊，任政亦異。”曰期識同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曰取同體也，則接洽而相得。取異體也，雖曆久而不知。皆論知人與同異之關係也(參看《論衡·答佞篇》賢佞同異)。
三曰驗之行為以正其名目。夫名生於形須符其實。察人者須依其形實以檢其名目。漢晉之際，固重形檢，而名檢行檢之名亦常見。《老子》王弼注曰：“聖人不立形名以檢於物。”夏侯玄《時事議》雲：“互相形檢，孰能相失。”《論衡·定賢篇》雲：“世人之檢。”傅玄曰：“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皆謂驗其名實也(檢本常作驗)。劉邵有見於相人之難，形容動作均有偽似。故必檢之行為，久而得之。如言曰：“必待居止然後識之。故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然後乃能行賢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劉注雲：“試而知之，豈相也哉?”)《人物誌》八觀之說，均驗其所為。而劉邵主都官考課之議，作七十二條及《說略》一篇，則《人物誌》之輔翼也。
四曰重人倫則尚談論。夫依言知人，世之共信。《人物誌》曰：“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製，三以論策術。然後乃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然依言知人，豈易也哉。世故多巧言亂德，似是而非者。徐《中論·核辯篇》評世之利口者，能屈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人物誌·材理篇》謂辯有理勝，有辭勝。蓋自以察舉以取士，士人進身之途徑端在言行，而以言顯者尤易。故天下趨於談辯。論辯以立異，動聽取寵，亦猶行事以異操蘄求人知(《後漢書》袁奉高不修異操，而致名當世。則知當世修異操以要聲譽者多也)。故識鑒人倫，不可不留意論難之名實相符(徐幹雲：“俗士聞辯之名，不知辯之實”)。劉邵誌人物，而作《材理》之篇，謂建事立義，須理而定，然理多品而人異，定之實難。因是一方須明言辭與義理之關係，而後識鑒，乃有準則。故劉邵陳述論難，而名其篇曰材理也(按夏侯惠稱美邵之清談，則邵亦善於此道)。
五曰察人物常失於奇尤。形名之學在校核名實，依實立名因以取士。然奇尤之人，則實質難知。漢代於取常士則由察舉，進特出則由征辟。其甄別人物分二類。王充《論衡》於常士則稱為知材，於特出則號為超奇。蔣濟《萬機論》，謂守成則考功案第，定社稷則拔奇取異。均謂人才有常奇之分也。劉邵立論謂有二尤。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前者實為超奇，後者隻係常人。超奇者以內蘊不易測，常人以外異而誤別。拔取奇尤，本可越序。但天下內有超奇之實者本少，外昌超奇之名者極多。故取士，與其越序，不如順次。越序征辟則失之多，順次察舉則其失較少。依劉邵之意，品藻之術蓋以常士為準，而不可用於超奇之人也。然世之論者，恒因觀人有謬，名實多乖，而疑因名選士之不可用。如魏明帝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須有以驗其後。今考績之法廢，故真偽混雜。”明帝納其言。詔作考課法。盧毓、劉邵同屬名家。毓謂選舉可得常士，難識異人。循名案常，吏部之職。綜核名實，當行考績。其意與劉邵全同也。
六曰致太平必賴聖人。劉邵曰：“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夫品題人物基於才性，聖人之察，乃能究其理，而甄拔乃可望名實之相符。邵又曰：“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蓋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主設官分職，任選才能，各當其宜，則可以成天功。是則人君配天，正名分為王者之大柄。誠能以人物名實之相符，應官司名分之差別，而天下太平。然則太平之治，固非聖王則莫能致也。魏世鍾繇、王粲著論雲：“非聖人不能致太平。”司馬朗以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按劉邵曰：“眾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識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夫聖人尤中之尤，天下眾輩多而奇尤少。甄別才性，自隻可以得常士。超奇之人，已不可識，而況欲得聖人乎。聖人不可識，得之又或不在其位。則胡能克明俊德，品物鹹宜，而致治平歟。依劉邵所信之理推之，則鍾王之論為是，而司馬朗之說為非也。
七曰創大業則尚英雄。英雄者，漢魏間月旦人物所有名目之一也。天下大亂，撥亂反正則需英雄。漢末豪俊並起，群欲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許，故王粲著有《漢末英雄傳》。當時四方鼎沸，亟須定亂，故曹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夫撥亂端仗英雄，故許子將目曹操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也。”(此引《後漢書》)而孟德為之大悅。蓋素以創業自任也。又天下豪俊既均以英雄自許，然皆實不當名。故曹操謂劉備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而玄德聞之大驚。蓋英雄可以創業，正中操賊之忌也。劉邵《人物誌》論英雄，著有專篇，亦正為其時流行之討論。其所舉之例為漢高祖，所謂能成大業者也。誌曰：“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雄者，明膽兼備，文武茂異。若膽多則目為雄，韓信是也。明多則目為英，張良是也。此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傅巽目龐統為半英雄，亦當係謂其偏至)。若一人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成大業者尤須多於膽，高祖是也(參看嵇康《明膽論》)。按漢魏之際，在社會中據有位勢者有二。一為名士，蔡邕、王粲、夏侯玄、何晏等是也。一為英雄，劉備、曹操等是矣。魏初名士尚多具名法之清神，其後乃多趨於道德虛無。漢魏中英雄猶有正人，否則亦具文武兼備有豪氣。其後亦流為司馬懿輩，專運陰謀，狼顧狗偷，品格更下。則英雄抑亦僅為虛名矣。
八曰美君德則主中庸無為。此說中糅合儒道之言，俟於後述之。
二
漢末晉初，學術前後不同。此可就《人物誌》推論之。本段因論漢晉之際實術之變遷。
《隋誌》名家類著錄之書，除先秦古籍二種共三卷外，有：
《士操》一卷魏文帝撰
《人物誌》三卷劉邵撰
此二書之入名家，當沿晉代目錄之舊。其梁代目錄所著錄入名家者，《隋誌》稱有下列諸種。
《刑聲論》一卷(撰者不明)
《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
《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當亦姚信撰)
《九州人士論》一卷魏司空盧毓撰
《通古人論》一卷(撰者不明)
以上共九種二十二卷，與《廣弘明集》所載梁阮孝緒《七錄》名家類著錄者相合(惟卷數二十三當有誤字)。然則劉邵書之入名家，至少在梁代即然。《刑聲論》者，疑即形聲，言就形聲以甄別人物也。其餘諸書，從其名觀之，亦不出識鑒人倫之作。至若姚信，乃吳選部尚書，而《士緯》現存佚文，如論及人性物性，稱有清高之士，平議之士，品評孟子、延陵、揚雄、馬援、陳仲舉、李元禮、孔文舉，則固品題人物之作也。《意林》引有一條曰：“孔文舉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陰向陽，雄倬孤立。”其說極似《人物誌·九征篇》所載。然則魏晉名家與先秦惠施、公孫龍實有不同。
名學有關治道倫常，先秦已有其說，茲不具論。《漢書·藝文誌》論名家而謂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名學已視為研究名位名分之理。《隋誌》雲，名者所以正百物，敘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其說仍襲《漢誌》。然控名責實，已攝有量材授官，識鑒之理亦在其中(晉袁弘《後漢記》論名家亦相同)。《人物誌》《士緯新書》之列為名家，自不足異也。
現存《尹文子》非先秦舊籍，或即漢末形名說流行時所偽托之書(茲已不可考)。其中所論要與漢晉間之政論名理相合(《隋誌》名家有尹文而無公孫龍、惠施)。據其所論，以循名責實為骨幹。如曰：“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王伯厚《漢誌考證》名家下曾略引此段)。檢形定名，為名家學說之中心理論。故名家之學，稱為形名學(亦作刑名學)。
溯自漢代取士大別為地方察舉，公府征辟。人物品鑒遂極重要。有名者入青雲，無聞者委溝渠。朝廷以名為治(顧亭林語)，士風亦競以名行相高。聲名出於鄉裏之臧否，故民間清議乃隱操士人進退之權。於是月旦人物，流為俗尚；講目成名(《人物誌》語)，具有定格，乃成社會中不成文之法度。一方由此而士人重操行，潔身自好，而名教乃可以鼓舞風氣，獎勵名節。一方清議勢盛，困特重交遊，同類翕集而蟻附，計士頻椒而脅從(崔實語)。黨人之禍由是而起。曆時既久，流弊遂生。輾轉提攜，互相揄揚。厲行者不必知名，詐偽者得播令譽。後漢晉文經、黃子艾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聲價已定，征辟不就。士大夫坐門問疾，猶不得見。隨其臧否，以為予奪。後因符融、李膺之非議而名漸衰，慚歎逃去。黃晉二人本輕薄子，而得致高名，並一時操品題人物之權，則知東漢士人，名實未必相符也。及至漢末，名器尤濫。《抱樸子·名實篇》曰：“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誌，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為賢，塞者為愚。”(《審舉篇》亦言及此)天下人士痛名實之不講，而形名之義見重，漢魏間名法家言遂見流行。
漢末政論家首稱崔實、仲長統。崔實綜核名實，號稱法家。其《政論》亦稱賢佞難別，是非倒置。並謂世人待以一麵之交，定臧否之決。仲長統作《樂誌論》，立身行己，服膺老莊。然《昌言》曰：“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王符《潛夫論》主張考績，謂為太平之基。文有曰：“有號則必稱於典，名理者必效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徐幹《中論》曰：“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日長，短形立而名之日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以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劉《政論·正名篇》曰：“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據此諸言，可征形名、名形之辨，為學術界所甚注意之問題。
《人物誌》者，為漢代品鑒風氣之結果。其所采觀人之法，所分人物名目，所論問題，必均有所本。惜今不可詳考。惟其書宗旨，要以名實為歸。凡束名實者，可稱為名家言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注曰：“名實，名家也”)。《才能篇》曰：“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為此非名也。”蓋名必當實，若非實事，則非名也。《效難篇》曰：“名猶(疑由字)口進，而實從事退。”又曰：“名由眾退，而實從事章。”(此二語似係引當時常用語)前者名勝於實，眾口吹噓，然考之事功，則其名敗。後者實超於名，眾所輕視，然按之事功，則真相顯。二者均月旦人物普通之過失也。夫邵既注意名實，察人自重考績，故作都官考課之法。其上疏有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且核名實者，常長於法製。邵作有《法論》(《隋誌》入法家)，又受詔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按魏律以刑名為首篇，蓋亦深察名實之表現也。
王者通天地之性，體萬物之情，作為名教。建倫常，設百官，是謂名分。察人物彰其用，始於名目。以名教治天下，於是製定禮法以移風俗。禮者國家之名器(劉邵勸魏明帝製禮作樂)，法者亦須本於綜核名實之精神。凡此皆漢晉間流行之學說，以名實或名形一觀念為中心。其說雖涉入儒名法三家，而且不離政治人事，然常稱為形名家言。至於純粹之名學，則所罕見。然名學既見重，故亦兼有述作。魏晉間爰俞辯於論議，采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其後乃有魯勝注墨辯，以刑(依孫校作形)名二篇。爰俞之言今不可知。魯勝則仍襲漢魏名家之義。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又曰：“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又自謂采諸眾集為刑(形)名二篇，略解指歸雲雲。如其所采亦有魏晉形名之說，則是書指歸，必兼及於政治人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