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說，骨折了還能走十裏地？
另一個說，這大概叫心理作用吧。現在回去他一步也走不成了。
又一個人說，警察也真是，還要背著小偷。
大家說，這是沒辦法的事。
正輪到我推拿，我聽到我的頸脖子在醫生的手下咯巴咯巴作響。
女工
在黃梅天到來的時候，許多老人都發起老傷來。
我雖然還不敢想象自己已經老了或者將要老了，但身上的老傷卻也發得像個老人似的，竟有一種從頭爛到腳的意思。
許多年來我一直伏案寫作，我不知道生活中還有別的快樂和輕鬆，我幾乎將寫作視為我的唯一，我在寫字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又一整天。許多人對我說你要進行適當的體育活動，我卻把這樣的話當做耳邊風，並且有些不以為然。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得了頸椎病。我想這很正常也很合理，我並無很多的怨言，一個人付出什麼就得到什麼，他得到什麼同樣也就要付出什麼，這道理我想得通。
我的頸椎病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了，隻是我從來沒有把它當做是什麼病，也不願意去看看醫生，也不曾去接受過什麼治療。我不知道這是惰性還是什麼。我在忍無可忍和暗自擔心的情況之下，也向人說說我的頸椎病，大家聽了，都說，哦，職業病，沒辦法的，或者說，頸椎病，我也有，誰也有，基本上不把頸椎病當一回事兒。我想，那是，本來我也知道它算不了什麼事情。
在陰雨連綿的天氣裏，它不客氣地發作起來。我時而頭暈，時而頭痛，時而胸悶透不過氣來。在夜晚我的肩和背疼得難以入睡，因為根本不能使用枕頭，倒裁蔥似的躺法讓我覺得天旋地轉，常常用安眠藥幫助睡眠。並且像神經衰弱病人似的，以為黑夜是世界末日，而早晨又會感覺一片光明。可是頸椎病的早晨一樣讓人感到淚喪，在早晨起床時感覺到從後腦勺到背部整個就是一大塊鐵板。我的活躍不止的思維和它的外殼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我若想回頭看看窗外的景象，我必須帶著我的背一起去看。我覺得我開始像個老人似的感到行動不便。
多年前我在鄉下做鐵姑娘時，逞英雄，挑起自己本來承擔不起的擔子，又在寒冬臘月光著腳下河挖泥，努力表現出英雄氣概。一直到許多年以後,
我才知道那一段歲月把我的腰掏空了。現在我的腰間像兩個空虛無底的深淵，我無法重新將它們填滿，除非我有本事使時間倒流，倒流的時間也許能填滿它們，當然也許不能。因為我好像從來沒有為我過去的歲月後悔，即使能夠還我一個從前，我想我大概仍然是那樣度過。
一年前我從家裏的高高的桌子摔下來。我是為了往樟木箱裏收藏毛衣準備過夏才爬上高高的桌子。我在家並不做很多的家務，但是像爬高這樣的事情。我不能讓年近七十的老保姆去做，我雖然生性懶惰，但自以為良心還是有一點兒的。那一天我爬上了高高的桌子，我收藏了由保姆洗幹淨的毛衣。我從桌子上摔下來，我毫無防備地讓我的尾骨對準了水泥地。事後我丈夫以及許多關心我的人都認為我沒有應變的能力，我對此頗為不服，我想我無論如何不可能在八十公分的空間距離內來一個前滾翻或者後滾翻，然後雙腳穩穩落地，得一個9.95分。正因為我無法做到，所以我的尾骨摔斷了。隻是在當時我並不知道尾骨已斷，我在地上像死狗似的躺了一會。雙手不是抱住屁股而是抱住了頭，以至於聽到沉悶落地聲而趕來的保姆老太在一邊連連問道：是不是摔著頭了，是不是摔著頭了。事後老太還常常說起，她大概不明白，我怎麼不抱住斷了的尾巴，卻抱住頭。我努力回想當時的情形，我想我抱住頭而不抱屁股是有道理的，因為我的全部感覺都在我的頭部。
我在地上躺了一會，我爬起來，搖搖擺擺地走向我的電腦，那幾天我正在趕寫一篇稿子。我不知道在現代這樣的社會，還有什麼稿子是需要趕寫的，也許趕寫的並不是一篇稿子，而是一種習慣，是一種毫無價值的固執。我坐在斷了的尾骨上繼續寫作，五天後，我趕寫的稿子寫完了，我到醫院去拍片子，醫生說，你的尾骨摔斷了。醫生為我作了複位手術，醫生沒有成功。醫生說，你來得太遲了，尾骨隻能永遠讓它斷著了。我心裏很害怕，醫生安慰我，醫生說幸好是尾骨，尾骨是人身上最無關緊要的一塊骨頭，即使割掉了也沒有什麼大的妨礙。醫生最後說，也許，以後到了陰雨天，會酸疼，會有所感覺。醫生的話說得不錯，在黃梅天的時候，我的尾骨和著我身上的其他骨頭一起來淒熱鬧。
在折斷了尾骨後不久，我的左腳踝扭傷了。大家都對我另眼相看，以為我這一年交了什麼“華蓋”運，我亦有同樣想法。但是我畢竟走過了這一年，到來年的現在，我的左腳踝又開始發出嘎巴嘎巴的聲響，我的腳筋酸疼，我走路的時候，腳踝軟弱無力，經常左拐右扭，像跳秧歌。
另外我還有許多別的不適，它們在黃梅天裏都一起來了。我的自我感覺一敗塗地，我像個老人似的老是追憶著什麼，我思前想後，覺得自己似乎在生命的路上走得太快了一些，我大概性子太急，預支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不然的話，我怎麼像個老人似的在黃梅天裏亂發老傷。
我終於有了一點危機感，我想到雖然我可能是預支了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我即使償還了預支的部分，我的生命畢竟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為了在以後的日子裏好好地走我的路，我想到我應該去治一治我的老傷了。
我來到醫院的傷科門診。我看到許多和我一樣發著老傷的女人，醫生告訴我，她們大部分是女工。
我和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工說說話，我說，你什麼病？
女工說，呀，我的病呀，多著呢，她指指自己的腰，然後是頸，然後是腿。然後是頭，說，到處是。
我說，怎麼得的？
女工笑了，說，他們都說我是做出來的病。
女工在工廠上班辛辛苦苦，下班以後立即奔到菜市批發部批發了菜到市場上去賣，女工自己拚命掙錢並且省吃儉用，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揀處理品買，女工腳上的皮鞋，女工手裏的提包，無一不是削價商品。女工抬起腳讓我看她的鞋。
我不知說什麼好。
大家都笑，說，活該。
女工也笑，說，是活該。我做了也是白做，我節省了也沒有用，我男人講麵子，穿要名牌，吃要高檔。
大家說，你做了給他用？
女工說，每一對夫妻總是搭死的，你這樣，他便那樣。
大家又笑，說，那是，要不然你家不發死了。隻做不用，錢往哪兒堆呀。
'女工突然歎息了一聲，過了好一會她說，現在我想通了，我再也不做了，我也不節省了。
大家一片笑，說，不會的，你仍然是要做的，你也仍然是要節省的，這才叫搭死。
女工笑著默認了大家的話。
我想，原來，我就是那位女工。
黃梅天還沒有結束，雨還在下著。我從醫院回來，又坐到電腦前來了。
生活就是這樣。
會記著那一天
在一個陰雨綿綿的冬天的早晨，我們去了太倉的沙溪鎮。這是一座曆史文化名鎮，但是我沒有去過。開車來蘇州接我們的是一位樸實憨厚又很熱情的小夥子，他的車停在充溢著幽靜氣息的圖書館門口。他是來接我們去參加一個會議：姚國紅小說研討會。
姚國紅是誰呢？是一個寫小說的人，三十幾歲，卻已經下崗，開了一個青藤書屋，他的妻子也下崗了，開了一個青藤禮品店，我們在沙溪的時候,恰好經過那個禮品店，看到小小的店裏掛著聖誕賀卡和各種禮品，連同她的平和的微笑，都是那麼溫馨。姚國紅告訴我們，他的妻子非常支持他寫小說。他們踏實而艱辛地生活，努力工作，培養女兒，其餘考慮的，就是姚國紅的文學事業。
文學在當今的社會中已經不太重了，但在姚國紅的心裏，卻依然是那麼的沉，那麼的難解。我們在沙溪鎮古老的園林綠蔭園，坐在一座古典的大堂裏開會。後來我聽說，沙溪鎮黨委這一天要用這個地方開會的，但是知道了這個小說研討會，他們的會就搬到別處去開了。我沒有想到寒冷的雨天，會有那麼多的人來，使得原本冰涼的大堂，熱騰起來。沙溪的寫作者們對姚國紅的支持，也一樣告訴我們，文學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我無言地看著他們，心裏一直在感動著，不僅是為姚國紅感動，更是為文學的簡單和純潔感動。
淩鼎年是太倉作協的理事長，他主持會議時用“文友們”作開場白，我還注意到，那一天有好幾個發言的人也都使用了“文友”這個詞，這個久違了的詞，或許顯得有些幼稚。但是我認為，一個人如果沒有這種“幼稚”，他就不適合到文學的隊伍中來。我們都不是能夠超脫世俗的人，我們在各自的生活和工作中，會心浮氣躁，會焦慮不安，也會與人生氣，但是一旦進入了文學的殿堂，我們的心卻是那麼的靜，那麼的寬容，那麼的柔軟，難怪那天就有人說，留了一臉胡子的姚國紅是“外剛內柔”。
對姚國紅小說作品的評價，不是我這篇小文能夠容納得下的。我倒是要感謝姚國紅給了我一次機會，讓我在這個沉鬱的冬天的周末，心情像被洗淨了一樣。褪卻了繁華的色彩，摒除了功利的喧鬧，即使是在大家情緒高昂以酒祝賀的時候，我所感受到的，仍然是一片純靜，心靈和精神被充分地滋養著。
回來的時候，仍然是那個小夥子開車，我們已經知道他是姚國紅的中學同學、多年好友，在沙溪的汽車公司工作。在車上我聽他說，我和姚國紅,他有困難我幫他，我有困難他幫我，這時候，我忽然很想問一問他姓什麼,但是大家都在講話，覺得有些唐突和冒昧，就沒有問，後來一直猶猶豫豫，到下車了，再見了，也終於沒有問出來。但是，我想我會記住這位未知姓名的司機小夥子，因為我覺得，他和讓出會場的鎮黨委一樣，都是文學的大後方。
會記著，冬季，在沙溪鎮，下著雨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