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困惑。寫作是永遠的困惑。沒有了困惑也就沒有了寫作。

這邊風景

一個深秋的下午,蘇州十中校園,遍地金黃,瑞雲峰一如既往無言無聲地守候著時光,不遠處的王鏊廳裏,舉行著一場簡樸而又絢麗的詩歌朗頌會。

一首《風景》打動了我:

過去的我是一隻不知疲倦的鳥/一朝醒來我突然變成了一棵樹/一棵再也不走/再也不盼顧/再也不漂泊/再也不浪漫的樹/從鳥變成樹/是一種痛苦/一種失落/一種悔悟/是與天地的默契/也許我會天長地久站成一塊化石/也許我會站成一道風景

一首詩打動了我。但打動我的,還不僅僅是這首詩,更是這首詩的作者柳袁照。他是十中的校長,一個在應試教育的舞台上表演得酣暢淋漓又疲軟至極的重點中學校長,毫不猶豫地給了自己一個異度空間:寫詩。而且,他不僅自己寫詩,他還影響了他的學生也寫詩,另一首在朗頌會上被選中的就是他的學生王禹的詩《塗鴉》:我有兩隻手/都一樣消瘦/看著我的牆/用我的手在上麵畫上兩隻狗/他們也一樣消瘦/是否?/還應該有一片黑沙漠/讓他們一隻向左/一隻向右/獨自走走/可是不能夠/因為我消瘦的手/因為我隻畫下兩隻消瘦的狗/不是像牆一樣厚實的駱駝/而是兩隻狗/都和我的手一樣消瘦

就這樣,校長和學生,他們的詩都上了台,都走進了每一個聆聽者的心靈。

在這一時刻,在別的學校和別的教室,老師在板書X+Y,同學們在背誦ABCD,而柳校長和他的學生,卻姿意縱橫地沉浸在詩情畫意中,這裏沒有枯燥,沒有乏味,沒有嗬欠連天,隻有躍動的心律和從心底裏流露出來的熱愛。

那一天的十中校園裏,有詩聲回蕩。朗頌會很快就結束了,明天也沒有朗頌會了,後天也不會有。但是這一天的短短的朗頌會,卻給了這個校園一個氣場,一個大大的濃濃的氣場,一個經久不散的氣場。這個氣場,這就是文化的氛圍,這就是素質教育的環境。

我是這樣想的,一個學校,有一位詩人校長,有一位校長詩人,對於他的數千名學生來說,肯定是一件好事情。

那一天我走出王馨廳,看著校園裏的秋天,真是風景這邊獨好啊。

不多天後,我看到了柳校長即將出版的一本新書,這是一本圖文並茂的書,是他的攝影作品和散文的合集,就在那一瞬間,我又想起了風景,想起屬於柳校長的這邊風景。

對於我來說,其實與柳校長並不陌生,柳校長的文章也早有拜讀,還看過一些他主編的書籍,但是當我讀到這本新書,我還是有了再一次認識他的感覺。

在這本書裏,柳校長的文字大都是寫的風景,有大自然的風景,有人生的風景,他把自己置身於風景之中,他是一位賞景人,鄉村,山林,江南,北歐,母親,兄弟,朋友,夢一般的西藏,都是他眼中和筆下的風景。

那麼他自己呢?他早已經把自己融化在風景之中。一個人用心賞景,風景給予他的回報,就是薰淘和造就。於是,這一個賞景的人,就再也不是從前的那個賞景的人了。

我們心目中的中學校長,或者我們想象中的中學校長,大概總是被分數、被升學率壓迫得焦頭爛額,無處逃遁,而柳校長卻能夠在繁忙緊張的工作之餘寫詩、寫書、拍照,這是因為他給了自己一個極為遼闊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他的思想是不會被禁錮的,也許他是一棵站定了不再漂泊移動的樹,但是樹的靈魂永遠飛翔著。

在變化中堅守,或者,在堅守中變化

每次要寫“創作談”的時候,心裏就會亂紛紛的,好像有許多東西,很想談一談,但是又被什麼東西堵塞住了,拱來拱去找不到出口。這應該是個好現象,至少說明對“創作談”還是有話可說的,但同時又是一個不大好的現象,有話可說卻說不出來,無從下口,無從開頭。最近一陣我又在苦苦考慮創作談的事情了,但這次運氣好,剛好有個人問我,你在蘇州幾十年,生活在這裏,成長在這裏,寫作在這裏,家人在這裏,朋友在這裏,社會關係在這裏,幾乎一切的一切都在這裏,你寫的小說,因為有濃鬱的地方特色,有人還說是“蘇味小說”呢,可是你現在跑到南京去了,你去“上班”了,你去體會另一個地方和另一種生命了,你的人生的風格會不會變,你的作品的風格會不會變?會不會有一天寫出南京味來了?這個問題給我找到了一個出口,我就從這個出口拱出來了。

我回答他說,南京味應該是不會有的,但風格的變化又是必然的。過去的三十年,我一直在蘇州寫作,給人印象就是蘇州作家的特色,小橋,流水,人家,以這種風格為主的小說,好像早已經定位了。這一類的小說我自己把它們叫作“狀態”小說或者“情致”小說,不是按照傳統小說的樣子來寫的,人物個性不鮮明不突出,故事不是大起大落驚心動魄,隻講究一種氣場,講究一種情狀,講究一點韻味。這可能比較符合蘇州城市風格。蘇州城市的風格是由它的文化底蘊決定的,蘇州人肯幹事能幹事但不張揚不外露,內斂但又很進取,風格上比較儒雅,卻又不是出世而是入世的,隻是入世的表現形態比較溫和。我從小在蘇州長大,受蘇州文化影響感染較大,我創作的文學形象、營造的文學氛圍肯定是蘇州化的,這種風格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希望能夠達到淡而有味、小中見大的境界,而不僅僅是精致精細。但是這種追求就帶來了問題,許多人能夠感覺到你的淡,卻感覺不出其中的味,於是就是淡而無味了。就像有些北方人喝碧螺春的感覺。這是由地理環境和文化背景決定的,不能說誰的鑒賞或品嚐水平低或高,每個人都是由自己那地方的文化熏陶出來的,比如西北的人,他們肯定喜歡羊肉泡饃,不喜歡碧螺春,而我們覺得碧螺春是有品頭的,這是文化的差異。所以,我自己覺得我的小說看似平平淡淡,沒多少波瀾,但內含的是人性的東西,是內在的精神衝突,怎一個淡字了得,自己津津有味,樂此不疲,但別人不一定認同。我的小說創作在新世紀前或者更早的九十年代前期就是這樣一種境遇,曾經有批評家以“反常規的寫作在寫作中的遭遇”為題來談論我的小說創作。欣賞的人覺得這種小說耐讀,有回味,但讀者群小,許多人覺得平淡無奇,找不到“刺激”,提不起精神。

就這麼一路走過來,聽得多了,自己也會反省了,怎麼才能讓人提起精神來呢?同時,從客觀上講,我們身處的環境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十多年前,蘇州的小街小巷還在,街巷裏的老頭老太、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的鄉村婦女還在,就鮮活地在你眼前,但是後來慢慢地消失了,沒有了。再寫小說時,好像主、客觀條件都不讓你再像原來那樣寫了,這時候變化就是身不由己的了。其實我很偏愛我原來的一些中短篇小說,但後來很奇怪就覺得不能再這樣寫,內心有個聲音,一直在提醒你,讓你覺得要變化。1997年我寫了《百日陽光》,開始接觸比較重大的題材,可以玩笑說是“中年變法”了,寫蘇南的鄉鎮企業,還是蘇州文化背景,但是人物,題材,都有變化,記錄鄉鎮曆史變遷,故事情節強了,人物個性鮮明了。有人說我變得大氣了,從小巷子裏走出來了。可也有人痛惜我的變化,認為我不適合寫這類題材,把自己變沒了。從那時開始,就一直處於變與不變的矛盾當中。2000年前後我又開始回歸,寫出一批像《鷹揚巷》這樣的中短篇,但是寫著寫著還是覺得不行,如果硬要說為什麼會覺得不行,我也說不太清楚,總是隱隱約約感覺到,和內心的聲音有關,而這內心的聲音又來自於哪裏呢?再後來就有了《城市表情》《女同誌》,寫政界、職場,改變以往故事情節平淡的習慣,至少要寫完整的故事、人物,像《女同誌》,主人公有完整的奮鬥經曆,讓讀者對她的命運有跡可尋。而在我過去的小說中常常是故意把命運隔斷,跳開去寫,製造閱讀障礙,總覺得那樣寫小說才更有張力和言外之意。《女同誌》似乎是一個回歸,回歸傳統,

讀者容易共鳴。但是說心裏話,我確實不知道這是文學的進步還是退步。

'再以我的長篇小說《赤腳醫生萬泉和》為例,小說出版後,有人說,你前幾年的長篇小說創作,似乎多以城市題材、幹部題材為主,比如《城市表情》、《女同誌》等,怎麼一下子變化了、轉到農村題材了呢?我是寫完了《赤腳醫生萬泉和》再回過頭來想這個問題的。

我們的社會正處於一個城市化的過程,我們的城市越來越大,因為它周邊的鄉村都成了城市的一部分,我們的農田越來越少,農民都進城當了市民,農村都已經是城鎮模樣,造起了和城裏一樣的房子等等。尤其是經濟發達的地區,這裏的農村正經曆著千百年來最最巨大的變化,如果說過去的幾千年幾百年,或者說最近的三十年,農村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那個變化還隻是一種量的變化,從窮變富,從封閉變開放,從落後變進步,等等,但就是這兩三年時間,我們周邊的農村發生了令人震驚的質的變化,因為它已經不再是農村了,農村消失了,農民沒有了。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夢寐以求的城市化、現代化。

但奇怪的是,我卻發現我的內心卻越來越依戀農村,依戀我曾經呆過的那個時候的農村,我的思緒常常回到那片也許已經消失了的農田,常常回到那個曾經偏僻的村莊。那一座農村的院子,也就是這本《赤腳醫生萬泉和》的封麵上畫著的那個院子,我曾經住過,三十多年以後,它還一直浮現在我的眼前,揮之不去,夢回縈繞。於是,我聽到了自己內心的召喚:在城市呆久了,回農村看看吧。

我並沒有回到農村去,但是我的心、我的創作回到了農村。我的內心的召喚,是時代帶給我的,是曆史帶給我的,我想,我們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時代和曆史的影響,所以,變化是必然的,是別無選擇的。

說的似乎都是“變”,那麼堅守的是什麼呢?《赤腳醫生萬泉和》這部小說滲透或者表露我的文學觀念更透徹更深人一些。我用第一人稱寫了一個笨人,這在我過去的小說中是比較少見的。萬泉和很笨,但他是一個有情懷的人,現在我們周圍聰明人很多,聰明人也是有情懷的;但是聰明人的情懷,大多數給了自己。也許隻有不太聰明的人,才會把自己的情懷,把自己的愛,送給需要關心需要幫助的人。於是就有了一個腦膜炎後遺症患者萬泉和來當農村的醫生,村裏的農民說,除了腦膜炎,誰來給管農民的病痛啊?我的寫作總的說來是溫情主義的,有時候明明可以、也應該寫得凶一點,刀口鋒利一點,但是溫情這東西總是纏繞在我的心頭和筆下,讓我丟棄不掉。萬泉和笨,但他善良,有慈悲心腸,正好吻合我的審美要求,寫起來特別舒服,所以會寫得得心應手,有一種痛快淋漓的感覺,如果換一個凶惡的人,或者陰險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握好。過去我的小說有許多是符號式的,很容易就冠上“小巷式”的帽子,或者貼上“蘇味”的標簽。在《赤腳醫生萬泉和》裏符號式標簽性的東西隱藏起來了,但是本質的內在的東西沒有變,仍然堅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