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調查用到了一個心理學的專用名詞——心理衰竭（burnout）。這種狀況被描述成身體、情緒和心理上消耗殆盡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將體驗到持續的身心疲憊不堪、厭倦沮喪、悲觀失望、失去創造力和生命活力，是身心健康的最嚴重後果。這項調查顯示，高級經理人中有27％的人有較高的心理衰竭水平。
第三組數據是來自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陳龍教授的。從2000年起持續至今，中科院以開灤煤礦作為個案，研究“社會轉型期間不同職業群體主要社會應急源和心理健康”問題。開灤煤礦是中國第二大煤炭企業，有11萬多人，這次調查結果能反映出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的所有問題。
1995年至2000年間，這裏群眾上訪來信上漲了三倍，因精神病入院人數上漲三倍。在調研過程中，不斷有幹部死亡，都在四五十歲。調查顯示：職位越高，承受壓力越大，心理出問題的可能性也越大。參加調查的人當中有3195％和1121％的人曾經分別患有或正在患有恐怖症、焦慮症、強迫症、抑鬱性神經症、疑病性神經症、癔症、神經衰弱等症狀。
第四組數據來自媒體的報道。有媒體稱：國家公布的一個專項調查中，中國知識分子平均壽命僅為58歲，低於全國平均壽命10歲左右。上海社科院《社會科學報》公布了一份跟蹤近十年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北京知識分子平均壽命從十年前的58~59歲降至調查時期的53~54歲，比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北京市平均壽命7585歲低了近20歲。而在上海地區，1994年調查的科技人員平均死亡年齡為67歲，較全市職業人群降低326歲，其中156％發生在35~54歲的早逝年齡段。中青年知識分子的死亡率大約超過老年知識分子的兩倍之多。
上班族為什麼容易患“精英症”
如果說上班族精英的工作性質就是腦力勞動，那麼當前上班族精英的勞動強度已經遠遠地超出了他們可承受的範圍。他們是在透支著自己的健康。舉例來說，高校教師對學術的思考需要連續性和深度，雖然在家辦公，卻是不分白天黑夜，隻要問題解決不了，精神就不可能鬆懈下來，工作也不會停止，所以格外容易疲勞。
再比如，大學教師不僅每人一年要承擔數百個課時的工作量，因教學需要還要翻閱大量資料。現在實行的各種聘任製，對學術研究要求非常苛刻，規定非要拿到什麼國家級、省部級的獎才行，評定職稱也規定要在學校指定的核心期刊發表多少篇文章才行。可全國一共才有多少獎、多少種期刊？怎麼能保證所有教師都有份？所以在這樣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為了能夠使自己脫穎而出，許多高校的教師永遠都處於高強度的工作中，把很大一部分時間放在自己的學術上，這樣其實是把原來應當留給自己的家庭、休閑以及健康的時間給剝奪了。而這樣的後果就是透支了自己的健康，透支了自己的生命。
令人可悲的是，時至今日，一些媒體和領導仍在宣傳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的“工作狂”，表彰模範先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不少單位一味壓任務、促進度、抓成果，而且“鞭打快牛”，將中年精英逼上隻能進不能退的“獨木橋”，而很少關心他們的工作負荷和身體健康。而中年精英又總是對事業的期望值很高，常常以忘我工作來實現自我，不注意勞逸結合，缺少體育鍛煉。中年精英中“過勞”現象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其實不僅是在教育界，在其他領域的上班族精英也都麵臨著同樣的境況。
警惕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為什麼上班族精英英年早逝悲劇頻頻上演？除了遺傳、環境、社會壓力等因素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不科學的生活方式。世界衛生組織早就指出：“許多人不是死於疾病，而是死於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個人能否長壽，固然有很多客觀因素，但膳食不合理、吸煙、酗酒、運動過少等，足以證明是導致早衰早亡的重要原因。因此，“文明病”其實並非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然產物，其真正根源恰恰是不文明的生活方式，因而在本質上是一種“不文明病”。許多中年精英長期處於緊張疲勞狀態，為了事業，整日奔波，連一點點鍛煉的時間也擠不出。結果，儲蓄了金錢，透支了健康，濃縮了生命，剛進中年就得了老年病，提前的病理死亡取代了自然的生理凋亡。這既是個人的悲劇，更是社會的悲劇。透過這些事實可以看出，我國的國民健康教育是何等欠缺，普及全民健康教育是何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