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後，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被選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會後同周恩來赴太原與閻錫山談判，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8月，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副師長，參與指揮廣陽、神頭嶺、響堂鋪等戰鬥和晉東南反“九路圍攻”。1938年4月，率第一二九師和第一一五師各一部進入河北省南部，提出在平原地區依靠群眾，開展遊擊戰爭的方針，領導擴大抗日武裝，建立統一戰線和抗日民主政權，創建冀南抗日根據地。1939年1月，參與組織和指揮冀南春季反“掃蕩”。同年6月到達山東，任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統一指揮山東和蘇北、皖北八路軍各部隊，堅持抗日遊擊戰爭，並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1940年底，返回延安。1941年7月，寫出《敵寇在華北戰略戰術的演變及其特點》一文。10月，發起成立延安黃埔同學會，當選為理事。1942年5月13日，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43年3月，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兼任中央處理委員會主任。8月，擔任抗大總學習委員會書記，領導整風學習。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先後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華北軍區副司令員兼第一兵團(後改為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8年3月至5月，指揮臨汾戰役，以大部分新組建之部隊，攻克設防堅固的臨汾城。6月至7月指揮晉中戰役，以六萬兵力殲國民黨軍十萬餘人，解放縣城十四座。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初，帶病組織指揮太原戰役，任太原前線司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太原前線總前委書記。1949年7月25日，當選為第十八兵團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軍委分工主管空軍和國土防空工作。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66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曾與劉伯承共同負責戰略研究工作，並主管空軍、防空軍及民兵工作。參與領導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和國防建設。1967年1月12日，任全軍“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2月，與陳毅、葉劍英、譚震林等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激烈的鬥爭，被誣為“二月逆流”。4月，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批判。之後，三次被抄家。9月，給毛澤東主席寫報告，請求免除全軍“文革組長”職務。1969年夏，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在陳毅主持下，與葉劍英、聶榮臻一起，組成國際形勢研究組，幾次開會討論，全麵深入研究了國際形勢，寫出《國際戰爭形勢的分析》等有重要價值的報告，為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麵提出了戰略性的意見和建議。1978年至1980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1979年2月，參與決策和指揮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屆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八屆(十一中全會補選)、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歲。臨終留下遺囑，骨灰撒到他戰鬥過的大別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陳賡
陳賡，原名陳庶康，1903年2月生於中國湖南省湘鄉縣二都柳樹鋪。1916年入湘軍當兵。1921年脫離湘軍，在長沙參加愛國活動。1922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5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留校任連長、副隊長，參加了平定商團叛亂和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東征等戰役。
1926年陳賡赴蘇聯學習，1927年初回國。同年參加南昌起義，南下途中在賀龍部任營長。1928年起，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報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蘇區，曆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麵軍的團長、師長。翌年因負重傷秘密到上海就醫，曾向魯迅介紹鄂豫皖紅軍鬥爭事跡。1933年3月被捕，嚴正拒絕蔣介石的誘降。經營救脫險後到中央蘇區，任彭楊步兵學校校長。
在紅軍長征中，陳賡任幹部團團長，曾率幹部團一部搶占絞平渡，使第一方麵軍主力順利渡過金沙江。到達陝北後任第一軍團第一師師長，參加了直羅鎮、東征、西征和山城堡諸戰役。1937年2月，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兼任第一隊隊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第三八六旅旅長，率部開赴太行山區，參與神頭嶺、響堂鋪、長樂村等戰鬥指揮，繼而又轉戰平漢鐵路中段、魯西北和冀南平原。1940年任太嶽軍區司令員，翌年任太嶽縱隊司令員，參與領導創建晉冀豫抗日根據地。1943年11月赴延安，人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率太嶽縱隊參加上黨戰役。1946年7月後，率太嶽軍區部隊轉戰晉東南，六戰六捷，在臨汾、浮山地區殲滅國民黨軍胡宗南部主力第一旅。1947年8月與謝富治率領冀魯豫野戰軍主力一部，強渡黃河，進軍豫西，開辟豫陝鄂解放區，配合劉鄧和陳粟野戰軍，在中原地區進行戰略進攻。淮海戰役中，率第四縱隊，協同友鄰部隊在徐州以南切斷津浦鐵路，參加圍殲黃維兵團。1949年任第四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所部橫渡長江，解放南昌，執行遠距離、大迂回、大包圍的戰略方針，入粵追殲逃敵，直插雷州半島，切斷白崇禧部海上退路，協同兄弟部隊進行粵桂邊戰役。繼又西進千裏，直抵雲南邊陲，指揮滇南戰役，消滅企圖逃出國境的國民黨軍2萬餘人。
1950年2月，陳賡率部進駐昆明，先後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雲南軍區司令員。1950年7月應邀赴越南民主共和國，幫助越南軍民進行抗法戰爭，取得邊界戰役勝利。
1951年，陳賡參加抗美援朝，先後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副司令員兼第三兵團司令員、政治委員。1952年6月回國：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1954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58年9月兼任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1959年任國防部副部長。
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
1950年初，胡誌明秘密訪問中國，同毛澤東、周恩來會晤，就當時國際形勢和越南革命問題交換了意見雙方商定首先發動一個邊界戰役打開局麵，開辟從越南通往廣西的交通線。我黨中央決定派陳賡為代表，協助胡誌明主席和越共中央組織邊界戰役，統一處理有關中國對越南軍事援助的各項問題；接著，應越南要求，中共中央又派出以韋國清為首的軍事顧問團，到越南協助軍事工作。
邊界，戰役之前，越南抗戰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從全國土地麵積看。解放區已占一半，雙方拉鋸的遊擊區約占2／5，敵占區戶有1／10左右。但是，就軍事力量來說，法軍還占優勢。許多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還在敵人控製下，解放區被分割成互不相連的若幹片；南部平原有幾塊小解放區，中部山區有兩塊狹長的根據地越北山區是麵積最大的中央根據地，和中國邊境相鄰，但被敵人嚴密封鎖著，法軍不斷對它進攻。這塊中央根據地隻有100多萬人口，卻要養活近20萬軍隊和幹部。每年二三月間青黃不接的時候，群眾要上山采集木薯、野菜、野果維持生活，加上瘧疾的流行，嚴重地威脅著人民的健康，越南民主共和國麵臨著嚴峻的考驗。
1950年7月7日，陳賡率領一個由政治、軍事和後勤幹部十餘人組成的工作組，還有一個警衛連和電台及其他人員，從昆明出發，穿過越南和越北的高山密林，前往越共中央所在地——太原省。
那時正是雨季，山間小路，崎嶇泥濘，行軍十分困難。陳賡拖著傷殘的兩腿，忍著入越途中發作起來的牙痛，和大家一起徒步行軍，一路上談笑自若。他堅持調查研究，注意觀察群眾生活，認真聽取越方幹部彙報，盡量掌握有關越軍發展史、當前越南戰場形勢和法、越兩軍戰鬥力的材料。
根據越方幹部介紹，法軍當時的戰略意圖是：鞏固南部的占領區；維持中部幾個較大據點，集中一半兵力在北部“圍剿”越軍主力。它首先加強越中邊界的防禦體係，作為封鎖越南、“阻擋共產主義勢力南下”的國際防線；同時，建立一條自海防經過河內、山西、和平直伸到老撾邊界的東西走廊，形成南北包圍夾擊越北中央根據地的局勢。他們對人口眾多，盛產糧食的北部平原地區進行殘酷的“掃蕩”，奪糧搶牛，毀壞莊稼，切斷越北山區的糧源和兵源，企圖在經濟上困死中央根據地的革命軍民，扼殺年輕的越南民主共和國。
當時，越南武裝力量分為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遊擊隊。主力部隊總數已有相當數量，雖有師、團、營、連的編製，但除在中國整訓和裝備的一個師和二個獨立團之外，其餘仍以連和營為單位，分散在全國各地活動，基本上還是一些遊擊隊。法軍也以營為基本作戰單位，隻是在重要據點或遇有重大情況，才臨時組織指揮部隊，調集幾個營在一起打仗，有時集中部分機動兵力，對解放區發動重點“掃蕩”；有時投下傘兵，突然襲擊叢林中的越南軍政首腦機關。越北的敵軍，一個排還敢駐紮在一些孤立據點。敵機白天在解放區低空盤旋，猖狂地追趕、掃射公路上的行人。
陳賡了解法越雙方的力量對比以後，便反複琢磨怎樣在這個基礎上，幫助越南人民軍打開一個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