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亞萬王之王陛下，在與其他列強或政府所發生的一切交涉中，可以借助於意大利國王陛下的政府。”
的確，孟尼利克二世的“以夷治夷”想法大錯特錯了。法國人暫時無力插手埃塞俄比亞，英國政府自然希望這個真空，寧可讓意大利去填補，今後也不想讓法國人去填補，因為強大的法國填補了這個真空，英國政府在未來需要時，想趕走法國人就很不容易，而要趕走意大利卻相對的好辦些。所以，英國政府眼下對意大利的做法抱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其他歐洲列強都各有盤根錯節的殖民地利益，他們也不會為一個受淩辱的埃塞俄比亞站出來“伸張正義”，所以，孟尼利克二世希望列強主持公道的幻想破滅了。
1892年4月，失望和憤怒折磨著孟尼利克二世，他算是看清了意大利這位“仁慈上帝的朋友”。他再次憤怒地寫了“致歐洲列強書”，他在書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亞維護民族獨立的決心：“如果遠方的列強前來瓜分非洲，我是決不會袖手旁觀的……”
為了對意大利政府進行報複，孟尼利克二世下令中斷埃、意關於厄立特裏亞邊界劃分的談判。意大利駐厄立特裏亞總督作為首席談判代表，對孟尼利克二世的舉動大為吃驚。在他的想象中，這位土皇帝還會像從前那樣用乞求的口吻同意大利當局討論問題，沒想到他居然拒絕了邊界談判，使意大利在厄立特裏亞上撈好處的企圖落了空。於是，他氣急敗壞地向國內報告此事。
1893年初，盂尼利克二世在各邦諸侯的支持下，決定對拒不滿足埃塞俄比亞要求的意大利政府實施第二次報複。他莊嚴地宣布：《烏西阿裏條約》將在1894年5月2日廢除。
一些平日互相有些傾軋的封建諸侯，在這危及民族存亡的關頭，也都放棄舊仇，一致表示支持孟尼利克二世抵禦外敵。伍德羅·威爾遜
1912年6月25日，美國民主黨在巴爾的摩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一開始，克拉克、安德伍德和威爾遜得票大體相當。到了第十次投票時，安德伍德落馬，克拉克取得多數，但還不到規定的三分之二多數。到第14次投票時，威爾遜開始得勢。經過激烈角逐，加上雙方代表的助威，到了第46次投票時，威爾遜終於獲得了民主黨的提名。
威爾遜的競選口號是“新自由”——反對壟斷，要求恢複自由競爭。當時美國壟斷組織雖已控製了國民經濟的命脈，但還沒有占領一切陣地，因此威爾遜的口號頗受人數眾多的中小資產階級的歡迎。
然而，要把占選民多數的中小資產階級爭取過來，威爾遜還要戰勝羅斯福。可巧羅斯福在巡回競選中遭人暗殺，雖沒亡故，但被送進醫院。威爾遜馬上發表聲明；“我崇尚公平競爭，因此在羅斯福先生住院治療期間，我將不參加任何競選活動。我要用自己的行動來貫徹我們美國人最講究的公平競爭原則。”
威爾遜的聲明的確收到了積極的成果。在投票中，威爾遜戰勝了所有對手，當選美國第28屆總統。
1913年3月4日早晨，初春的華盛頓還有微微的寒意，但等到太陽升到半空時，又似乎帶來了令人愜意的溫暖。就在這一天，威爾遜登上典禮的主席台，在最高大法官麵前宣誓就任美國總統。
在上台的頭兩年，威爾遜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美國國內工商業的發展，但由於當時的世界形勢正處在急劇大變動的前夜，“山雨欲來風滿樓”，威爾遜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外事務方麵。
威爾遜很關注中國事態的發展，他曾打電話給孫中山先生，表白自己對“中國人民走向自由的運動寄以最大的同情。”但在實際上，威爾遜的目的是在中國國內找代理人，以避免日本在華取得更大的利益，從而排斥美國的勢力。
美國最初拉住了袁世凱，但在袁稱帝不成鬱鬱而終之後，又不得不對日本退讓，簽訂《藍辛—石井協定》，承認日在華享有“特殊利益”。
然而，威爾遜上台後首先予以重視的區域是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1913年10月27日，他在亞拉巴馬州的莫比爾市發表了“睦鄰演說”，宣稱：“我們同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就是人類大家庭的關係，其目的就是促進各國的真正自由。我們必須保證，不論任何時候，都不容許把物質利益置於人類自由和國家自由之上。”
威爾遜也確實采取了某些行動，以表示他“睦鄰”的誠意。比如，他下令向哥倫比亞政府提供25007美元的“補償費”，以補償以前美國強行從哥倫比亞割走巴拿馬給這個國家帶來的損失。
這種作法好像不同於他的前任，但實際上，在威爾遜任總統期間，美國對拉丁美洲的幹涉大大超過以往，其中對墨西哥人民革命的幹涉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自1876年起，維護封建莊園製度的波菲裏奧·迪亞斯一直把持著墨西哥的政權。1910年，墨西哥人民舉行起義，推翻了迪亞斯的統治，但到了1913年，政權又落到獨裁者韋爾塔手中。
墨西哥人民不願放棄民主權利，於是在該國北部出現潘喬·比利亞領導的農民起義，在中南部出現薩帕塔領導的農民暴動，以及由城市中產階級代表人物卡蘭薩將軍領導的武裝聯合陣線。
美國原來是支持韋爾塔政權的，但發現韋爾塔與英國、德國的資本家有勾結，轉而又支持卡蘭薩。於是，1914年4月9日，威爾遜派兵4000人占領了墨領土韋拉克魯斯港。
美國軍隊的行動使墨西哥內部各派立即停止了內戰，宣布一致對外，並呼籲拉美各獨立國家給予支持，使美國一下子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威爾遜原來就不擅長搞外交，又好一意孤行，現在碰到難題，隻好找被他任命為國務卿的布賴恩求教。布賴恩畢竟老謀深算，他找來拉美“ABC”國家(即阿根廷、巴西和智利)駐華盛頓使節，要他們從中斡旋，使美國能下台階，“不丟臉地”撤出自己的軍隊。
在“ABC”三國的調解下，威爾遜總算渡過了這一關。不過他不甘心，又同卡蘭薩掛上線，給這一派提供軍火支援，終於在1915年使卡蘭薩取韋爾塔而代之，當上了墨西哥總統。
卡蘭薩當政後，沒有履行進行農村改革的諾言，反倒用美國軍火武裝起來的軍隊鎮壓比利亞和薩帕塔的農民武裝。威爾遜為了使卡蘭薩在今後能聽從美國的擺布，允許他的軍隊通過美國領土，從側後進攻比利亞的遊擊隊。
美國的行為激怒了比利亞，1916年3月8日晚，比利亞帶領由400人組成的部隊，越界進入美國新墨西哥州的哥倫布城，向駐紮在那裏的卡蘭薩的軍隊發起進攻，共打死35人，其中也有幾個幫助卡蘭薩訓練部隊的美國軍士。
比利亞的行動使威爾遜又一次找到直接幹涉墨西哥內政的借口。3月15日，他下令約翰·潘興將軍率領一萬美國陸軍侵入墨西哥，揚言要活捉比利亞問罪。
然而，雖然美軍實力雄厚、神氣十足，但比利亞在廣大農民的支持下與美軍展開遊擊戰，使得潘興圍剿了10個月，進入墨西哥縱深300多公裏，幾乎一無所獲，最後不得不請求威爾遜同意撤軍回國。威爾遜見無法取勝，隻好同意。穆斯塔法·基馬爾
1905年1月，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軍事學院正在舉行畢業典禮。
學院訓導部裏，手裏拿著畢業證書的穆斯塔法·基馬爾被保安憲兵當場逮捕了。
兩個月後，憲兵當局沒有拿到更多的真憑實據，隻好將基馬爾釋放。但是，伊斯坦布爾軍事學院在他的履曆表上注明了“因該生在校期間表現出‘政治上不可靠’，嗜好‘禁書邪說’，不能分配回馬其頓。”
馬其頓是基馬爾的故鄉，是民族解放運動呼聲最高漲的地區之一，青年土耳其黨人在這裏十分活躍。所以，官方不能讓這樣一個“危險分子”到如魚得水的地方去。基馬爾接到通知，他被派到帝國屬地的敘利亞大馬士革騎兵團服役。這無疑是官方的政治歧視，24歲的基馬爾上尉剛進入社會，就被責罰離開土耳其本土走向戍邊的道路。
1913年底，他被調到索非亞擔任駐保加利亞武官。此時，歐洲列強在巴爾幹半島的利益爭奪達到了白熱化。土耳其經過1911年9月至1912年10月的意、土戰爭，1912年10月和1913年6月的兩次巴爾幹戰爭，對外政策急驟地向右轉，倒向德、奧匈同盟。思維爾和塔拉特把撈回幾次戰爭中土耳其失去的土地的希望，寄托在與德、奧匈同盟合夥上。基馬爾得知後，向國內的恩維爾急切地呼籲：“土耳其如果輕率地參戰，將是一場可怕的災難！”
一個駐外武官的呼籲恩維爾根本不屑一顧。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8月2日，土耳其與德國在伊斯坦布爾簽訂秘密軍事協定，8月10日，德國“戈本”號和“布勒斯魯”號巡洋艦開進土耳其的達達尼爾海峽，10月29日，德國和土耳其聯合艦隊炮擊俄國黑海沿岸地區，土耳其以實際行動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作為一名軍人，基馬爾十分苦惱。他憎恨這場不義的戰爭，但他又是一個軍人，似乎又沒有理由不服從所謂國家利益的需要。
基馬爾的軍事才華和功績，在伊斯坦布爾的軍政界引來一片讚譽，連歐洲一些報刊也對他的英勇行為和軍事天才予以連篇報道。土耳其議會一致通過授予他“伊斯坦布爾救星”稱號，1916年4月，穆罕默德五世以土耳其蘇丹的名義封基馬爾為帕夏，土耳其政府批準晉升他為陸軍準將。
在諸多矛盾中，基馬爾準確地抓住了英、法間的主要矛盾，並決定利用矛盾。乘著基馬爾安卡拉政府打了勝仗，法國政府照會各協約國，提議要修改色佛爾條約。駐在土耳其基裏基亞和伊斯坦布爾的法國官員，還以形形色色的“非官方”身份去安卡拉訪問，表示“同情”基馬爾政府酌行動，詛咒英國人的可恥行為。基馬爾認為機會來了；他私下裏向法國官員表示：“安卡拉政府願意考慮和維護法國在土耳其的經濟利益。”
法國政府很快接受了基馬爾傳遞來的秋波，議會裏的大老板議員們更是感到亢奮，他們嚷嚷著要克利孟梭在同基馬爾打交道中拿出誠意。克利孟梭派人向基馬爾試探：“基馬爾閣下準備進行什麼級別的會談?”
基馬爾十分痛快地回複法國政府：“我願意親自參加會談，隻要法國政府有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