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遵照她的遺言，骨灰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她父母陵墓的東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為她立碑銘文以表紀念：宋慶齡是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她為國家和人民所建樹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周恩來
周恩來(1898～1976年)，江蘇省淮安人。1917年畢業後赴日本求學。1919年回國。“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1920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秋回國後，先後擔任了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長、軍事部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政治部主任，東征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等職。1926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27年2月任中央和上海區委聯合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委員，領導了上海工人第3次武裝起義。大革命失敗後，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了南昌起義，此後，他在一段時期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31年12月到中央蘇區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委員會副主席。1933年春，同朱德指揮第一方麵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他對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抗戰爆發後，周恩來被推選為中央軍委副主席。1938年3月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1943年8月回到延安後，繼續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抗戰勝利後，同毛澤東等赴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以後率代表團繼續留駐重慶、南京同國民黨談判。1946年11月回到延安。1947年8月兼中央軍委總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政務院總理，後為國務院總理直到逝世。他深謀遠慮，促成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在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當時位居“剿共”最前線的東北軍少帥張學良和17路軍將領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兵諫，扣留了前來督戰的蔣介石。當消息傳到延安後，中共中央急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力使事變妥善解決，最後促成全國團結一致抗日的最終目的的實現。
周恩來當時認真分析了蔣介石的心態和性格後，認為對蔣不應用強，而應該采取積極謙遜的姿態使他保持一國領袖的自尊。這一招果然奏效，在蔣介石聽到共產黨決定團結在他的周圍，聽他指揮，共同抗日的允諾後，終於改變頑抗到底的態度，答應了團結抗日的主張，最終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在周恩來的軍事鬥爭生涯中，利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謀略思想對國民黨軍隊所做的策反工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長期以來運用智謀在敵軍內部建立的軍事統一戰線，極大的推進了解放戰爭的進程。免使兩軍對壘、生死拚搏的戰場上，最終出現了異軍突起、戰況劇變的奇觀。以馮玉祥的舊部為例，周恩來通過各種策略積極爭取，使擁有兵權的原西北軍將領中，除去馮治安、劉汝明、孫連仲諸人外，幾乎都走上了起義或投誠的道路。又如在1947年2月的萊蕪戰役中，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李仙洲率第73、46兩軍由萊蕪向北突圍，但因路少，車輛、輜重、人員、馬匹爭相奪路，擁擠不堪，無法保持正常的行軍隊形。在我方策動下，敵第46軍軍長韓練成突圍前敵總指揮，秘密出走，更增加了敵軍的混亂。當敵軍完全進入萊蕪、吐絲口間我軍預設的袋形陣地後，大部被殲滅，李仙洲被生俘。
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周總理縱橫捭闔，表現了一代外交謀略家的風采。當時，以菲律賓、巴基斯坦、錫蘭和土耳其等為代表的親西方國家，唱起一曲不和諧的調子。他們在發言中含沙射影地提出所謂“共產主義威脅”、“顛覆活動”，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矛頭實際上指向中國。會議氣氛變得相當緊張，必須迅速作出反應。周總理經過深思熟慮，放棄了正麵反擊戰略。決定詳細闡明中國對國際社會的立場，來間接回擊一些國家的敵視態度。他將原發言稿棄之不用，空手走上講台，作了一篇精彩的即席發言。
周恩來是一位舉世公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無論是在生死攸關的戰爭年代，還是在戰後風雲多變的國際舞台上，表現出了駕馭國家前途和命運的超凡膽略和智謀。陳毅
陳毅(1901～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1954～1972年)兼外交部長(1958～1972年)。獲元帥軍銜。1901年8月26日出生於四川省樂至縣，1916年就讀於成都甲種工業學校，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秋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秋天，陳毅進北京中法大學學習，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任中法大學中共支部書記。
建國後，陳毅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１９５４年任國務院副總理。１９５８年兼任外交部部長。還曾任國務院外事辦主任，外交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副主席。是中共第七、九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建國後至1958年任上海市長。1958年起，他作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外交政策思想，參與製訂新中國長遠的外交戰略方針，協助周恩來參與了一係列重要外交活動。1952年10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出席蘇聯共產黨第19次代表大會，會晤斯大林。
1954年10月，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出訪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並順訪波蘭。1955年4月，作為周恩來的主要助手和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赴萬隆出席亞非會議。1958年2月，首次以副總理兼外長身份隨周恩來對朝鮮進行友好訪問，對中國人民誌願軍回國事宜作了妥善安排。
1955年，周總理和陳毅同誌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亞非會議。陳毅同誌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對於敵視、損害中國的言行，他敢於橫眉冷對，據理駁斥，毫不含糊。他不畏強暴，敢於鬥爭，堅決反對外來幹涉、控製和威脅，充分體現了一位偉大愛國主義者的英勇氣概。
1960年，陪同周恩來或單獨率團先後訪問了緬甸、印度、尼泊爾、柬埔寨、蒙古、阿富汗等國，簽訂了中國同尼泊爾的友好條約和經濟協定、中國同柬埔寨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國同蒙古的友好互助條約以及中國同阿富汗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
1961年5月至1962年5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討論和平解決老撾問題，促使會議達成協議，簽訂了《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和《關於老撾中立的宣言的議定書》。
1963年底至1964年初，應邀參加肯尼亞獨立慶典，並陪同周恩來訪問非歐亞14國，實現了新中國領導人對非洲大陸的第一次訪問。
1964年4月至1965年6月，為籌備第二次亞非會議奔波於雅加達、開羅、阿爾及爾之間。當東道國阿爾及利亞發生政變使會議擱淺後，參與磋商，強調亞非團結，反對分裂，促使達成會議延期的協議。此外，他還多次出訪亞非國家，僅對緬甸一國，即達10次之多。
自二戰結束後，中日兩國間便陷於冷戰狀態，政府間交往中斷，隻保持了一部分民間交流，而建國後的中日外交則麵臨著新的考驗。五十年代剛剛出任外交部長的陳毅正在尋找打開外交僵局的突破口，恰逢日本圍棋代表團訪華，這位聞名政壇的圍棋迷抓住這一機會，他曾向日本自民黨著名政治家鬆村謙三先生建議，“圍棋、乒乓、書法、蘭花都可以交流”。在他的倡議影響下，中、日兩國圍棋界開始交流互訪。
1964年12月，日本29位著名圍棋手發表呼籲書，號召日本800萬棋手參加要求恢複中日邦交征集3000萬人簽名的運動。同日本的民間交往遍及日本各界和各個階層。陳毅同誌對常駐我國的外賓和外國專家也關懷備至。
他與斯特朗、西園寺公一、路易·艾黎等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都有深厚的友誼。在毛主席、周總理和陳毅同誌的領導和推動下，我國的民間外交得到迅速發展，與國外的交往成倍增加，出現了“風雷驅大地，是處有親朋”的大好局麵。
陳毅正是抓住了圍棋在日本的影響（日本有800萬人下圍棋），把圍棋與外交聯係起來。在陳老總的熱心推動下，日本棋界名人聯合發表了呼籲書，要求日本政府改變對華政策，早日實現邦交正常化。
今天，當我們從片中看到陳毅拈起棋子，思考片刻，指落中枰時，都會情不自禁地由衷感歎陳老總胸中的雄韜偉略，演繹出新中國外交史上一個輝煌的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