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他們有什麼需要，女生駱晶誇張地喊了一聲：老師啊，我要吃白米飯。疫情剛發的幾天，學生食堂大半關了做清潔，學生們隻能在校內買方便食品，白米飯成了理想。林樂慶趴在講台上，想帶點水果來，橘子啊，香蕉啊，好像他念誦的每一樣都是仙山上的珍果。霍亂末期，聽說有老師把學生藏在汽車裏拉到校外去飽餐一頓，有點飛躍柏林牆的意味。
我對他們說，感謝所有的突發事件，從某個角度說，正是它豐富著我們的經曆。比如我自己，我感謝我經曆過的一切，因為生活本如此，它給我什麼，我就承受什麼，人就是在這種複雜的承受中得到曆練，這話作為我對學生的安慰。本來這節課準備讀一篇記錄
2008年春運的文章《被踩踏者李紅霞的人生》，臨時改了主意，我說我們換個內容，不要在這個特殊時期增加感傷，沒想到下麵都在說老師讀吧，齊仙姑的聲音最大，她說：“生活本如此。”這正是我剛隨手寫在黑板下邊的五個字，還沒擦掉呢。
下課，李博過來跟我說，這些天他都有寫日記。我說我的日記也格外詳細。另一個學生在後麵說，現在這樣好，到校外幹什麼，還不就是去花錢消費？現在挺好，錢都省下了。
霍亂鬧了十天，11月12號恢複正常。我發現，剛進校的大一學生對自由的渴望最低，除了要白米飯要水果好像再沒更多要求，而年級越高對限製自由的反應越強烈，有2007屆的同學保留著服藥說明書，有人想方設法跳牆開條子混出校園。外麵沒什麼，但是有自由。
13.考試真不是個好東西
那天一進教室，就感覺氣氛不對，本來我提前了十三分鍾到，教室裏居然坐得滿滿當當。天氣涼，他們都穿得臃腫，黑乎乎的格外壓抑又格外整齊。我一出現，全仰著臉望我。我有點糊塗，這是怎麼了，再看每人桌前都端端正正擺著紙筆，忽然想起，是我說的今天“考試”。雖然之前早交代過，考試隻是用一節課時間，寫一篇作業，題目也是和他們再三商量過，開始是“火車”，有人說沒坐過火車，最後改成“車”，有人說，車太不好寫，最後的題目是“車或者其他”。
至於這麼緊張嗎？我問。平時的幽默感全沒了，個個好像很怕被我誤導迷惑，不管我說什麼都百毒不侵，端坐不動，似乎我會忽然變臉，發布什麼刻薄刁難的決定。
上課鈴一響，下麵奮筆疾書。度過了這學期絕對安靜，絕對鴉雀無聲的四十分鍾。鈴再響，有人看表，有人擦塗，有人翻來翻去再三核對，都舍不得把那張作業交上來。
直到手上沒有那張紙，他們才會笑了，胳膊腿都能舒展了，恢複了正常年輕人的全部活力。我說，誰想把一件本不重要的事搞得煞有介事，那就是考試，它可真不是個好東西，我算是長見識了。
正是在我們考試這天，班長提醒：大夥都聽好了，咱就是掛科了也不能作弊。他指的是後麵的幾科閉卷考試，又開除又記過地強調了幾遍。
寒假期間，看到報紙上一篇安徽高中生的文章，說自己被中國考試逼瘋了，我絕對讚同這說法。
14.在太陽下麵
晴朗的上午，五樓教室門口的長廊上站了十幾個曬太陽的學生，他們的臉都明亮，又年輕又好看，都是我們班的。我說太陽真好啊，第二節課我們到草坪上去，大家雀躍。自由好，太陽好。
就是那個在草坪繼續上課的上午，總是有故事的趙朝舉給大家講：在家鄉，他的村子裏，有好幾個右手缺食指的老頭。同學們全問為什麼。他說，聽說都是早年怕當兵，自己弄殘的。我問具體多少個？他說大約六七個。有人問：多大年齡的老頭。趙朝舉說，五十多歲。有對軍事感興趣的男生馬上說：哦，是越戰。在海島的冬日陽光下麵說到這個話題上，想到那些自斷手指的山民，不知道該說什麼。
起初，學生們對什麼是文字的“張力”不理解，趙朝舉在給我們講過大地和土豆之後，又在這個晴朗的上午講了自斷手指的故事，我說，我們來體會這些互不相幹的事物間包含的東西，大約接近了張力。
15.困惑
困惑是雙重的，有他們的困惑，也有我的困惑。
接近2008
年末，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已經很突出，未來的不可預料增加了學生的擔憂，而作為剛剛進入大學的大一學生，高考的痛苦折騰還沒過去，他們還想享受一下忽然解放了的輕閑。這樣，他們的心態是既想悠閑又很不踏實。接近期末，我問他們有什麼困惑。
一個同學的回答是：為什麼到了大學裏安靜下來看書的時間反而太少，為什麼對學習沒了以前的熱情，為什麼再也沒有緊迫感雖然明知將來就業形勢不好，為什麼開始喜歡和適應在外麵吃飯喝醉唱歌？
另一同學說：很多時候，我的想法很少純粹是自己的，大多是外界給的，有時候不敢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也容易受別人影響，聽說看的書多了，人就充實，但有些人書看多了就變得極端了。
第三個同學回答：我覺得從小到大生活平平淡淡，沒有精彩的內容，沒有經曆，覺得自己空空的。
放假前，遇到去買棉衣的學生周坤婷，她問我：在大學裏能學到什麼？將來能做什麼？自己心裏一點兒也不知道，很糊塗。
這個學期，三次遇見2006屆的同學鄧伯超，我還清晰記得他讀大一時候，在課上發言，說他最喜歡的電影是《古惑仔》，他家鄉的學生們都崇尚古惑仔，引起哄堂大笑。現在他已經大三了。一次他在校郵局門口架機器，看見我，笑笑。另一次，還是正跟幾個人一起忙著弄三腳架，沒看見我。12月去旅遊學院報告廳的路上碰見他，那天我參加朗誦，他做攝像。雖然是晚上，我還是明顯感到他的情緒低沉鬱悶，兩個人都不說話，隻是趕路，他身上機器電線的，掛了不少。後來我問，課程緊？他說不。又過了一會，他主動說：真不知道能學到什麼，越學越沒信心，沒有方向，有的老師上課……我看老師自己都不懂。然後還是沉默。到了報告廳，他說老師我去幹活了。我看他悶頭架機器，人忙起來情緒會顯得好一些。大四同學告訴我說，現在班上的男生有兩種，臉黑黑的整天拍片子，臉白白的整天玩遊戲。
一個學期下來，我在檢討我自己，我給了他們很多新鮮東西，但是，建樹太少，沒有鞏固的時間，三個多月太短促。還有，我以為我給了他們，究竟有多少能被他們接受？進入
2009年，見到餘青娥，她問我：老師說生活給我們什麼，我們就接受什麼，那得多大的勇氣和堅定啊。我在想，我還應當有新辦法，用好我有限的時間。
同時，我也很清楚，他們眼下最想要的就是怎樣就業，怎樣順利輕鬆地融入這社會，怎樣過上最好的生活，我不能給他們這個。我能給的也許恰恰不是他們現在正想要的。
我理解的教育是應當有承繼性的，有相對一致的基準線，可是，我沒在他們身上看到這個基準。而他們又太需要成功了，這成功甚至應當最快速最簡捷地獲得。而我自以為能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影響他們，結果會不會恰恰相反。假如，他們真的接受了我的影響，一旦離開這間教室和大學校園，很可能瞬間就被現實擊潰。我的所有心思和努力，也許正在讓他們變成一個個痛苦的人。
在吊著明晃晃日光燈的教室裏，我和學生們度過了2008年度的六十五個課時，然後，他們再去其他教室聽其他的老師講課，然後，三年一眨眼，各奔東西。再然後就完全不知道了。
2009年1—2月
海口—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