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一本書的傳遞——北島《城門開》
帶了香港牛津版的《七十年代》去上課，一個學生翻看它。我說可以借給你看。他拿到手上說：哎呀，這麼沉啊！
一個女生告訴我，她平時讀書，文學少，厚書少，多數是圖片什麼的。
網絡時代加劇了對圖書的忽視，典籍和名著都有退後和失效，學生也不再唯老師是聽，由個人興趣引發的對某些信息的探求和研究，很多都遠超過老師。在詩歌課上，我盡量帶去相關資料：海子手抄的詩稿，顧城的信，1979年的《今天》和《這一代》，在有圖有真相的時代，實物更有說服力。
有學生向我借北島的《城門開》，書交他之前，我急著往《城門開》裏夾幾頁白紙，囑咐他記記感想。大約三個月後書還回來，沒留隻言片語，那幾頁紙也沒了。這事讓我想測試一下，像《城門開》這本不厚的書，一個學生要看多久。有二十個人自願報名讀它。我說有兩個條件：一、要寫書評；二、我要測試你們的閱讀速度，抓緊看，抓緊傳遞。他們突然來了興致，躍躍欲試：老師，就像傳一隻漂流瓶嗎？原本，我想到的隻是傳遞一本書，沒想到這其中的遊戲感。
第一個星期過去，我問了，隻有一個人看完了，我催他們說這可是測試。一個月過去，有十二個人讀完這本書，平均每個人兩天多，都寫了讀書筆記。餘亨報名晚了，排在最後，他自己去買了三聯版的《城門開》，讀後，寫了相當有見解的書評。
即使想讀書的學生，也常常不知道該讀什麼書。買書太貴，他們承擔不起。圖書館匱乏，聽說書籍混亂，每本書都待在它不應該待的書架上。而圖書館閱覽室被考研大軍霸占了，隻要占座人說考研，其他人就得讓位，秋天以後，這成了校圖書館的潛規則。年底的校園，考研的組成了最盛大壯觀的群體。體育館看台一角有個背英語的，一經過，我就想到對天狂吠。
四個學生在研究生考試結束後和我聯係，都說終於結束了。很多人好像是被外星球力量推動著才去考，好像和自己沒關係，一個程序，它完成了，對自己有交代了，拜拜。
本學期還介紹另四本書給學生：《夾邊溝記事》《尋找家園》《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中國在梁莊》。
6.新聞和曆史
從2007年在課上偶然加入新聞環節，後來就發現它其實必不可少。
2010年9月到12月，社會新聞照例多，且猝不及防驚心動魄。最初的一個月由我來說新聞，後來大家自願參與，大約十分之一的學生上台講過新聞。他們課下做準備，有配圖，有加音樂，也有帶個人觀點的時事短評。他們選的新聞，比我的更活潑更時尚，有的更尖銳犀利。網絡時代信息過剩，好玩的東西和本人直接相關的都看不過來，有人看頁麵上一跳出新聞框就關閉，現在課上大家一起談論新聞，超過90%的學生表示讚同和有興趣，甚至有人就是奔著這個環節來的。我希望他們關注新聞關注現實，因為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所有事件，都關乎我們活著的背景和我們的未來。
和新聞同樣重要的還有曆史。所有的新聞事件在發生之後自然成為曆史，我們的此刻在下一刻就進入曆史。曆史的真實絕不是鎖定在書本上，而是存活在具體的每個個人的鮮活記憶中，聽我這麼說，有人讚同，有人遲疑。關於曆史，和學生之間曾經有過這段對話：
學生問：老師你平時看什麼書？
我說：曆史的多。
學生轉過頭來問：是我們書上的？
從她的神色我確信，她說的是曆史教材。
很多曆史事件和細節，因為中考高考都不會涉及，多數中學老師會提示這些不用記，該記的內容還記不過來，何況不會考的？開學初我們有調查“你知道什麼新時期的細節”，有人直接回答不知道。我要讓他們知道。
7.學生名單和一盤散沙
我保留著2005年起每一屆教過的學生名單。2005年，教師拿到的名單有以下九項：學號、學生姓名、性別、宿舍編號、個人電話、宿舍電話、家庭地址、家庭郵編、家長電話。後來逐年簡略，到了2010年，下發給老師的學生名單隻剩兩項：前麵一串數字學號，後麵是學生姓名，是男是女都不再標出。
報名讀詩的時候，有個班的學生先寫學號，後麵才寫自己名字。我幾次提醒不用寫學號，直接寫名字。少數幾個改正了，很快，後麵的又自覺恢複了學號。
我問為什麼。
他們說：習慣了，老師都要求寫學號。
每個學生對應一組數字，方便老師在電子檔名單和紙質名單上查找和填寫分數。但是，人被數字取代，老師不再方便記住和認識每一個學生。
正是這個“酷愛”填學號的班，有學生告訴我：我們這個班從剛入學的軍訓就被校領導罵過，說我們一盤散沙，後來所有老師一提我們這個班就頭疼，都說這班將來出不來什麼人，太散了，集體活動搞不起來，各幹各的。
我認真觀察了這個班，作為個體足夠活潑靈動，很願意表達自己的想法。
一盤散沙是慣用貶義詞，我讀書時候就常聽，常反感。一盤散沙，正是現代人的最通常狀態，一盤散沙就是不趨同不湊熱鬧不非理性不一鍋端。
而很多學生對被定格為一盤散沙，倒是很在意，很不情願，多人和我討論這說法。年齡出身經濟條件和未知的未來，讓人格外感到弱小，格外渴望集體，渴望從更多的人那兒獲得溫暖和力量。梁紀元和李亞駒都和我強調過這種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