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記事起，我從來沒有過過這樣自由的生活，我再也不屬於哪個集體了，這感覺好得不踏實。在人才市場排隊等著叫號時，還頗為糾結了一番，要不要給自己上個社保？一想一個月要交700多塊錢，一年8000多夠我去玩兩趟東南亞了，決定還是買份便宜的商業保險，靠意誌力挺過即將到來的感冒發燒頭疼腦熱。以後的日子都要靠自己操持，一切安全網都不存在了，這種重大的責任感讓我生出一份悲壯的自豪。
李靜睿在《一個正常人為何淪為劊子手》裏提到，德國於1945年5月8日戰敗投降，前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茫然地說：“我現在，從此沒人會領導我，我得單槍匹馬過日子，再也沒有人會向我下指令，再也收不到命令或指示，沒有任何條例可依循——換句話說，我從來沒有這樣活過。”拋去所有政治立場和曆史背景，我和劊子手艾希曼感覺是一模一樣的。過去25年，我從未有任何機會脫離集體，以個人的身份生活和作決定，以至於我快要忘記自己還有自由意誌。
1982年國家開始推行獨生子女政策，6年後我出生。曾經有一個時期，我是為獨生子女的身份驕傲的。我們大概是國家第一批獨生子女，班上的同學大多都跟我一樣，隻有少數從縣、鎮、農村來的孩子家裏還有兩三個兄弟姐妹。每次英語課老師教對話：“Do you have any siblings？”（你有兄弟姐妹嗎？）我都響亮地回複：“No！”14歲之前，我媽每年都給我60塊錢，說是國家發的獨生子女獎勵。於是十一二歲的時候，我光榮地拿著國家發給我的錢，享受著一個虛假的光環。政治課上，老師一遍一遍讓我們背下來：“對外開放和計劃生育是我國兩項基本國策。”我拿熒光筆把這句話畫下來，心裏有種政治上正確的自豪和妥帖。第一次感覺我的生活裏缺點什麼是19歲那年夏天，我的小舅媽在我生日當天生下了一個6斤重的女嬰，我第一次體會到做姐姐的快樂。我能幾小時不動地看著她，給她換紙尿褲，給她讀《芒果街上的小屋》，恨不得走到哪兒就把她招搖的小嬰兒車推到哪兒，她是我生命中的碧綠。直到現在每每看到朋友家裏擺著的兄弟姐妹打鬧的照片，我都發自肺腑地豔羨。這也讓我第一次認真反思，之前那些年堅信的理念是否真的都能堅實地踩在大地上？小到晚飯吃大白菜還是小白菜，大到結婚生子，有多少人生選擇和決定是發自內心的，又有多少不過是隨波逐流？
1999年秋天，父母把我送進寄宿學校讀初中。在那兒的3年我和我的同學們像機器人一樣訓練有素，每天過著一模一樣的生活。早晨六點半起來跑步，頂著睡意和睡得亂七八糟的頭發圍著操場一圈一圈跑，然後回宿舍刷牙洗臉，排隊吃早飯，周一、周四早餐是牛奶和麵包，其他三天是白粥和小籠包。飯後回教學樓上課，做課間操，下課，排隊吃中飯，吃飯時不準說話，回宿舍強製午睡，睡覺時不準說話，一小時後回教室接著上課，下課，排隊吃晚飯，回教室上晚自習，下晚自習，去熱水房灌一壺熱水，洗臉刷牙，十點半關燈睡覺，關燈後不準說話。每天如此，沒有例外。一千個學生在做課間操時，看上去像是一千個複製出來的麵孔。可這3年裏我學會了逃課和說髒話，學會了翻牆出校和混進網吧看台灣言情電視劇，每天都在一模一樣的日程裏學會新的生存技能。我的同學們更厲害，早戀，分手，打架，抽煙，好像越是被壓製的環境裏，我們反抗的意誌力就越堅韌。多年過去之後再回憶，我在十一二歲的年齡裏，就已經經曆了一個精彩和完整的青春期。2002年夏天，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績考上了全省最好的高中，於是所有在初中裏逃過的課都可以忽略不計，沒有人記得我罵過的那些髒話，所有人都說我是個完美學生。那個夏天我又一次和媽媽去了北京，早起在天安門看升旗，我突然胃裏翻江倒海，在國歌的雄壯節奏裏豪邁地吐了兩分半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