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又一次麵臨人生選擇，大學讀什麼，到哪個城市讀。我毅然決然地盲目決定讀醫學，幻想出來的治病救人成就感讓我感覺人生好像有了個叫夢想的東西。交誌願表的下午我在炎熱的教室裏塗卡塗得滿手都是汗，從提前批到普通本科，每一個誌願都塗得嚴嚴實實，雖然知道我大概不會去大連讀一個水產專業，可還是認真無比地把每一個數字都塗得完美。結果3個月之後，我陰差陽錯地去讀了英語。誰說人生不是一個巨大的黑色幽默？思前想後有什麼用，到最後不過是一個隨機的意外。
2008年，大三。突然間所有人都在考托福雅思，剩下的人在考研和工作間反複掙紮，一半時間泡在圖書館翻一本永遠也看不完的書，另一半時間穿著便宜又蹩腳的職業裝奔波在各種招聘會之間。我完全沒有真正思考過為什麼要讀研，其實就算花時間去想也想不明白，那會兒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獨立思考。在圖書館租了一個學習間，每天早晨拿著政治複習材料用力背，其實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一個月後我不抱希望地去麵試浙大免試推薦研究生，考官問我為什麼要讀語言學，我看著窗外黃昏美麗的天色，說我要做一個語言學家，說話的時候我的眼睛裏好像也閃著光。可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心裏突然有個聲音暗暗說：明明是想去德國讀社會學的呀，學了兩年德語，怎麼輕易就放棄了呢？
在浙大美麗的校園裏混吃混喝混到了快畢業，我才後知後覺地發現下一步還沒有著落。2011年的初秋，我匆忙奔到北京，實習，麵試，簽約，每一天日程都排得滿滿的，急躁地隻想找到一份薪水不錯的工作安定下來。我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敢想，到底自己這一輩子想做什麼。
直到兩年後交上辭職信的那天，我終於為自己做出了一個決定。我不想再做人群裏毫無辨識力的一張麵孔，我不想隻做巨大統計數據裏的一個小小貢獻者，我不想被人潮擁著一步一步往前走到一個對我毫無意義的終點。我要寫我的故事，過我的人生，做脫離集體的選擇。
辭職後的第一周我在惴惴不安中度過，就像海德格爾說的：“人不自由時感到不滿，自由時感到恐慌。”第一個不用工作的星期一，我六點半照常醒來，衝了個冷水澡，吃完早餐，然後發現自己無處可去。大把大把時間供我安排，我反而不知所措。有集體的好處是不用對自己負責任，到時間就上班，到時間就吃飯，到時間就坐上回家的地鐵，不用思前想後把每一種可能性都權衡一遍，也不用一次次叩問自己，到底想用有限的時間做些什麼。而當我適應了無組織的生活狀態，過濾掉來自外界的壓力和發難，我終於能享受這份代價甚大的自由。一年前我在微博裏寫：“好希望有一年能什麼也不做，租一個有落地窗的朝南房間，一早坐在被曬得暖暖的地板上看書，廚房裏熬著我愛喝的蓮藕豬骨湯，下午披上大衣出去散散步，在公園木椅上坐會兒，晚上聽著帕格尼尼寫點東西就睡覺。不用跟人說話，也沒有正經事兒做，這就是我人生的大理想。”沒想到幸福來得如此突然，我就這樣簡單粗暴地實現了我的理想。這一切和失業無關，我一直追求的無非是內心的自由。我知道我會馬上回去工作賺錢養活自己，也知道下一次我會真真正正地聽從自己的心。我花了那麼多年把自己變成跟別人差不多的樣子，又用了更久的時間把自己找回來。在把自己扔出舒適區之後，我才發覺自己需要的根本不是一條後路，而是應對各種突發狀況的冷靜、智慧和能力，而這些是無法從舒服的生活裏得到的。我做了選擇，也願意開心地擁抱所有未知的後果。
《嚎叫》裏我最喜歡的一段是艾倫·金斯堡像子彈爆發般地寫下：“他們縱身跳下布魯克林大橋確有其事，然後悄悄走開遁入霧蒙蒙的窄巷和車水馬龍，忘在唐人街的精神恍惚裏，甚至顧不上一杯免費的啤酒；他們在窗台上絕望地唱歌，翻過地鐵窗口，跳進肮髒的巴塞克河，撲向黑人，沿街號哭，在破碎的酒杯上赤腳舞蹈，摔碎20世紀30年代歐洲懷鄉的德國爵士樂唱片，喝光了威士忌呻吟著吐入血汙的廁所；小聲地歎息而震耳欲聾的汽笛忽然響起，他們沿往日的大道風馳電掣前往彼此的破車；他們一連72小時驅車不停越過田野，看看是你是我還是他發現了美景，他們要尋找永恒；他們旅行到丹佛，他們死在丹佛，他們回到丹佛徒勞地等待，他們守望著丹佛沉思和孤單在丹佛，最後離去尋找時光，如今丹佛卻因為失去了自己的英雄而孤單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