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我碩士畢業，回北京上班。回來之前就在網上租了房子，朋友幫忙過去看過一次就直接交了定金。上班地點在朝陽門，房子在工體東路，10分鍾的路程。房子是上世紀90年代蓋的塔樓，電梯舊得叮叮哐哐直響，走廊的燈陰暗昏黃。我的室友是一個在大使館上班的姑娘和一個晝伏夜出的法國人。我在那兒住了不到三個月，其間見到法國人的次數遠遠少於在公共浴室見到他丟在洗衣機上的內衣褲次數，每天早晨五六點鍾他開門進屋的聲音都會把我吵醒，像鬧鍾一樣精準。雖然生活在北京，但我們還是活在不同的世界裏，一樣有時差。5月我再次經曆分手，和同一個人。吵了幾個月，我在這小屋裏摔電話，把鐵盒裏所有的照片和兩個人旅行的船票都撕得粉碎，無印良品店裏買回來的倫敦眼筆筒被摔掉了一個角。我們相互折磨了幾個月終於宣布和平分手。之後每天下班我都拎著樓下買的麥當勞或者肯德基把自己關在屋裏看《甄嬛傳》，希望整整76集的宮鬥能讓我逃離蒼白無力的現實。有時候看著看著就睡過去，半夜醒的時候薯條還在枕頭邊。就這樣睡了醒，醒了吃，慢慢就到了夏天。
我又一次搬了家，這次在東城的小胡同裏，紅磚小樓裏一套四居室。房子是上世紀80年代建的，裏麵房東留下來的舊家具和舊書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都成精了。我常常做夢有一對老夫妻在屋子裏看俄文書，老先生還抽著手卷的煙絲。他們看起來很慈祥，我也從來不害怕。上班依舊很近，我一直在這房子裏住著，和跟我相識了十年的兩個高中同學一起過上《老友記》一般的日子，從此再也不關心58同城的租房板塊，扔掉了留給租房中介的電話卡。
我一直等了三個月才敢往屋裏添家具，搬家次數太多，幾乎不能相信自己會在那裏住久。queen-size的新床，實木衣櫃，一點點地房間越來越滿，我才真的踏實起來。一年來我都在北京、杭州、長春三個城市不停遊蕩，從海澱搬到朝陽再到東城，我不多的東西在一次次搬家中扔得七零八落，毫無心痛之感。連心愛之人都丟了，東西又算得了什麼呢。
我有時會夢見剛來北京的那一天，我茫茫然站在寬闊轟鳴的大停機坪上，抬頭看灰白的天，隻是已經不記得當時自己期待的北京生活是什麼樣子，是不是在一條已經存在上百年的小胡同裏住著，是不是每天同樣的上下班路線，是不是在15層健身房跑步時看著擁擠的二環路時的惶然。
2013年1月，某個不想起床的早晨，我躺在床上看《三聯生活周刊》，有一篇叫《中國式自尊的陣痛與嬗變——“蜂巢”裏生活的他們》。“一張堅硬的木板床、一張窄小的電腦桌和一個簡易方便衣櫃，一扇高高在上、麵對走廊的推拉式小窗，四堵用白色掛曆紙糊好、粘了吸附式掛鉤的白牆，總共不過3平方米的空間，就構成了紹偉的整個世界。紹偉用手比畫了一下這個狹小的空間，問’你認為一個人活成這樣，有尊嚴嗎？‘這是位於北京西三環紫竹院橋附近某樓盤的一處150平方米的複式公寓，連同天台在內，它被精心隔成了38個閉塞的窄小空間，宛如一個蜂巢。晾衣架上，顏色各不相同的文胸、內褲、襪子、枕套，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
我起來倒了一杯涼牛奶，看完了這篇文章。過去的一年零四個月水一樣淌過眼前。在北京輾轉住過的幾個地址還存在亞馬遜的常用地址裏，而我再也沒回去看過。這幾個房子就像我所有的過去一樣，被扔到了角落裏，我的記憶也像居住的房間一樣狹小，裝不下太多過去。我不知道這些房子裏現在住著誰，這對我不重要。
欲望總是在膨脹，從住地下室到租一居室到東挪西借付首付到換大房子再到期待大別墅，沒有人能止得住向往更安逸的生活，青春就在房子和房子間偷偷溜走，變成中年時坐在窗邊搖椅前發絲間的一縷灰白。很多人懷揣夢想來到北京，可當才華在恢宏的高架橋麵前顯得脆弱不值一提，激情被日複一日地鐵換乘擠得消失殆盡時，眼睛裏的光也隻能慢慢黯淡下去，開始認真關心糧食和蔬菜，奶粉和金價，最後在心裏把夢想兩個字撕個七零八落。我們就這樣慢慢毀了自己的生活，被城市無情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