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0年，弗朗索瓦一克薩維埃·邦·德·聖依萊爾出版了《論蜘蛛》，孟德斯鳩對這篇文章很感興趣，37年後他在寫給加斯科的信中說道：“請替我向邦院長致敬。他關於蛛蜘網的論述，是我讀到的第一篇有關物理學的文章。我始終把他看作法國最有學問的人物之一。當我想到他把本專業的豐富知識與其他專業知識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時，總是極受鼓舞。”
然而，孟德斯鳩在此職業培訓時期的寫作活動還遠不止這些。1711年寫了一部書信體著作，旨在證明大多數不信教的人對偶像的崇拜不應受到永恒的懲罰。這部著作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充滿著生動而富有啟發性的想象。”其實，孟德斯鳩對異教徒的宗教始終抱有濃厚的興趣，並力圖對之作出解析。《隨想錄》保存了“我論述異教神父的一篇文章的若幹段落”。為孟德斯鳩來到巴黎創造條件的那幾位朱伊公學的神父，可能曾幫助他與朱伊公學的校友建立了聯係。
1713年11月，孟德斯鳩參加科學院的一次會議，聽取豐特納爾對植物學家皮埃爾·布隆丹所作的頌詞，他還在《隨筆》中記下了耶穌會士托馬斯·古葉就這篇頌詞對豐特納爾說的話：“先生，布隆丹院士留給我們的唯一珍品，就是你為悼念他而寫的頌詞，我們簡直不知道，此刻最使我們受到觸動的是什麼，是失去這位院土的悲痛呢，還是為擁有你而感到的喜悅。”在1716年4月4日寫給德穆萊神父的信中，孟德斯鳩說出了他與這位奧拉托利修會的神父以及與尼古拉·弗萊雷的友誼。在朱伊公學孟德斯鳩與比他大一歲的弗萊雷相識。孟德斯鳩到巴黎後不久，他們三人之間的往來日益密切。在弗萊雷的影響下，孟德斯鳩開始對中國發生興趣，中國的政製、中國人的習俗吸引著他去研究這個國家的文明的奧秘。
在弗萊雷眼裏，從中國來法國求學的黃嘉略“溫和而謙遜，顯得頗有靈氣，但對於科學和歐洲人的工作方法一竅不通”；他向孟德斯鳩引見了這位中國人。在蓋內戈街的寓所黃嘉略接待了陣德斯鳩和德穆萊神父。《隨筆》和《地理篇》記下了他們的談話。《隨筆》的開端記下了一則故事：“黃先生告訴我，他剛到法國時，曾有一次故意把帽子留在教堂裏，因為以前有人對他說，歐洲的風氣純正優良，人人心地慈善，從未聽說有偷竊和刑罰等事。所以，當他聽說正在追捕一個殺人犯時，驚訝不已。”
為了盡可能多地把黃嘉略的談話保存下來，1713年孟德斯鳩把與黃嘉略交談中關於中國的一些看法向秘書進行了口述並記錄了下來。向秘書口述了“黃先生談話中有關中國的若幹看法”。這份材料後麵還附有他在閱讀柏應理神父和基爾歇神父關於中國和印度的著作時所作的筆記。1734至1738年間，他將這些筆記略作修改後，抄入地理篇。在這份材料的1713年抄本上，他寫道：“為了說明漢語的結構，我將黃先生教我的一首歌記錄在冊。曲調很熟悉，在家鄉的收獲季節和采摘葡萄時，我曾聽農婦們唱過。令人驚奇的是，中國人也在收獲時唱這首歌，那就是每年五月姑娘們采花的季節。”
“若幹看法”的第一個抄本所標明的1713年準確日期，真實地表明了孟德斯鳩的工作方法，他很快地把同中國人的談話加以謄清，交給了王家圖書館。這些筆記和附在後麵的讀書摘要證明孟德斯鳩從1713年起就已關注中國。但是，這個時期他為了解中國所作的努力，並不限於與黃先生交談。1713年，根據黃先生的建議，他還讀了柏應理神父所著的兩部書，即1686年出版的《中國紀年表》和1687年出版的《中國賢哲孔子》，瀏覽了柏應理神父的《中國圖說》並做了讀書筆記。
在評論柏應理關於中國人的喪儀記述時，孟德斯鳩寫道，“這類言詞和這種禮儀來自一種自然的情感，而這種情感在我們的兒童身上可以看到。他們把死看作遠遊，某人死了，他們說某人走了。從這種禮儀能得出什麼結論呢?任何嚴肅的看法都不可能建立在這種稚氣十足的禮儀上。”稍後一些，他對柏應理神父的一個觀點提出了不同看法：“在這個體係中，柏應理神父不恰當地把世界的演變歸因於偶然和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