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回到曆史的基本麵·
展讀至此，你也許會認同我的這個觀點：如果不研究曆代經濟的變革，其實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
在這本書中，我們的解讀一直圍繞著幾個關鍵詞：財政、貨幣、土地、產業政策。在這些看似枯燥卻有著各自魔力的經濟名詞背後，湧動著的是四大利益集團的權益分配與貧富均衡。這是一個漫長的、以大一統為主題的大國遊戲，某種意義上，它與一切貼著“某某主義”標簽的意識形態主張無關，當然也不是103歲的羅納德·科斯所歸結的“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
在我創作本書的2013年3月，新一屆中央政府領導人履新上任，關於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再次成為十分熱烈的話題，其中不乏各個利益階層、左中右的意見。讓人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成熟的、為各方接受的方案。作為一個經濟史和當代公司案例的研究者，我並沒有能力完成方案設計的工作，在這裏，我試著回到“曆史的三峽”之中，給出幾個基礎性的判斷。
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由於中華民族對國家統一的天然、終極性訴求，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一直保持著中央集權的政治體製，在曆史上，從來沒有另外一種政治製度能夠保證統一的維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集權的容忍度遠遠高於其他國家。而這種國家治理邏輯顯然與西方在工業革命以後形成的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原理，存在內在的衝突性。
自由化的市場經濟變革勢必將削弱中央的集權能力，最近兩次短暫的放權型變革試驗——即民國初期(1916—1927年)和改革開放初期(1978—1989年)，盡管刺激了民間經濟的高速發展，然而都沒有尋找到維持社會穩定的良方。尤為可怕的景象則是，若分權失控，一些邊疆地區出現獨立事件，則更是任何改革者所無法承受的代價。所以，我們必須理智地承認，“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這是一個十分痛苦的結論，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找到其他的抉擇。
中華民族之外的外部人，其實無法真切地理解其中的苦衷。以研究貨幣和帝國政治經濟史聞名的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更近期的一種西方學術假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政治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尼爾·弗格森：《巨人：美國大帝國的代價》，李承恩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頁。這似乎是西方學界的共識，然而，這種籠統性的結論很可能把中國問題引向一個簡單化的、非此即彼的歸宿。
我們看到的曆史事實是，政治大一統曾經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裏讓中國的文明程度和經濟成長領先於世界。如果說，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那麼，這是製度必然的邏輯推導，還是製度劣質化之後的結果？而答案如果是後者，那麼，有沒有一種良性化改造的可能性？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大崛起，又將弗格森式的結論帶入了一個新的矛盾境地：此次經濟改革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一個執政集團，打破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迷思，以實用主義的方式重新尋找到發展經濟、穩定政權模式的過程，在大一統的框架之下，中國實現了自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最長久的可持續增長——除了中國，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了30年之久。
生活於21世紀的中國人，大抵都已具備一定的現代意識，對專製獨裁的厭惡及反對日漸成為社會常識。時至今日，民間呼籲推進法治化、維護司法獨立、強化民主監督的聲浪日漸高漲，決策層也不斷釋放正麵信息，習近平總書記表示共產黨願意接受“最尖銳的批評”，要求“把權力關進籠子”，李克強總理更在就職新聞發布會上感慨“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並承諾“依憲治國”，“使明規則戰勝潛規則”。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政治治理也許在未來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的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