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曆史是否真的會以塞繆爾·亨廷頓和弗蘭西斯·福山的方式“終結”，始終還是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很多研究東亞模式的學者都發現，市場導向的專製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肯定比民主國家的速度更快。可是，在人均GDP破3000美元之後，便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治理體製與經濟發展的衝突變得難以調和。中國的人均GDP在2008年達到3400美元，四大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也正是在這之後變得尖銳起來。新加坡學者鄭永年在《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一書中提出過自己的困惑：“在西方，是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和其他社會力量的崛起最後馴服了專製的國家權力，但是在發展中社會，國家(或者政府)必須生產出資本主義並推動經濟發展”。進而，他提出的理論難題是，“在西方，正是社會力量的壯大才馴服了國家力量。但是當社會經濟的變遷要由國家來推動時，誰來馴服國家權力呢？”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44頁。
目前的東亞各國及地區，菲律賓的改革失敗了，新加坡的改革充滿爭議，韓國經驗難以複製，越南的改革讓人期待但前途未卜，中國台灣地區實現了民主但經濟陷入停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中國麵臨的困難比上述列國及地區都要大很多。當今中國，極左的民粹主義和極右的自由主義，如同兩條隨時可能失控的大龍，盤旋在上空，為改革增添許多的不確定性。一旦中國因改革失誤而發生動蕩，對東亞乃至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的衝擊遠非百年前可比，恐怕世界都沒有做好準備。
任何形式的激進主義，在中國都如同一盞大紅燈籠上的配飾，而非光亮本身。所以，一個保守性的結論是：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場化為取向、以維持“統一文化”為邊界、在民主法治與中央集權體製之間尋找平衡點的非西方式改革。內在的問題與生俱來，需要尋找出一種“基因突變”式的解決之道。這次變革的時間長度很可能超過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長度。
兩個永恒性的主題：分權與均富
兩千多年以降，中華經濟治理的永恒主題隻有兩項，一曰分權，一曰均富。
在曆史上，我們一再看到這樣的景象，中國因擁有最廣袤的內需市場和喜樂世俗消費的民眾，經濟的複蘇從來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早在20世紀30年代，曆史學家傅斯年就給出過一個經濟興衰周期說，根據他的觀察，中國隻要有70年穩定期，必定重獲大繁榮，從秦末大亂到“文景之治”，從隋文帝統一到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從宋太祖結束五代十國到範仲淹一代的中興，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間均不過兩三代人。在他看來，中國若無戰亂，十年可恢複，三十年可振興，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這樣的史觀下，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的複蘇，以及在未來的二十年內，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而再度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發生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除興盛規律之外，曆朝曆代的經濟治理還有“先開放、後閉關”的規律，往往一開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內亂，一內亂就閉關，一閉關就落後，一落後再開放，朝代更迭，軸心不變，循環往複，無休無止。過往的漢、唐宋、明清、民國，莫不落入這一閉環邏輯。而導致這一周期性治理危機的根本原因，正在於權益和財富分配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