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曆史·典故
中華民族與龍
龍是中華民族發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國的大地被稱為“龍的土地，”中國人被稱為“龍的傳人”。不但全世界的華族都熟悉“龍”這種形象，各種膚色的外人也從“龍”這個標記中知道它和中國的密切聯係。這些事情，真可以說是十分微妙了。
然而什麼是龍?哪裏有龍?
一般人心目中的龍，和考古學家、生物學家心目中的龍，完全是兩回事。
在中國這片大陸上，上古時代，的確曾經有過古生物學家心目中的“龍”，山東的萊陽、雲南的祿豐、黑龍江的嘉薩等地，解放後都曾發掘過完整的恐龍化石。我國是保存完整恐龍化石最多的國家之一。
然而洪荒時代這些曾經在亞洲大陸上縱橫逞威的大爬行動物，和今天人們心目中的騰雲駕霧的龍完全是兩回事。恐龍生長在“中生代”距今1億年以上，那時不但還沒有人類，而且連人類始祖的猿類也還沒有登上曆史舞台。在這個時期，隻出現一些有袋類的哺乳動物。等到原始人類出現的時候，恐龍早已在地球絕跡，隻在地層裏留下它們骸骨的化石罷了。
那麼，本來在生物界全無蹤跡的中國式的龍，在古代人們心目中究竟是怎樣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到了今天，仍然到處都可以看到“龍”，龍的雕刻，龍的繪畫，龍的器皿，龍的裝飾，龍的旗幟……端午節劃龍舟，元宵節玩龍燈。中國人都認為自己是龍的後代，有一首歌曾風靡了台灣和大陸，名字就叫《龍的傳人》。“龍”作為中華民族的象征，它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呢?
嚴格地說，這是—個曆史學、民俗學的問題，而不是—個生物學的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最精辟的，無過於聞一多先生了。他的三篇作品《伏羲考》、《龍風》和《端午考》有力地解釋了三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龍的形象是怎樣形成的?龍在中國古代傳說中為什麼這樣有勢力?它後來為什麼又變成了帝王的符瑞？
聞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龍以蛇身為主體，“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毛，鬣的尾，鹿的腳，狗的爪，魚的鱗和須”。總之龍是一個本來不存在的各種動物的混合體。
龍的傳說曆史久遠。從殷契甲骨文出現結構完備的“龍”字，迄今已3000多年，而出現龍的圖案和傳說就更早得多了，它可以一直上溯到遙遠的史前文化。相傳在“感天而生”的上古時代，有女登感“神龍”生炎帝，附寶感“北鬥”生黃帝，慶都感“赤龍”合婚而生帝堯的故事。除了神龍、赤龍外，屬於伏羲氏係統的還有長龍氏、居龍氏、降龍氏、潛龍氏、上龍氏、水龍氏、青龍氏、白龍氏、墨龍氏、飛龍氏等等。這些各種各樣的“龍氏”，與後來《山海經》中所說的“龍身而人麵”、“人首蛇身”的諸神，實際上都是遠古時代中華民族的族徽圖騰。這種“炎裔黃胄”之說一直流傳到今天。
從龍的造型中，我們可以揣摩到中華民族在形成過程中的鬥爭和聯合，以蛇為圖騰的遠古華夏氏族、部落不斷戰勝、融合其他氏族、部落，逐漸形成華夏大氏族。它的圖騰也兼取被融合、吞並了的其他氏族、部落的圖騰，譬如：鳥圖騰、馬圖騰、鹿圖騰、牛圖騰、魚圖騰等。最後拚合成中華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龍”，一種虛擬的綜合性神靈。“龍”體現著華夏各氏族、部落的大融合、大團結。“龍”具有著無限強大的生命力，變幻莫測、氣象萬千。上可騰雲駕霧，下可遁地入海，它無堅不摧，不可戰勝。它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無可估量的創造力的象征。
龍的形象，已經越過曆史的門限，跨進現代社會來了。現在，這麼一個頭角崢嶸、矯健活潑的龍的形象，不但已經成為中國人的象征，而且，進而跨越國界，成為全地球華族人士的符號。過去，神話在支配人，現在，人在欣賞神話。過去，人匍匐在龍的圖騰之下，現在，龍的形象增添了人間的生活情趣。
“中國”探源
我國古代，“國”字的含義是“城”或“邦”。“中國”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周代文獻中，“中國”一詞有五種不同含義：一指京師，即首都；二指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三指中原地區；四指國內、內地；五指諸夏或漢族居住的地區和建立的國家。
自漢代開始，人們常把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稱為“中國”，兄弟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稱為“中國”。南北朝時期，南朝自稱為“中國”，把北朝叫做“魏虜”；北朝也自稱為“中國”，把南朝叫做“島夷”。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都自稱“中國”，彼此都不承認對方為中國。
嚴格地說，古代“中國”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專有名詞。當然，曆史上的“中國”不等於今天“中國”的範圍。我國古代各個王朝都沒有把“中國”作為正式國名。漢朝的國號是“漢”，唐朝的國號是“唐”，以後建立的王朝國號有宋、遼、金、元、明等，清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條約上簽署的國名是“大清”。他們的國號都不叫“中國”。
直到辛亥革命以後，才把“中國”作為“中華民國”的簡稱。全國解放後，我們也把“中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現在，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在北京。
中國的別稱
赤縣、神州：赤縣、神州之稱，最早見於《史記·孟子苟卿列傳》，其中提到戰國時齊國有個叫鄒衍的人，他說：“中國名為赤縣神州。”後來人們就稱中國為“赤縣神州”。但更多的是分開來用，或稱赤縣，或稱神州。
華：古同“花”，引申為美麗而有光彩。對華的解釋，一種說法是古代中原地區的人們，自認為自己居住在衣冠整齊而華麗的文明地區，所以自稱作華。《左傳疏》：“中國……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另一種說法是：“華”含有赤色之意。周朝人喜歡紅顏色，把紅顏色看作吉祥的象征，所以就自稱作華。還有一種說法，華是由我國古稱華夏省簡而來。“華”作為中國的簡稱，曆史悠久。
諸華：由於周朝人自稱為華，所以周王朝分封的中原許多諸侯國，就稱作諸華。晉代杜預為《春秋左傳》作的注解上說：“諸華，中國也。”
中華：秦以前，華夏族稱自己的祖國為中國，秦以後，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因而又有“中華民族”的說法。“中”即中國，“華”是華夏族的簡稱。唐代韓渥詩“中華地向邊城盡，外國雲從島上來”，已把“中華”和“外國”對用。中華民族是我國各民族的總稱。
夏：在古代有“大”的含義。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奴隸製國家，是大禹建立的夏王朝，《史記·夏本紀》：“禹封國號為夏。”後來人們就常用“夏”來稱呼中國。
華夏：商朝時，由於實行了裕民政治，政治與文化都比以前有所進步，所以居住在中原地區的華夏族和南方、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都向商稱臣。華夏族是當時的主要民族，後來人們就把華夏作為中國的代稱。
諸夏：此稱類似“諸華”，開始是指華夏民族各諸侯國，統一以後用來稱呼中國。
中夏、方夏、函夏：都是有關中國的代稱。中夏，《後漢書》：“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此後，中夏即指中國。函夏，《漢書》：“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晉朝張景陽《七命》：“王猷四塞，函夏謐寧。”
禹城、禹跡、禹甸：相傳古代洪水滔天，大禹治水造福於世，據說，禹治水後，依山川形勢劃定九州，所以後世相沿稱中國為禹城、禹跡(大禹治水，足跡遍全國)、禹甸(“甸”在這裏是治理的意思)。
九州：源於大禹治水劃定九州的傳說（另有一說是堯分九州）。九州，相傳夏禹治水後，分中國為九州：冀、兗、青、荊、揚、梁、雍、徐、豫。《淮南子·地形》又載：中國古代設置九個州：神州、次州、戎州、弁州、冀州、台州、濟州、薄州、陽州。嗣後，九州便泛指中國。以九州之意派生演化而來的還有九域、九有、九土、九區。宋代繪製《九域圖》即中國地圖。
九牧：《荀子》：“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又據《漢書·郊祀誌》載：“禹牧九州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九區：晉朝文人衛士衡《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九區克成，燕歌以詠。”
九域：《漢書》：“《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據宋朝《九域圖》、《九域誌》，皆記全國各地的地理圖誌。
八州：《漢書·許皇後傳》：“殊俗慕義，八州懷德。”
海內：《辭源》“四海”條注：古人以為中國周圍皆是海，所以把中國叫作海內，把外國叫作海外。
“漢族”探源
關於漢族的形成問題，一直是一個在爭論的話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所以，下麵的說法，僅供參考。
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有悠久的曆史。漢族的先民，經曆夏商周三代長期發展，至春秋戰國，已形成以“華”、“夏”單稱或“華夏”連稱的族體，以與周邊各族相區別。尤其戰國，七雄兼並，共稱“諸夏”。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完成了統一諸夏的事業，又出現了“秦人”的族稱，直到漢代，匈奴、西域等處各族，仍稱中原人民為“秦人”。漢繼秦而興，鞏固並發展了秦開創的統一國家，前後傳四百餘年。漢以後，周邊各族即以“漢人”稱呼中原人民，逐漸的，漢族成為中國主體民族百世不易的族稱。
由上可見，漢族是因漢朝而得名。它是以先秦華夏為核心，在秦漢時形成統一的、穩定的民族，複經秦漢以來2000餘年的繁衍生息，並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血統與文化，得以發展成為擁有燦爛的古代文明和眾多人口的民族。
由於中國自秦漢以來，雖經過統一、分裂、再統一的多次反複，然而總的趨勢是越來越發展為更高度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交錯雜居的分布特點。長期的曆史發展，實際上已形成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的內在聯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和黨的民族政策指引下，這種客觀存在的內在聯係才發展成為各民族人民的自覺的認識，漢族與各民族團結進步，共同發展，成為我國民族關係的顯著特點。
中華民族名稱歌
有人將我國56個民族的名稱編成一首很有韻律的詩歌，易讀易記，琅琅上口，十分有趣：
漢滿傈僳景頗壯，高山普米錫伯藏。
毛南布依維吾爾，仡佬仫佬蒙古羌。
烏孜別克俄羅斯，保安獨龍京東鄉。
哈尼彝苗鄂倫春，裕固朝鮮傣阿昌。
鄂溫克水德昂怒，基諾赫哲土布朗。
塔塔爾白回土家，達斡爾佘黎珞巴。
拉祜納西塔吉克，哈薩克佤瑤撒拉。
我國民族五十六，柯爾克孜侗門巴。
滿族人為何稱旗人
滿族是一個曆史悠久、勤奮、勇敢的民族。原聚居於“白山黑水”的祖國東北。
其源流可追溯到先秦時代的“肅慎”，戰國以後稱“挹婁”，南北朝、隋唐時，相繼稱“勿吉”、“靺鞨”，至宋、遼時、又名“女真”。
到明朝末年，女真分成海西、建州、野人三個部分，建州女真的首領努爾哈赤，始愛新覺羅氏，年輕時經常往來於撫順的馬市，又曾多次到過北京，深受漢族文化的影響，並且有卓越的軍事政治才能，於明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以遺甲十三副起兵，把分散的女真統一起來了。
皇太極天聰九年(公元1635年)廢除“諸申”(即女真)舊稱，改族名為“滿洲”。滿洲係滿珠轉音，梵稱曼珠師利，漢語為吉祥，崇德時達賴班禪獻丹書，稱曼珠師利大皇帝。現在稱滿族是滿洲族的簡稱。這就是滿族名稱的由來。
萬曆二十九年時(公元1601年)努爾哈赤為了擴大軍事力量，改牛錄製為“固山製”(即旗製)，設黃、白、藍、紅四旗，旗皆純色，各旗仍以牛錄額真率領。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又重新建立了八旗組織，以初設四旗為正黃、正白、正藍、正紅，又增設鑲黃、鑲白、鑲藍、鑲紅四旗，合為八旗。努爾哈赤指定其弟子八人分統八個旗。各旗屬下均為本旗固定旗民，旗民都有固定的旗籍。
到清世宗時，由於生產的發展和部落的南遷，隨著轄屬的蒙古人和漢人來歸的日益增多，除改進原有八旗外，又增編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而構成了清代軍事上八旗製度的整體，從而大大加強了軍事力量。這就是八旗建製的簡略過程。
滿族人入住中原，建立清政權和統一全國，八旗的軍事力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而清朝實行了“國語騎射”、“旗民有別”的政策，對於凡屬八旗的人，無論旗籍、住址、挑兵、選官、訴訟都自有體製，與一般人民不同，滿族人日常亦不說是滿族人，而自稱“在旗”。因而人們就把都有旗籍的滿族人，以“旗人”相稱。
四次民族大融合
我國曆史上主要有四次民族大融合：
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是春秋戰國時期。特點是在中國腹心地區進行的，形成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民族。
中國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特點是民族遷徙出現對流，一部分漢族往周邊去，周邊少數民族往內地來。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發生在宋遼金元時期。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特點是在邊疆地區進行的，不僅少數民族融合於漢族，而且大量的漢族融合於少數民族。
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時期是清代。這一時期奠定了現在中國疆域和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基礎。
中華民族崇尚黃色
在赤、橙、黃、綠、青、藍、紫、白幾色中，黃色在我國封建社會是被視為至尊的。為什麼中華民族如此推崇黃色，大體有如下幾說：
1有人認為，中國“古代人民悉為黃種”，因此崇奉黃色，而“黃帝者猶言黃民所奉之帝王耳”，以中國人的膚色為解。反對此說的學者則以為，在對外交流極其閉塞的上古，人們很難意識到自己是黃色膚種的人，在沒有比較、沒有鑒別的情況下，人們是不會去給自己下個定義——黃種人，以區別於白種、黑種人的。
2有人又提出了這麼一種看法：“黃色介於黑白赤橙之間，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央之色。”正如《白虎通·號篇》所載：“黃色，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這種“中和之色”，對於具有中和性格的中華民族，自然是極其值得崇尚的子。此說頗有見地。但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人們為什麼一定要選用黃色作為黑白赤橙的中間之色，或者說，偏偏選用了黑白赤橙這麼四種恰好能放進“中央之色”的四方之色?這是一種巧合呢，還是有意的安排?是上古人意識到這一點並照此做了的呢，還是後人推測出來的?美洲瑪雅農民崇拜雨神和土地的保護神“恰克”。恰克與一定的顏色和方向聯係著，紅色恰克居於東方，白色恰克位於北方，黑色恰克在西方，黃色恰克在南方。他們並沒有把黃色作為一種中間之色或中央之色看待，雖然他們也劃分紅白黃黑這幾種“四方之色”，這四種恰克的劃分，與中國的劃分黑白赤橙黃五色的動機一樣。
3有人從中華民族的農耕經濟及其對土地的特殊眷戀這一點上來找原因。黃土高原的肥沃保證了莊稼的豐盛和人畜的興旺。黃字“從田，是田土沾於人身之色”(見黨晴梵《先秦思想史論略》)，“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尚書大傳》)，“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管子·水地》)。華夏族世代息居於黃土高原，對供給他們衣食住行的黃土大地，有一種特別崇仰而依戀的感情，並由此而對黃土之色產生一種景仰、崇尚的心理。《說文解字》雲：“黃，地之色也。”《淮南子·天文訓》：“黃色，土德之色。”《考工記·畫繪之事》：“地謂之黃。”這些例子，都說明了由對養育自己的土地敬仰而崇尚土地之色的心理基因。
4又有以古代文化“核心區域”理論來解釋的。有人指出，每一強大而有影響的文化，確實存在著客觀與主觀相對立統一的中心，“客觀”是形勢的必然和周圍的承認，“主觀”則是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自覺和自尊。我國遠古文化核心之一是以炎黃族為代表的西北黃土高原，其居民自以為身居天地的中央，一切都以我為中心，一切以我為最佳，甚至連黃土之神黃帝也成了“中央之帝”或“中央之神”。《禮記·月令》和《呂氏春秋》裏所反映出來的五行觀念，也異口同聲地說中央土，其色黃，其神黃帝。這種文化中心的觀念，使得炎黃族把自己居住的土地視為中央之土，把中央之土的顏色視為中央之色。《論衡·符驗》曰：“黃為土色，位在中央。”《漢書·律曆誌》也說：“黃，中之色也。”黃土高原作為炎黃子孫生活的根據地，成為華夏文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黃色作為它的主元素，便理所當然地占據了獨尊的地位，以至愈演愈烈，終成帝王的專用色了。
母係社會
大約在四五萬年前，當由古人進化為新人時，中國原始社會就進入了母係氏族社會，在考古學上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到距今大約一萬年左右時，在考古學上屬於中石器時代或屬於新石器時代初期，母係氏族公社向前邁進了一步，到了距現在大約六七千年時，達到了繁榮時期。
母係社會又稱母係氏族製。在母係氏族製前期，人類體質上的原始性基本消失，被稱作“新人”，屬於考古學上的舊石器時代的晚期。到母係氏族製後期，現代人形成，屬於新石器時代的早期。
母係社會是按母係計算世係血統和繼承財產的氏族製度，是氏族社會的第一階段。在母係氏族製後期，也就是新石器早期，這一階段的打製工具有較大改進，並發明了弓箭。其生產部門主要是采集和狩獵。人們學會縫製獸皮衣服，產生了原始的審美觀念和宗教。同時，出現了族外婚，形成以一個老祖母為核心的氏族製。由於女子從事的采集比男子的狩獵有比較穩定的性質，是可靠的生活來源，因此便決定了以女性為中心的母係氏族製。
在母係氏族製形成時是禁止內婚的，氏族成員進行族外群婚。因為實行族外婚，子女跟隨母親，隻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男女群婚然後是對偶婚，夫妻各居自己母親家裏，或是夫居妻家，結合不穩定。
在極端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下，氏族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血緣關係是維係氏族成員的紐帶，他以人人平等，互相保護，性別和年齡進行分工，青壯年男子擔任狩獵、捕魚和防禦野獸等任務，婦女擔任采集食物、燒烤食品、縫製衣服，養育老幼等繁重任務，老人和小孩從事輔助性的勞動。
氏族中設有議事會，是氏族的最高權力機構，決定一切重大事務，選舉產生氏族長。氏族中的全體成年男女都可參加議事會。擔任族長的一般是年長的婦女。
中國境內的新人化石和文化遺存遍及各地，其主要代表有河套人、柳江人、峙峪人和山頂洞人等等。母係社會對人類社會有著重要的影響，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母係社會的特征也漸漸消失。不過，至今一些氏族部落仍保留著母係社會的一些痕跡。
父係社會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男子在生產中突出地位的顯現，原來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發生重大變化，男子開始占據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婚姻由對偶婚向一夫一妻製過渡，父權製隨家庭出現而產生，財產按照父係繼承，世係隨父係計算。父係氏族製形成後，私有製萌芽、產生。在貧富分化加劇的情況下，階級對立出現。由此進一步導致原始社會解體，國家開始產生。
中國進入父係社會的時間，大約在四千年前。其主要文化遺存代表有龍山文化、齊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此時在考古學上屬於新石器晚期。
父係氏族製不同於母係氏族製的本質區別，在於世係按父係計算，財務由子女繼承，男子是社會和家庭的核心；他有權支配家庭的財產，也有權支配家庭的成員。
父係氏族時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比以往有較大的提高，其表現主要在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家畜飼養規模的擴大；製陶技術的進步；銅器製造的出現；絲織品的發明；手工業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社會分工的形成等等。
從“禪讓製”到“傳子製”
傳說，在遠古的時代，有三個大的氏族部落先後進入黃河中下遊地區：西方的炎帝部落，東方的夷人部落，西北的黃帝部落。他們為了爭奪生存地區進行了一係列鬥爭，最後結成強大的部落聯盟。
部落聯盟裏，設有一個聯盟議事會來管理日常事務。各氏族部落的首領都是議事會的成員。議事會設有首領一至二人，具體執行議事會作出的決議。除主持祭祀、管理政事，解決聯盟內的糾紛外，還有權決定對外戰爭與媾和。議事會首領產生和繼承辦法，由參加聯盟的各氏族部落首領推舉。
由於這種製度產生在原始社會末期，特別是堯、舜、禹“禪讓”的傳說，是產生在我國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階段。
相傳，堯年老的時候，在部落聯盟議事會上提出後繼人的問題時，讙兜推薦共工，堯雖不同意，還是讓他擔任工師之職，以考驗其才能，結果不行，大家又才推舉舜，說他很能幹。於是舜協助堯二十年，又代堯攝行政事八年，得到各方麵的鍛煉。當堯死後，舜讓位給堯子丹朱，但是，各部落不聽從丹朱的領導，有事還是都去找舜，歌手也不歌頌丹朱而歌頌舜，丹朱隻得還位於舜。
堯、舜在位時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洪水為患。滔滔的洪水淹沒了廣大的原野，人民隻得逃往山上去躲避。堯時曾用鯀治水，他用堵塞的辦法，愈治愈壞。舜把鯀流放到羽山，後來就死在那裏了。在尋找治水的人時，鯀的兒子禹被推舉出來。禹接受鯀的教訓，改用疏導的辦法，費了十幾年時間，終於把洪水治服了。當舜年老的時候，禹因治水有功，就被推舉為後繼人。禹於是代替舜處理聯盟事務。十七年後舜死，禹照舜一樣，讓位給舜子商均。各部落都不同意商均做首領，禹才出來接替舜主持聯盟事務。
到禹時，情況就有了變化。先推舉皋陶作為後繼人，不幾年他就先禹而死。後又以伯益作後繼人，禹卻不給他什麼重要的事情幹，伯益得不到多大的鍛煉，他在各部落中沒有威望。相反地，禹在暗中培植他兒子啟的勢力。所以，禹死後伯益再效法堯、舜的樣子，讓位給禹的兒子啟時，啟就不再還讓給伯益，各部落首領也不敢有任何反對的表示。伯益不肯罷休，起而與啟相爭，結果被殺掉。啟的同姓部落有扈氏認為他破壞了傳統，起兵反對，被啟打敗，整個部落也被降為奴隸。
啟看來是自己奪得王位，實則是禹精心安排的結果。所以曆史上叫做“夏禹傳子”。自禹開始傳位於他的兒子啟，建立了夏朝，“禪讓”製度就被“傳子”製度所代替。我國曆史上“家天下”的局麵從此就出現了。
武王伐紂
在我國曆史上，商朝的成湯推翻了夏朝建立了第二個奴隸製大國以後，我國的奴隸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從成湯到商紂王共延續了十七代，三十一王，約六百年。
紂王對我國東南地區的最初開發和經營，起了一定的作用，為後來中原文化發展到東南地區奠定了基礎。在曆史上他是作過貢獻的。但是他又是曆史上的一個暴虐的國王。他荒淫無度，喜歡酗酒玩樂。為了滿足腐化生活，他在國都附近的朝歌(今河南淇縣)修建離宮別館，又修建了一座高大的鹿台和一些林苑等娛樂場所，搜集一些狗馬奇物，各種鳥獸養在裏麵，又作“酒池肉林”。日夜和他寵愛的妃子妲己以及一些貴族幸臣們，在這些娛樂場所飲酒取樂。為了他們經常打獵遊玩，將耕地荒廢，讓鳥獸自由生長。還想出各種刑罰來處罰一些貴族、侯國首領和其他人民，榨取財物。還引誘別人的奴隸來供他們使用。因為對東南夷長期戰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對人民的賦稅又大大增加。於是促使本來已經很尖銳的社會階級矛盾更加激化。奴隸和平民的反抗鬥爭已在加劇，一場革命風暴正在醞釀中。周武王正是選擇了這樣一個時機，領導了一些部落、方國，一舉推翻了商朝。
周武王的祖先是我國西北地區一個古老部族，和羌族中的薑姓部落有過婚姻關係。傳說周的始祖姓姬，叫棄，曾在夏朝大禹王時作過農官。因為相傳棄是開始會種稷和麥的人，死後被人們尊稱為“農神”，叫他後稷。他的子孫中一個叫公劉的人遷居到豳(今陝西旬邑縣)。公劉的後代叫古公亶父，因為在豳居住時經常受到戎狄部族的侵擾，就遷居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陝西岐山縣)，開始改變了戎狄的習俗，修建城郭房屋定居下來，初步形成一個小小的方國，並臣服於商朝，算是商朝的一個小侯國，從此才叫周。到了古公宜父的兒子季曆時，周族逐漸強大起來，開始與商王朝發生矛盾，於是商王文丁便把季曆殺死。由季曆的兒子昌繼位，仍稱西伯，昌在晚年自稱文王。
周文王在位五十年，作了許多滅商的準備，他與許多商朝的部落、方國結為同盟；調解了虞(今山西平陸縣)、芮(今陝西大荔縣)兩個小國的矛盾，征服了犬戎、密須(今甘肅靈台縣)、黎(今山西省長治縣)，其勢力達到了商朝中心地區的邗(今河南沁陽縣)，將都城新建於豐(今陝西長安西北)。於是商朝的許多部落、方國都紛紛投奔周文王。這就是史書上稱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勢。
文王死後，武王繼位。第二年，便在孟津大會諸侯，舉行軍事演習，同時派間諜入商觀察情況。去的人回來說紂王生活腐化，壞人當權，人民怨恨。但武王認為雖然如此，時機還不夠成熟，不可討伐。又過兩年，見到商王朝中的一些貴族、大臣都叛商奔周，武王認為時機成熟，便率領兵車三百輛、虎賁(近衛軍)三千人，士卒四萬五千人，聯合了許多部落、方國東進伐商。
周武王在進軍到距朝歌七十裏的牧野地方舉行誓師大會，列數了商紂王的許多罪狀，鼓動了軍隊要和商紂王決戰。這時候商紂王才停止了歌舞宴樂，和那些貴族幸臣們商議對策。但是紂王的軍隊主力還在其他地區，一時也調不回來，隻好將大批的奴隸和俘虜來的東南夷武裝起來，湊了十七萬人(一說七十萬)開向牧野。可是這些紂王的軍隊剛與周軍相遇時，就掉轉矛頭引導周軍殺向紂王。紂王大敗後連夜逃回朝歌。周武王率軍追進朝歌，商紂王見大勢已去，隻好登上鹿台自焚而亡。周武王完全占領商都以後，便宣告商朝的滅亡。這一年大約是公元前1027年。
春秋五霸
《春秋》是孔子刪修的一部魯國史書，記載了從公元前八世紀至五世紀的曆史。因此，後人把這段曆史叫做春秋時期。
春秋，是奴隸製向封建製轉變的時期，是各諸侯國政治軍事鬥爭十分激烈的時期。在這些鬥爭中，一些侯國取得了勝利，逐漸強大起來；另一些侯國遭到失敗，逐漸衰亡下去。西周初年的“八百諸侯”，兼並成為春秋時期一百七十多個大小侯國。一些小侯國成為大國的附屬國，幾個強國為了奪取優越的政治經濟地位，開展了激烈的鬥爭，這就形成大國爭霸的政治局麵。它是各侯國在迅速發展中，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
在西周時期，周王室控製著從豐鎬到洛邑一千平方裏的土地和人民，比起幾十裏，一百裏大小的侯國來，有很大權威。可是平王東遷以後，失去了約一半的土地和人民。周王下降到侯國的地位，他和侯國發生糾紛，還要交換人質來解決。到了周襄王以後剩下的土地更少了，周王窮得要向諸侯乞討過日子。周王室成了空架子，喪失了控製諸侯的能力。而在西周時期，小邦林立，各自為政，相安無事的諸侯國，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政治和經濟勢力急劇增長，在政治、軍事等方麵開展了激烈的鬥爭。一些諸侯國在戰爭中戰勝了敵對方麵，取得了霸主的地位，實際上起到了“共主”的作用。春秋時期，這樣的侯國先後出現五個，所以叫做“春秋五霸”。
“五霸”是指哪五個國家呢?一種說法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宋襄公。另一種說法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及越王勾踐。後一種說法比較符合曆史實際情況。
“五霸”中最先建立霸業的是齊桓公。齊桓公即位後，任用管仲，改革內政，增強了國力。在對外政策上，采取“尊王攘夷”的策略。打敗侵燕的北戎，挽救了燕國。並同其他國家一起“存邢救衛”，製止了狄人的侵襲，保衛了華夏族的先進文化。公元前656年，齊、魯、宋、鄭、陳、許、曹等國聯軍伐楚，閱兵召陵(今河南郾城東)。這時楚國的兵力已相當強盛，連年攻打鄭國。他見齊桓公人多勢眾，隻得議和。在這些年代裏，齊桓公幾次大會諸侯，周王也派人來參加會盟。他就得到霸主的地位。
繼齊國成就霸業的是晉國。不過中間還有個插曲，是宋襄公曇花一現的稱霸。齊桓公死後，宋國君主襄公躍躍欲試想奪取霸主位置。正好這時的鄭國依附楚國，宋襄公就帶兵攻打它。楚國出兵救鄭，宋、楚軍隊在泓(今河南柘城北)發生接觸。宋軍早已擺好陣勢，宋司馬(官名)子魚要宋襄公乘楚軍正在渡河時發起攻擊，他不讚成；後來子魚又提出趁楚軍沒有列好隊鳴鼓進軍，他仍然不同意。愚蠢的宋襄公多次失掉有利戰機，最後被楚軍打得大敗。宋襄公的衛隊被全殲，自己身受重傷，不久就死去，宋國的霸業煙消雲散。在宋襄公打了敗仗後，還發表一通失敗有理的謬論，成為千古笑談。
真正繼承和發展齊桓公霸業的是晉文公。晉國開始強大是在晉武公時代，他首先擴大軍事編製，新建立軍(一萬人，一說一萬二千五百人)一級的軍事組織。到他的兒子晉獻公時，擴大成兩個軍。接著滅亡耿(今山西河津南)、霍(今山西霍縣西)、魏(今山西芮城東北)、虞(今山西平陸東北)、虢(今河南陝縣一帶)等國。晉國國力急劇增長起來。
晉文公(獻公子)即位不久，把原來的二軍擴大為三軍，加強對軍隊的訓練。同時對內政進行改革。晉國在完成軍事上、政治上的準備後，主動向楚國進攻，在衛國的城濮(今山東鄄城臨濮集)晉、楚兩軍對壘，以晉國為首的宋、齊、秦聯軍，打敗楚、蔡、陳聯軍。晉文公的威名超過了齊桓公，進入晉國長期稱霸的時代。
春秋時期的晉國，多次打敗楚、齊、秦等大國，陸續滅掉三十多個小國，成為當時土地遼闊，兵力最強的國家。
在晉國稱霸中原前後，它西邊的鄰國秦國強大起來，秦穆公任命百裏奚、蹇叔、由餘為謀臣，曾大敗晉軍，俘虜晉惠公。但在秦、晉戰爭中，秦國失敗的時候居多。秦向東發展，受到晉國的阻礙，轉向西方進攻，滅掉十幾個小國，在函穀關以西的地方稱霸。
在齊、晉稱霸時期，地處長江、漢水流域的楚國經常北上與齊、晉爭霸。楚國有利的條件是江漢流域土地肥沃，弱小國家多，有發展餘地。經過楚武王的經營，國力大振，成為當時強國之一。特別是楚文王把屏藩中原的三大重鎮申(今河南南陽)、鄧(今河南鄧縣)、息(今河南息縣)等國滅亡，奠定了爭霸中原的基礎。到春秋中期，楚又滅掉江(河南正陽西南)、六(安徽六安北)等國，國土發展到淮河流域。春秋三百年間，楚滅四十餘國，成為當時滅國最多的國家。楚國在楚莊王時，曾飲馬黃河，打敗晉國，稱霸中原。
在晉、楚爭霸的末期，長江下遊崛起了兩個國家——吳、越。吳國本來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到春秋中葉，晉國為了打敗楚國，聯吳製楚，吳國在晉國的幫助下，很快強大起來。吳國多次對楚進攻，使它在一年中，七次遭到攻擊。吳王闔閭任用伍子胥、孫武等人，在公元前506年，大舉伐楚，從柏舉(今湖北麻城境內)戰役後，五戰五勝，十一天中行軍七百裏，直搗郢都(今湖北江陵北)。行軍的迅速，戰果的巨大，是春秋時期所僅有的。楚國經過這次戰爭的沉重打擊，力量大大削弱了。
越國在春秋末期以前是個小國，楚為了聯越製吳，大力幫助越國，使它迅速發展起來。吳王闔閭因越國攻吳，起兵攻越，戰敗受傷而死。他的兒子夫差立誌報仇，打敗越王勾踐，越國以屈辱條件求和，把國家保存下來。
夫差戰勝越國之後，認為沒有後顧之憂，北上爭霸。首先向齊國進攻，戰於艾陵(今山東泰安東南)殺死齊軍統帥國書，俘獲兵車八百乘。接著，夫差大會諸侯於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與晉爭奪霸主地位。這時吳國發展到了頂點。
在吳王夫差北上爭霸，大大消耗自己力量的時候，越王勾踐經過養精蓄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切都做好準備，正當黃池之會的時候，勾踐帶領越軍，一舉攻下吳都姑蘇(今江蘇吳縣)，殺死吳太子友，吳國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九年後，吳被越滅掉。
越王勾踐戰勝吳國，北上至徐，大會齊、晉等諸侯，共尊周天子，得到霸主的地位。
戰國七雄
春秋時期由於鐵製農具的使用，荒地大量開墾，耕地麵積擴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隨著各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手工業生產和商業交通出現新的繁榮景象。也就在這個時期，各諸侯國的卿大夫在長期兼並戰爭中加強自己武裝力量的同時，也向“公室”(諸侯)爭奪土地和人民，擴大經濟實力，逐漸形成了“公室”衰弱，卿大夫左右諸侯國命運的局麵。社會變革的政治、經濟條件都醞釀成熟了。
戰國初年，原來“五霸”之一的晉國，這時已是“六卿強，公室卑”，“政在私門”，國君完全由大夫擺布。韓、趙、魏三家先後消滅了六卿之中的另外三家——範氏、中行氏、知氏，進而瓜分晉國，在公元前403年列為諸侯。與此同時，春秋時期“五霸”的薑姓齊國，政權操在大夫田氏手中，並在公元前386年被取代了。這時候，那個名義上曾作為“共主”的東周王朝也和魯、宋等幾個小侯國一樣，在大國的夾縫中苟延殘喘，而開始在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大國。從此我國的曆史翻開了劇烈的統一戰爭的新篇章。七個大國的諸侯，先後實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和整飭軍隊，為擴大勢力範圍和爭奪人民，彼此展開了規模宏大而頻繁的進攻戰和防禦戰，勝利者擴大疆土和增加人口，戰敗者喪失土地和人口。因此，七個諸侯國的地理位置和疆域是不斷變化的，秦在函穀關(今河南靈寶縣)以西，其他六國在函穀關以東，稱為山東六國。
戰國初年魏國是最強盛的國家。魏文侯選用有才能的人管理國家和軍隊，西門豹在鄴郡(今河南安陽市北和河北臨漳縣一帶)革除社會惡俗，使百姓安心生產；吳起駐守西河郡(今陝西合陽一帶)治軍有方，使秦國不敢東向染指；內有李俚等人出謀劃策，魏國很快崛起成為一等強國。魏國的疆土大致占有黃河西岸的陝西東部，以秦為鄰；山西南部，北與趙相交；河南北部一帶，東與齊交界，南與韓、楚接壤。魏惠王(因國都遷至梁，又稱梁惠王)雄心勃勃，輕視力量積蓄多年的東方齊國和變法之後蒸蒸日上的西方秦國。結果是公元前353年在桂陵(今山東菏澤縣東北)被齊國打敗，將軍龐涓被擒。接著在西方又敗於秦國(公元前340年)，國力大衰。惠王害怕秦國的進逼，把國都從安邑(今山西安邑縣)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黃河西岸的大片國土陸續被秦吞並，失去了防禦的天險黃河，魏國無力阻止秦國東進了。
公元前375年韓哀侯滅鄭，把國都從平陽(今山西臨汾縣)遷至新鄭(今河南新鄭縣)。這時韓國的範圍包括河南中部和南部，山西東南部，東方受到魏國的威脅，西方守著東進的強秦，南方是不斷開拓疆土的楚國，國又無險可守，經常受到周圍諸侯國的攻擊。韓昭侯時申不害為相，進行了某些改革，國力暫時有所加強。申不害死後，韓國又連年遭到諸侯國的攻伐，毫無抗擊之力，隻得聽任大國擺布，戰戰兢兢地等待著滅亡的降臨。
趙國建都邯鄲(今河北邯鄲)。趙烈侯時任用賢能，節儉財用，國勢漸強。趙武靈王又提倡胡服騎射，加強了軍隊的戰鬥力，拓土千裏。疆域包括了河北中部和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以及內蒙河套一帶。西方和南方臨魏國，東方為齊國，北方是燕國，西北和胡人等少數民族為鄰，成為一時的強國。公元前260年秦趙長平(今山西高平北)之戰，紙上談兵的趙括葬送了趙國四十多萬軍隊，趙國從此一蹶不振。
戰國時期燕國建都下易(今河北易縣)，國力較弱。燕昭王時為了增強國力，報齊國破國之仇，遍求賢能得樂毅，聯合其他諸侯國出奇兵攻齊，連下七十餘城，一度成為北方的強國，致使山戎不敢掠奪燕地。燕國的疆土達到東北遼寧，河北北部，內蒙南部。
進入戰國以後，齊國更加強盛，占有山東大部，南與楚接界；河北東部，隔清河與趙為鄰，北與燕為界；東臨大海。建都臨淄(今山東臨淄縣)。齊威王時推行法治，反對弄虛作假，煮殺了欺上瞞下、貪贓枉法的阿大夫，各級官吏莫不盡心竭力；又貫徹鄒忌提出的鼓勵批評朝政的建議，於是齊國大治。軍事家孫臏和田忌也得到重用，他們統率大軍在桂陵打敗魏國的強兵，創出了齊國威懾東方的局麵。至齊湣(敏)王驕傲自大，放鬆了對鄰國的警惕，結果被燕國將軍樂毅趁機出奇兵橫掃齊國，隻有即墨(今山東即墨)未陷落。後來田單利用樂毅遭誣陷離燕軍的機會，以火牛陣破燕軍，收複了國土。盡管如此，齊國往日的繁盛再也不能恢複了。
楚國是南方的強國，不斷拓地開疆，滅了越、魯以後，北與韓、魏、齊接壤；西達湖南沅陵和四川巫山縣，與秦相交界；南至湖南九嶷山；東臨大海。還曾派將軍莊矯率軍入雲南。春秋晚期，把國都從郢(今湖北江陵北)遷至都(今湖北宜城)，戰國中後期在秦兵的接連打擊下，又遷於陳(今河南淮陽)，最後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仍稱郢。
本來秦國是個比較落後的國家，到了秦孝公時重用法家商鞅(央)實行變法，一躍而成為強國。商鞅先後兩次進行變法(公元前359年和前350年)，大力推行獎勵耕戰的政策，使民風質樸的秦國很快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趕上和超過了山東六國，為秦統一六國打下了牢固的基礎。首先挫敗勁敵魏國，奪取魏國在黃河以西的土地，進而占領函穀關以東的韓國轄區，秦兵就可以自由往來攻打山東六國。在秦兵連連打擊下的山東六國迫於滅亡的危機，在蘇秦倡導下聯合起來實行合縱政策，妄圖抗拒秦的統一。針對山東六國的合縱政策，秦國進一步推行張儀的連橫主張，利用東方六國的矛盾，實行遠交近攻各個擊破的方針。就這樣秦國集中優勢兵力，發動了一係列的大規模戰役，秦將白起率軍於公元前278年攻破楚都郢，又於公元前260年坑殺趙兵四十多萬於長平。此後，猶如秋風掃落葉一樣，席卷山東六國，公元前221年最後滅齊，結束了封建割據的曆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
後世就把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至秦始皇統一中國這二百多年的戰爭時期稱為“戰國”，而把互相攻伐的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強國叫作“戰國七雄”。
合縱連橫
對於戰國中後期，張儀、蘇秦的“合縱連橫”問題。過去有一種傳統看法，把他倆說成是同時代人，張儀遊說連橫，蘇秦主張合縱，相互鬥智，同時奔走於各國之間，為君主們獻計獻策。而且蘇秦死於張儀之前。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中的有關記載大體也是這樣。可是，按當時各國情況、地理及與其相應的史實來看，這種說法不夠正確。就是司馬遷也有過懷疑，他在《蘇秦列傳》後麵寫道：“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於蘇秦。”以後一些曆史學家對這點作過考證，也發表了不同見解。直到1973年底在長沙馬王堆出土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它保存了被埋沒兩千多年的關於蘇秦的書信和談話，才校正和補充了這一段戰國時代的曆史記載，為我們了解張儀、蘇秦的“合縱連橫”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合縱連橫”鬥爭發生在戰國中後期。那時地處東方的齊國和西方的秦國，由於齊威王和商鞅較為徹底的改革，國勢進一步強盛起來，造成了兩國對峙，爭相統一中國的局麵。戰國初期最先強大起來的魏國在爭霸中也躍躍欲試，其餘國家，夾在齊秦中間，隻求圖存自保。齊秦對它們卻是或分化或拉攏。這就產生了“強者兼人而弱者圖存”的錯綜複雜形勢，因此，“合縱連橫”的政治活動也隨之形成了。
“合縱連橫”，在當時那些弱國是以三晉為主(即魏、趙、韓)，北連燕，南連楚為縱；東連齊或西連秦為橫。合縱可以對秦，也可以連齊。連橫(也叫合橫或連衡)，既可以連秦，也可以對齊。合縱其實也是“合眾弱以攻一強”，意在阻止強國進行兼並。連橫實為“事(仆從)一強以攻眾弱”。即強國迫使弱國幫助它進行兼並。後來，隨著封建兼並戰爭形勢的變化，合縱、連橫的具體的內容也有了一些變化和發展。
正是在合縱連橫的戰爭中，各國君主把對外政策看得更為重要了。當時各國間的外交情況，也使靠遊說獲利祿、進仕途的遊士、食客取得了發言的地位，他們十分講究權變，積極為各國君主出謀劃策。他們的學說適於合縱的為縱說，便於連橫的為橫說，曆史上把這些人叫做縱橫家。張儀、蘇秦就是縱橫家的代表人物。
張儀(?～公元前310年)是魏國貴族的後代。公元前329年入秦，代替公孫衍擔任大良造職務。他極力慫恿秦國攻魏。同年秦攻取了魏國河東的汾陰(今山西榮河縣北)、皮氏(今山西河津縣西)、曲沃(今山西曲沃縣)等地。次年，張儀仗著他的辯才，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做了秦相。執政期間又一次攻魏，魏敗，他迫使魏獻上郡十五縣，從此黃河天塹為秦掌握。公元前325年他又幫助秦惠文君稱王，同時遊說各國，迫使各國服從秦國。他為魏出了“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楚)”的主意，實際上真正的意圖在於“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這就是“連橫”的政策。這樣就給了其他各國以嚴重的威脅。當時齊楚訂盟，聲勢並不亞於秦。因此秦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齊楚兩大強國，派遣張儀前往楚國，離間齊楚。張儀對楚懷王說：“大王如果聽我的話，和齊國斷交，我就勸秦王獻出商、於之地六百裏……”楚懷王昏庸無能，竟聽信了張的讒言，派人去齊國辱罵齊王，並與齊絕交。齊王氣怒交加，隨即不顧屈膝和秦國結了交，齊秦聯合，共同對楚。當楚的使者向張儀要商、於六百裏地時，張說：“我說奉獻六裏地於大王左右，非六百裏啊!”使者將此事回稟了楚王，楚王大怒，就發兵攻秦，誰知受到齊秦聯軍的東西夾攻，連連慘遭失敗，結果眼睜睜地看著秦奪取了漢中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