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中國解放前翻譯出版有《蟹工船》。1958、1959年間已翻譯出版《小林多喜二選集》3卷和他的主要作品的單行本多種。
日本這位“足以誇耀於世界的受人敬愛的無產階級作家”雖然被日本反動政府殺害了，但是他為世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創造的精神財富卻是永存的。石川達三
石川達三，1905年生於秋田縣平鹿郡橫手町。1924年關西中學畢業。1925年入早稻田大學，中途退學，在《國民時論》社任編輯。1930年移居巴西，又回國，仍在《國民時論》社任職，寫了遊記《最近南美往返記》（1930）。1932年任《摩登》等雜誌編輯，並參加《新早稻田文學》、《星座》等同人雜誌的工作。
石川達三的小說《蒼氓》（1935），描寫日本貧苦農民在移居巴西前後所遭受的苦難，獲第一屆芥川獎。《活著的工兵》（1938），是作者根據現實情況，描寫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在客觀上起了揭露日本侵略軍隊製造南京大屠殺的作用，從而遭到日本軍部的查禁，受到刑事處分。之後，他在軍部的壓力下，寫了《武漢作戰》等，肯定侵略戰爭。他還寫過一些具有風俗派傾向的作品，如《墮落的詩集》（1940）、《惡的愉快》（1954）、《在自己的洞穴中》（1955）等。
戰後恢複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大多數作品反映戰爭期間人民的苦難生活和戰後人民為爭取獨立、和平、民主的鬥爭，以及揭露社會的弊端。代表作品《風中蘆葦》（1951）描寫一個雜誌社的社長對侵略戰爭持消極抵抗的態度，揭露戰爭發動者的野蠻行為。《人牆》（1959）以日本教職員工會反對“勤務評定”的鬥爭為背景，描寫富有正義感的教師反對向學生灌輸軍國主義思想。《破碎的山河》（1964）以戰後一個壟斷資本家為主人公，對他的為人和事業進行了批判。《金環蝕》（1966）是寫日本保守黨內部由於一件貪汙行賄案引起的勾心鬥角的故事。
此外，還寫過一些有風俗派傾向的作品，有《惡的愉快》、《自己的在洞穴中》等。井上靖
井上靖，1907年生於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父親是軍醫。自幼離開父母寄居在祖籍靜岡縣湯島庶祖母家，過著鄉村的孤寂生活。在九州大學法文係學習未畢業，後到京都大學學習美學。畢業後任每日新聞社記者。1936年發表處女作《流轉》，在文學界嶄露頭角。1949年發表的小說《鬥牛》，奠定了他作家地位。同年辭去報社工作，開始作家生涯，獲得各種文學獎。日本政府於1976授予他文化勳章。
井上的作品，無論是現代題材小說和曆史小說，都有特色。《井上靖小說全集》，凡32卷。在現代題材的作品中，早期的《鬥牛》為其成名作，它寫大阪新興報社編輯津上，以報社做賭注，組織了一場鬥牛賽，結果慘遭失敗。作品反映了日本戰後初期的社會黑暗麵。
此外，《比良山的石楠花》（1950）、《一個冒名畫家的生涯》（1950）、《射程》（1956）、《冰壁》（1957）等大多反應了日本戰後初期社會的混亂、醜惡和種種不合理現象。他後期的作品也同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如《夜聲》（1967）、《櫸樹》（1970）和《方舟》（1970），反映了60、7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度發展所帶來的嚴重環境汙染，表現了對公害威脅人民生活和生存的憤慨和不安。
井上靖的曆史小說，以寫中國曆史題材居多，主要作品有《天平之甍》（1957）、《樓蘭》（1958）、《異域人》（1958）、《敦煌》（1959）、《蒼狼》（1959）、《風濤》（1963）、《楊貴妃傳》（1963）、《永泰公主的項鏈》（1964）等。還有自傳體小說《夏草冬濤》、《北海》等。《天平之甍》寫唐代高僧鑒真於11年內曆盡千辛萬苦，克服航海困難和社會上各種阻力，5次東渡均告失敗，至第6次終於成功地抵達日本的故事，反映了中日人民的傳統友誼和文化交流的業績。《敦煌》描寫一個落第的書生趙行德在奔赴西域途中，搭救了一位漢族和維吾爾族混血的王女，並對她產生愛戀之情；後來王女被人搶占，跳樓殉情，趙生落戶邊疆，在戰亂中將大批經卷藏入千佛洞，成為敦煌石窟文化的一部分。
井上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人物描寫細膩入微，在委婉含蓄之中蘊藏著批判的鋒芒，結構安排自由靈活，文章情調既美且悲，在文學上頗有值得借鑒之處。水上勉
水上勉，1919年生於福井縣。父親是窮木匠。水上勉8歲時被送到寺院當徒弟。幾年後逃跑，靠半工半讀上完中學，後肄業於立命館大學。做過30幾種職業，非常熟悉日本下層社會的生活。長篇小說《霧和影》（1959）、《饑餓海峽》（1962）等大多都反映了在爾虞我詐的社會裏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們的心理。《紅花的故事》（1969）塑造了對工作精益求精的手工業者的形象。短篇小說《棺材》（1966）通過次郎作夫婦的慘死，揭露了侵略戰爭給本國人民帶來的傷害和痛苦。長篇傳記體小說《古河力作的生涯》（1973）寫明治末年被無辜處死的花匠的遭遇。
水上勉還有很多作品都以他的家鄉為背景，富於鄉土氣息。他筆下的婦女命運悲慘。短篇小說《西陣之蝶》（1962）中的阿蝶、《越前竹偶》（1963）中的玉枝等，都是描寫被迫害、被期辱與被損害的婦女形象。
此外他還寫了一些以僧侶為題材的作品，從而揭露僧侶腐爛的生活。水上勉的作品結構安排緊湊，筆道老練辛辣。司馬遼太郎
司馬遼太郎，1923年生於大阪。1943年畢業於大阪外語學院蒙語係，1946年入京都新日本新聞社，兩年後任產經新聞社記者，同時發表作品。1961年開始專業作家的生活。
司馬的多卷本曆史小說《龍馬奔走》（1962~1966），敘述19世紀60年代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黑暗政治以及錯綜複雜的階級矛盾和鬥爭，讚揚進步階層的反抗精神和變革願望。長篇小說《竊國故事》（1963~1966），描寫日本戰國時代齋藤道三和他的女婿織回信長兩個封建階級上層人物的一生，他們實行新的政治經濟措施，興修水利，發展貿易集市，比較徹底地消滅莊園製，為封建社會的日本經濟發展起了重大作用。政治曆史小說《淩雲壯誌》（1968~1972）企圖通過明治時代的“昌明隆盛”和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的“勵精圖治”來鼓舞人們的樂觀和進取精神，但對戰前軍國主義者和甲午、日俄等非正義戰爭的批判不夠。長篇小說《殉死》（1967）以甲午，日俄戰爭中侵犯中國的日本陸軍統帥乃木希典為主人公，基本上肯定他為天皇效命和殉死，同時也譏諷了他剛愎自用，指揮無能。《世上日日》（1971）塑造了日本明治維新誌士的形象。他還寫了《多謀善斷的人》、《兩個軍師》和《駿河夫人》等短篇小說。
長篇小說《空海的風采》（1973~1975），以公元804年空海和尚來中國唐代學習佛教和回國後在宗教、文化方麵的貢獻，來反映中日兩國人民要求友好相處和發展文化交流的願望。1980年出版曆史小說《項羽與劉邦》。
司馬的小說，善於以曆史事件構成波瀾壯闊的藝術畫麵，把曆史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的人物放在革新與守舊勢力尖銳鬥爭的環境中，從各個方麵來歌頌他們的“勵精圖治”和“文治武功”。三島由紀夫
三島由紀夫，1925年生於日本一個官僚家庭。1947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律係，曾在大藏省銀行局供職，後辭職走上專業作家的道路。1947年以短篇小說《煙草》獲得好評。1949年發表《虛假的告白》，奠定了作家的地位。
三島的文學活動，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唯美主義色彩較濃，代表作有《虛假的告白》、《潮騷》（1954）、《金閣寺》（1956）等。《虛假的告白》寫一個青年的“性的覺醒”和愛情故事，帶有自傳性質。《潮騷》的男主人公是18歲的船員，同船主女兒相愛，但遭到船主反對，後因在一次航行中冒生命危險搶救貨船，受到船主讚賞，一對情人終成伴侶。《金閣寺》描寫一個年輕和尚放火燒毀京都金閣寺的犯罪事件，宣揚日本一切的“美”都應伴隨戰敗投降而徹底毀滅。
後期作品主要有《憂國》（1960）、《明日黃花》（1961）和《英靈之聲》（1966），宣揚他們反動落後的世界觀、作風、性格和氣質。此外，還著有《豐饒之海》四部曲：《春雪》（1965）、《奔馬》（1967）、《曉寺》（1968）、《天人五衰》（1970）。
60年代，三島連篇累牘發表政論文章，反對進步群眾運動，組織“盾會”，自任隊長。1970年煽動軍隊組織武裝政變失敗，切腹自殺。有吉佐和子
有吉佐和子，1931年生於和歌山市。幼年曾隨父親到過印尼的爪哇，10歲回國。1952年畢業於東京女子大學英文係。1956年發表以藝術界新舊兩代矛盾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地歌》。自1959年赴美國研究種族問題，次年繞道歐洲和中近東回國。1961年以來曾多次訪問中國，寫了以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為主題的短篇小說《墨》（1961）和長篇報告文學《中國報道》（1979）等。她在作品中敢於提出社會中存在的重大問題，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長篇小說《並非因為膚色》（1963）和《暖流》（1968）是最能代表他創作傾向的作品。前者通過戰後一個嫁給美國黑人士兵移居紐約的日本姑娘的遭遇，表明“美國的種族歧視是階級鬥爭”。後者以熱愛家鄉的阿陽婆為主人公，描寫禦藏島民反對美軍修建投彈演習場的故事，反映了日本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愛國熱情。
長篇小說《恍惚的人》（1972）、《綜合汙染》（1975）以及曆史小說《出雲的阿國》（1967~1969）等，在讀者中影響較大。她還寫過不少反映藝人生活的作品，其中以中篇小說《木偶淨瑠璃》（1958）和短篇小說《黑衣》（1961）著稱。
有吉是繼承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近代文學傳統、浪漫主義色彩較濃的現實主義作家。她的文筆嫻熟，有強烈的現實感，他還寫過優秀的長篇小說、曆史小說、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其中，曆史上說《出雲的阿國》，在讀者中反應較大。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出生在日本四國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1941年入大瀨國民學校，1947年升入大瀨中學。1950年離開家鄉考入愛媛縣立內子高中，第二年又轉入鬆山東高中。1954年來到東京，進入東京大學文科二類；1956年正式成為法文係學生。他從農村到地方城市，再從地方城市到首都東京，這是在日本現代化過程中許多知識青年所走的共同道路。
在東大法文係讀書期間，他深受著名教授、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渡邊一夫的影響，熱心閱讀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薩特的作品。與此同時，他著手從事文學創作。起初寫有《獸聲》等劇本，其後有短篇小說《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華》先後問世。前者發表在《東京大學新聞》（1957）上，被荒正人推薦為“五月節獎”作品，平野謙則在《每日新聞》文藝評論欄中著文，稱之為“具有現代意義的藝術作品”。小說寫三個學生勤工儉學到醫院去殺狗，結果由於投機肉販子從中搗鬼，終於一無所獲的故事。作者通過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動，對當時青年學生的特質作了如下概括：“我們這些彼此相似、缺乏個性的日本學生被拴在了一起，完全喪失敵意，顯得有氣無力。我對政治不太感興趣。對我來說，那些熱衷於包括政治在內所有事情的舉動，不是過分年輕，就是過於老成。我今年20歲。對這個奇妙的年齡，我也覺得太累了。”這個有氣無力而又疲憊不堪的青年，殺了一天多狗所得的報酬隻是被狗咬的一個傷口，而且還有可能被警察傳去作證。這種“徒勞”乃是當時青年所陷入的陰暗環境的形象體現。後者於1957年刊載於《文學界》上，故事內容與前者相似，主人公“我”也是到醫院裏去勤工儉學，隻不過不是殺狗，而是搬運死屍，結果又由於管理人員的失職，差不多也是白幹了一場。
大江健三郎之所以反複描寫戰後日本青年這種“徒勞”意識，乃是由於他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在他看來，這個社會猶如一個封閉的實體，四周都是“牆壁”，而自上而下的強權統治和美國軍隊對日本的占領等則是構成“牆壁”的內涵。這種意向可以從他1958年發表的小說裏得到證實。在獲得第39屆芥川獎的短篇《飼育》裏，他寫的是戰爭期間一個美國黑人士兵因飛機墜毀而降落山村的故事。起初，村人們害怕他，仇視他，把他當成怪物；後來，則逐漸喜歡他，親近他，把他當成夥伴，尤其是村裏的孩子們更是如此。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村裏便接到上級命令要把黑人送到縣裏去，於是一場悲劇發生了——黑人在抗拒中被殺死，主人公“我”也受了傷。這表明村人們和黑人的友誼隻能維持一段時間，一碰上“牆壁”就會被粉碎。在中篇《拔芽打仔》（講談社出版）裏，也表現了類似的思想。
如果說以上兩部作品是將自上而下的強權統治視為“牆壁”的話，那麼短篇《人羊》（刊載於《新潮》）則顯然是把美國軍隊對日本的占領當作“牆壁”的。這篇小說所寫的故事發生在一輛公共汽車上。由於主人公“我”偶然碰了一下一個跟著一群外國兵（當然是指美國兵）鬼混的女人，這夥外國兵便蠻不講理地懲罰“我”，強把“我”的褲子扒下來，讓“我”光著屁股站在車上示眾，然後又讓其他在車上的日本人也光著屁股罰站，連司機都未能幸免。
總之，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創作（1957、1958）中，“徒勞—牆壁”意識居於主導地位，因為有“牆壁”意識，所以產生了“徒勞”意識，又因為有“徒勞”意識，所以加強了“牆壁”意識，二者互相作用。正如作者在短篇小說集《死者的奢華》（1958）一書《後記》裏所寫的那樣：“這些作品大體上是我在1957年後半年寫的，其基本主題是表現處於被監禁狀態和被封閉牆壁之中的生活方式。”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畢業於東大法文係。隨後，他踏上了專業作家的道路。在1959~1963年的創作中，“性”意識和“政治”意識占有中心的地位。
據說他之所以特別重視“性”，是因為受到美國作家諾曼·梅勒所說“留給20世紀後半葉文學冒險家的未開墾的處女地隻有性的領域了”的啟示和刺激，於是便接連不斷地寫起有關這個問題的作品來。在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們的時代》（1959）裏，作者企圖通過主人公南靖男的性生活展示日本戰後閉塞的社會現狀，探求通向未來的道路，結果卻得出了悲觀的結論。雖然這部作品受到攻擊性的、否定性的批評，可是作者本人卻置之不顧，聲稱“我現在仍然深愛這部長篇小說，認為這隻能是我的小說”，並且表示“在動手寫這部小說之前，我可以說是牧歌式的少年們的作家，但從這部小說起，我卻希望成為反牧歌式的表現現實生活的作家。另外，通過這部小說我還明確地決定了以‘性’作為自己最主要的方法”（《〈我們的時代〉和我自己》）。發表於1963年的中篇《性的人》（刊載於《新潮》）可以看作是《我們的時代》思想的繼續和發展。在這篇小說裏，作者進一步描繪了主人公J的種種同性、異性濫交行為，據說是為了證實人和人性都是真實、可靠的存在。這表明作者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了。
大江健三郎“政治”意識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對天皇製的態度。不言而喻，他對天皇製的態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上小學時，他曾因每天早晨到奉安殿參拜天皇照片時不認真而被校長用巴掌或者拳頭痛打。這或許可以看出他那幼小的心靈中藏著某種反抗強權的種子。在日本戰敗時，當聽到天皇宣布投降的廣播後，他又曾暗下決心，要為天皇而死。這說明學校長期的思想教育已在他的身上發生了作用。不過，他對天皇製的態度主要還是在戰後才最終形成的。日本戰敗投降時他隻有10歲。當他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所接受的是新憲法所宣布的民主主義思想，是社會上日益濃厚的民主主義空氣，而這些因素則促使他成為一個民主主義者。“所謂民主主義者，可能是我的人生理想吧。我打算盡可能地與地上和天上各種各樣的權威毫無關係地生活下去……在政治上反對天皇製，也是因為我希望成為民主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