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和＜吉爾普軍團＞》，采訪記——這可以說是他政治態度的宣言。
在體現他“政治”意識的小說中，1961年先後發表於《文學界》的兩篇作品《十七歲》和《政治少年之死——〈十七歲〉第二部》占有重要地位。這兩篇作品都以1960年10月屬於日本右翼團體——大日本愛國黨的少年山口二矢刺殺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政治事件為題材，尖銳揭露和嚴厲譴責政治暴徒的行為，因而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嚴重威脅，迫使《文學界》雜誌不得不登出謝罪廣告才算暫且了結，但《政治少年之死》仍長期不能收入其後出版的各種短篇集裏。
大江健三郎是個執著的人，隻要確定某種主張便不肯輕易更改，哪怕遇到什麼阻力也要堅持己見。當上述兩篇小說發生麻煩時，作者本人始終沒有退讓。非但如此，他還在此後發表的小說中繼續與天皇製對抗。從一定意義上說，當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金後，日本政府決定授予他文化勳章，他當即表示拒絕的舉動，也是他的“政治”意識在起作用。
1963年是大江健三郎思想和創作的轉折點之一。在這一年，有兩件事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是他的長子於6月出生，但這個孩子因頭蓋骨異常而瀕臨死亡狀態，經醫生搶救後勉強活命，成為殘疾嬰兒；二是他於8月前往廣島進行原子彈爆炸後果調查，深受刺激，頗有感觸。殘疾兒的出生是他個人的不幸，核武器的威脅是人類的不幸，而他則必須同時承受這兩種不幸。所以，他把這兩件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了。
圍繞殘疾兒問題，他在1964年先後發表了短篇《空中怪物阿歸》和長篇《個人的體驗》。有趣的是，這兩部小說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個人的體驗》裏，當主人公聽說妻子生下一個殘疾兒時，起初他曾經想盡辦法逃避現實，不打算千方百計去救活嬰兒，而希望聽任嬰兒自然而然地死去；可是最後他終於通過長期痛苦的精神磨煉，猛醒過來，全力以赴拯救嬰兒生命，並且下定決心要和他共同滿懷希望地、堅韌不拔地活下去。但在《空中怪物阿歸》裏，主人公卻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態度，他沒有救活嬰兒，自己也自殺身亡。作者之所以會在同一年裏寫出兩部結局相反的作品，也許可以說在作者的頭腦中存在著兩種思想的矛盾和鬥爭；或者不如說當作者的精神處於正常狀態時，他便會像《個人的體驗》的主人公那樣最終采取拯救孩子、養活孩子的態度；當作者的精神處於不正常狀態時，他便會像《空中怪物阿歸》的主人公那樣采取放棄孩子的態度。
1964年以後，他又繼續寫了一係列小說和隨筆，表示自己養育殘疾兒的決心，諸如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1967）、隨筆《核時代的想象力》（1970）和《衝繩核記》（1969~1970）、對話錄《遭受原子彈爆炸後的人類》（1971）和長篇小說《洪水湧上我的靈魂》（1973）等都涉及這個問題。除此之外，還應特別談到1983年由講談社出版的係列短篇小說集《新人啊，醒來吧》。這本書的各短篇篇名取自19世紀英國神秘主義詩人布萊克的詩句。作者有意把自己的個人問題，特別是自己與殘疾兒20年共命運的問題提到前麵，這可以從其中安排的環境和人物與作者周圍現實生活大體吻合得到證明。不過，《新人啊，醒來吧》仍與日本傳統的私小說有所不同。這就是說，作者並非單純地記述自己和殘疾兒，而是通過布萊克的詩句，通過殘疾兒的生活，討論在核威脅狀況下當今世界人類命運這個全局性的大課題。
大江健三郎對於日本現實社會是不滿意的，但又沒有發現能夠取而代之的實際楷模，於是便在自己的想象中描繪烏托邦——理想國的形象。早在1966年，他就在一篇題為《烏托邦的想象力》的文章裏，第一次提出了自己關於烏托邦的設想。其後，他經常不斷地在自己的小說、隨筆和談話裏提起這個話題，進一步具體細致地描述烏托邦的內容。如在對話錄《尋找烏托邦，尋找物語》（1984）裏，他說自己所謂的烏托邦存在於“森林和山穀”。不過他又加以解釋道，這個“森林和山穀”，“雖與實際存在的東西相似，但又似是而非”。可見他的烏托邦仍然不是實際存在的東西，隻存在於主觀想象之內。
《同時代的遊戲》（1979）可以說是他所寫的一部有代表性的烏托邦小說。這部長篇是經過作者周密設計和考慮之後寫成的，是他的重要創作成果之一。全書由6封信組成，這些信是主人公“我”寫給妹妹的。在信裏，“我”講述了培育自己的山村的創建故事和曆史，自己家族的發展曆史。其中有三個不同時間層次的事件交織在一起，共同在一個平麵上展開，即幾百年前山村的建立過程，昭和初年山村人和大日本帝國軍隊的50天戰爭，“我”所參加的現代反體製運動。在這6封信中，最令人感到興奮的恐怕是第4封信，即“武功赫赫的50天戰爭”了吧。這封信生動地描述了武裝精良的大日本帝國正規軍與普通村民百姓的鬥爭過程，刻畫了不屈不撓、敢於與強權作鬥爭的英雄形象。在這些英雄形象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在日本曆史上當然並不存在這樣一場戰爭，它完全是作者頭腦中的產物。作者希望通過這場戰爭表現自己的烏托邦理想。
1986年作者又出版了一部具有濃厚烏托邦色彩的長篇小說——《致令人懷念年代的信》。小說的基本內容是寫主人公“我”和“我”的友人——“義兄”的交往。“我”是作家，住在城市；“義兄”是“我”小學時代的老師，住在森林。“義兄”在森林裏創建了一個根據地（即公社），但後來由於一個突發事件而瓦解。這說明根據地雖是為人們所歡迎的，但畢竟是不能長久的，是理想化的和非現實的。
上文已經說過，大江健三郎心目中的烏托邦存在於“森林和山穀”。這表明他的“烏托邦”意識是和“森林”意識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在他的筆下，“森林”有時是具體的、實際的存在，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則往往是抽象的、非實際的存在，是體現其想象世界以至神話世界的所在。他初期的不少作品，如《飼育》和《拔芽打仔》等的故事都是在森林和山穀展開的，其中的“森林”顯然具有象征意義。在稍後問世的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1962）裏，有主人公“我”潛入森林的一段描寫：“我走進森林，猶如遊泳者走下遊泳池鐵梯子讓身體完全沒入水中一般，在森林中屏住呼吸慢慢下沉，覺得森林覆蓋了自己的頭部，好像遊泳者的頭部被水麵覆蓋了那樣。於是，夜幕降臨了。我站立不動，低垂下頭。我必須讓森林把自己同化，如同野獸、樹木、小草、腐蝕土中的菌類一樣，把自己的肉體和靈魂還原為森林的細胞。”
進入70年代以後，他的“森林”意識繼續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洪水湧上我的靈魂》的主人公及其周圍的人物都對“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懷有同感，並且最後不得不和核時代權力的代表者進行決戰。這表明作者的“森林”意識更進一步朝著批評時代的方向發展。又如《同時代的遊戲》將對抗帝國正規軍隊的普通村民的根據地設定在“森林”裏。這個“森林”顯然含有象征意義，它使村民更加充滿生機和活力。作者可能想要通過這種方式啟示讀者在當今時代應如何生活。此外，長篇小說《M／T與森林的奇異故事》（1986）和《致令人懷念年代的信》等也是“森林”意識的體現，而短篇小說集《傾聽雨樹的女人們》（1982）和最近新作長篇小說三部曲《燃燒起來的綠樹》等圍繞“樹木”展開故事的作品則可以視為“森林”意識的延續和發展。丁若鏞
丁若鏞，1762年生於京畿道廣州郡瓦阜麵馬峴裏（今揚州瓦阜麵陵內裏）的一個兩班貴族家庭。7歲能作漢詩，22歲中進士，28歲文科及第。曆任弘文館修撰、京畿道暗行禦史同付承知、穀山府使等職。他為人剛直，不求權貴，特別是在任暗行禦史時，曾彈劾官吏的貪汙舞弊，不斷受到反對派的誣告和陷害。40歲時被貶，流放康津等地18年。1818年釋放回國，專心從事寫作和研究學問，直至去世。
丁若鏞是實學派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實學派詩人和作家。他對政治、哲學、經濟、科學技術等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最關心農民問題，認為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富戶之家“是殘九千九百九十人之命，以肥一人”，提出“農者得田，不農者不得之”的主張。他認為一切沒用到實際學問都算不得學問，“新我舊邦”的思想指導著他一生的活動。
在詩歌創作方麵，他反對單純“吟風詠月”和形式主義，強調文學的教育意義，即要有“美刺勸懲”的效果。作有漢詩2500餘首，有不少是表現農村生活和在封建剝削製度下農民艱難度日的悲慘處境，譴責封建官吏的剝削和儒學者的偽善，指斥封建兩班製度的不合理，表達了對農民的同情及對不合理製度的訓責。《奉旨廉察到積城村舍作》和《饑民詩》是兩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前者描寫一戶農家的窮苦和敢於和豪吏作鬥爭的景象。後者描繪了一幅農民由於迫於生活而顛沛流離的圖景。
在康津流放期間，他創作了很多同情勞苦大眾，反映殘酷剝削官吏罪惡的優秀作品，其中有杜甫韻的三吏：《龍山吏》、《波池吏》、《海南吏》；三行：《獵虎行》、《狸奴行》、《僧拔鬆行》以及長詩《夏日對酒》、《耽津衣歌》、《耽津漁歌》、《耽津村謠》、《哀絕陽》等。他熟悉多種詩歌表現形式。他的一些散文和政論也寫得生動、犀利，很有感染力和說服力。在創作手法上，善於運用比喻來刻畫他所要表現的對象。
他逝世70多年以後，李朝政府追贈他為正憲大夫奎章閣提學。李光洙
李光洙，1892年生於平安北道定州。父母早亡，由祖父撫養長大。曾在早稻田大學攻讀文學哲學科。1919年到中國上海，主編“朝鮮臨時政府”機關報《獨立新聞》。1921年回國，開始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任過《朝鮮日報》副社長，《東西日報》編輯，還主編《朝鮮文壇》雜誌。1922年發表《民族改造論》一文，詆毀、抹煞朝鮮民族傳統，引起有誌之士的反對。20年代中期，朝鮮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興起，他是反對派的一員主將，聲稱“對階級文學不感興趣”，咒罵“革命是像瘟疫一樣可怕的疾病”。1939年參加“北支皇軍慰問”，來到中國東北地區，為侵華日軍效力；不久出任日本統治當局的禦用團體“文人報國會”會長。1943年又去日本動員朝鮮留學生參加“學徒兵”，要他們為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效勞。1945年參加“大和同盟”，任理事。
李光洙於1909年開始創作，主要有小說、詩歌、隨筆、評論、童話和時調等多種。其中長篇小說20部，代表作品有《無情》、《麻衣太子》、《革命家的妻子》、《泥土》、《有情》、《那女人的一生》、《異次頓之死》和《愛情》。1917年他的長篇小說《無情》在《每日申報》上連載，從體裁形式上看，是朝鮮第一部現代長篇小說。有的評論家認為，他的創作是人道主義、民族主義、啟蒙主義於一身。《革命家的妻子》是一部醜化革命者、歪曲事實的作品。他的作品中大多是色情和變態戀愛心理的描寫，從而反映朝鮮亡國後的悲慘現狀及對悲苦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李箕永
李箕永，1895年生於忠清南道牙山，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7歲時入平裏村私塾學習漢文，讀過不少古典文學作品。12歲時又入天安私立寧進學校學習，接觸到新學，並讀了一些流行的新小說。1914~1918年在朝鮮南方各地流浪，做過礦工、苦力和短工。回到故鄉後，任教會學校教員和銀行雇員。1922年春，他滿懷真理、拯救祖國的熱切願望，克服重重困難，東渡日本半工半讀，接觸到俄國古典文學和進步文學，尤其喜歡高爾基的小說。1923年因日本關東大地震，他提前回國。1924年進《朝鮮之光》雜誌社作記者。1925年參加朝鮮無產階級文學團體“卡普”，並負責出版部工作。1931年和1934年兩次被捕入獄。1944年避居在江原道金剛郡的山村裏，直到1945年解放。後任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副議長、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委員長。1955年獲國家頒發的勞動勳章。
李箕永於1924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哥哥的秘密信》，以後陸續創作短篇小說《貧窮的人們》、《老鼠的故事》、《民村》、《農夫鄭道令》和《五個兒女的父親》等。這些作品仍屬於批判現實主義範疇，他不單單隻停留在對黑暗現實的揭露上，而且還進一步探索造成這些社會悲劇的社會根源。
1928~192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元甫》和《造紙廠村》，表明他的創作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他筆下的知識分子是懂得隻有進行鬥爭才能推翻舊世界的先覺者了。
1933年發表中篇小說《鼠火》，接著出版長篇小說《故鄉》。
1934年在獄中完成長篇小說《人間課堂》和《春》的構思，40年代初出版。《故鄉》是朝鮮早期革命文學的一部重要作品，以20世紀20年末朝鮮農村為背景，以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廣泛展示了淪為殖民地的朝鮮，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出現的種種黑暗現實：農民破產，生活貧困，工人不滿，舉行罷工與援助，廣大朝鮮人民日益覺醒，不斷反抗鬥爭，正逐漸形成有組織、自覺的工農運動，它標誌著朝鮮民族解放鬥爭已經入新的曆史時期。小說多方麵的揭示了時代的、社會的、人生的種種矛盾，表現出曆史的厚度與人性的深度。
1946年7月，短篇小說《開辟》問世，不僅標誌著作者又開始了新的創作生活，而且表明創作題材向縱深開拓。1948年~1949年，在《開辟》的基礎上，它完成了長篇著名小說《土地》的創作。小說同樣以土地改革為題材，通過農民郭巴威解放前後翻天覆地的生活變化，反映了土地改革以後廣大農民和大自然以及階級敵人進行鬥爭時的英雄氣概和精神麵貌。
長篇小說《圖門江》以貧苦農民樸熊孫父子兩代人的生活道路為主線，在充滿重大曆史事件的廣闊背景上，反映19世紀末~20世紀前期朝鮮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戰鬥曆程。
李箕永從事文學創作近60年，文學成就卓著。這筆留給朝鮮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反映了朝鮮人民的偉大曆史進程，也使之享譽朝鮮現當代文學史。韓雪野
韓雪野，1900年出生於鹹鏡南道鹹州郡一個趨於沒落的封建家庭。少年時代，他一方麵耳聞目睹了日本憲兵逮捕和監禁父親，以及日本殖民主義者對朝鮮廣大人民的荼毒等罪行；另一方麵又親身感覺到封建家庭虐待他家養女的事實，這使他幼小的心靈裏深埋下對日本殖民者仇恨、對封建陋習不滿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