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做事的熱忱(3 / 3)

於是,我去了紐約。在紐約,我找了一間每周房租5美元的小房間住下,吃點速食,在街上閑逛了10個星期,完全一事無成。如果不是想到回去還有工作的話,我一定會憂慮死了。我已為鐵路公司工作了5年,我可以享受一些資深員工的福利,但為了保障這些權益,我不能離職超過90天。而我當時已在紐約市混了70天。我隻有用鐵路證件盡快趕回俄克拉荷馬,重操舊業,以保持我那條補給線。我後來又幹了幾個月,存了一點錢,再回紐約市放手一搏。

這一次有突破了。一天,我正在錄音公司等候麵談,對著接待小姐,我取出吉他,唱了一首《珍妮,我夢中的紫丁香》,正當我唱得起勁時,這首歌的作曲者剛好走進來。聽到有人唱他的歌,自然令他十分愉快,於是他寫了張便條,介紹我去維克多錄音公司。我錄了音,但不理想——我太僵硬了,而且不自然。於是我接受了維克多公司錄音師的建議,又回到鐵路公司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到電台演唱西部鄉村歌曲。這個安排很適合我,因為我沒有後顧之憂,因此,我也沒有煩惱。

我在杜沙電台演唱了9個月。在那段日子裏,我與吉米龍·朗合寫了一首歌曲《我的銀發老爹》,這首歌抓住了聽眾。美國錄音公司總裁亞瑟·賽德利請我錄唱片。風評不錯,於是我又錄了好多首歌,終於得到在芝加哥一家電台唱鄉村歌曲的工作機會。周薪40美元。唱了4年之後,我的周薪調升到90美元,又因為有機會在戲院登台,而有300美元的額外收入。

到了1934年,我的機會來了。好萊塢製片商決定開拍西部牛仔的影片,不過他們不要一般的牛仔演員,而要一個會唱歌的牛仔。美國錄音公司老板也是共和製片廠的股東,他跟其他的股東建議說:“如果要找會唱歌的牛仔,我正好有一位為我們錄音的歌手。”

就這樣,我進入了電影界,周薪100美元,我開始扮演歌唱牛仔。我實在非常懷疑我拍電影能成得了大器,不過我並不為此擔心,反正我隨時可以回鐵路公司工作。

我在電影上的成就,遠遠超出了我的意料。我現在的年薪是10萬美元,另加影片票房的一半紅利。不過我很清楚,這絕非長久之計。我還是不必發愁。不管發生什麼事——即使我完全破產,一文不名,我還可以隨時回到鐵路公司工作,我一直沒有切斷這條後路。

物極必反

我一生中最悲慘的一天發生在1933年。那天,警長來到我家的前門,而我卻從後門溜走了。我失去了長島的家園,那是我兒女出生、我們一起生活了18年的家。我從來沒有想到這種事情竟然會降臨到我頭上。12年前,我還是信心百倍,誌得意滿。當時我把我的小說《水塔西側》的電影版權賣給電影公司,價錢堪稱好萊塢之冠。我們一家住在國外已經兩年了。夏天我們到瑞士避暑,冬天在法國逍遙,快活得象個富翁一樣。

在巴黎,我花費6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本小說。由威爾·羅傑斯主演,那是他的第一部有聲電影。電影公司邀請我留在好萊塢為羅傑斯再寫幾部電影劇本,可是我拒絕了。回到了紐約,我的麻煩也就開始了。

我漸漸覺得自己擁有一些尚未開發的潛在能力,開始幻想自己是一個精明的商人。有人告訴我,約翰·雅各布·亞士特投資紐約空地賺了幾百萬。亞士特何許人?他不過是一個移民美國的小商販。他都能做到,我為什麼不能?我要發財!我開始閱讀遊艇雜誌。

然而,我空有無知的勇氣。我對房地產買賣的了解不比一個愛斯基摩人多。我到哪裏去籌措錢來開始這個事業呢?答案很簡單:用我家房子作為抵押,買下一批地,等到價錢好時售出,我就可以過奢侈的日子了。對那些在辦公室任勞任怨於領薪水的人,我充滿了同情。顯然上天隻賜給我這種理財的天分。

突然間,大蕭條就象颶風一樣席卷了美國。

每個月我得為那片土地支付220美元。而每個月過得可真夠快的,當然我還得支付抵押貸款,並維持全家溫飽。我開始擔心,我想為雜誌寫些幽默小品,但作品頗似《舊約》中的哀歌,一點都不好笑。我什麼也賣不出去。我的小說也賣得很差。錢用完了,除了打字機及牙齒的鑲金以外,再沒有可以變現的東西。牛奶公司不再送牛奶,煤氣公司也給斷了氣,我們隻有改用露營用的小瓦斯罐,它噴出火焰時帶著嘶嘶的聲音,好象一隻發怒的青蛇。

我們沒有煤可以用,唯一取暖的工具就是壁爐。晚上我會到有錢人蓋房子的工地去撿一些木板木條,而我本來是想躋身於這些有錢人行列之中的。

我十分苦惱,睡不著覺,經常半夜起來踱方步,把自己搞得很累再回去睡。

我不但損失了我買的土地,還賠上了我所有的心血。銀行扣押了我的房子,我和家人隻能流落街頭。

最後我們總算弄到了一點錢租了一間小公寓。1933年除夕我們搬了進去。我坐在行李箱上,抬頭四處張望。我母親常說的一句老話在耳邊響起:“別為打潑翻的牛奶哭泣。”

可是,這不隻是牛奶,這是我一生的心血啊!

呆坐了一會兒,我告訴自己:“我已經衰弱到底了,情況不可能再壞,隻有逐漸轉好。”

我開始想還有什麼我還沒失去的東西。我還擁有健康與朋友。我可以東山再起,我不再為過去而難過,我要每天提醒自己我母親常說的那句話。

我把精力和時間用在工作上,不再去自尋煩惱。漸漸地,我們的狀況一點點地改善了。我現在要感謝我有機會經曆那樣的劣境,因為我從中得到力量與自信。我現在知道什麼是跌到穀底,我也知道那並不能打垮人。我更清楚我們比自己想象的還要堅強得多。現在,再有什麼小困難、小麻煩,我總會提醒自己坐在行李箱上對自己說過的話:“我已跌至穀底,情況不能再壞,隻有轉好。”這些小事再也不會令我煩惱。

千萬別去孤兒院

我的童年一直籠罩在恐懼當中。我母親心髒不好,我經常看到她昏倒在地板上。我們都很擔心,害怕她會因此死去。而且,我一直以為沒有母親的小女孩都會被送到鎮上的孤兒院。隻要一想到可能會被送去孤兒院,就把我嚇壞了。6歲的我最常祈禱的就是:“親愛的天主!請保佑我媽媽活到我大得不用進孤兒院的時候。”

20年後,我弟弟梅納受了重傷,遭受了極大的痛苦,直到兩年後死去。他自己無法進食,也不能翻身。為了減輕痛楚,不分日夜,每隔3小時,我都得為他注射一針嗎啡。我為他注射了兩年。我在一所學院教音樂。鄰居們一聽到我弟弟痛苦的叫聲,他們就會打電話到學校來,我就衝出教室,回家為他再做一次注射。每晚上床前,我把鬧鍾定在3個鍾頭以後,以便起床為他注射。

記得那時候,在冬天的晚上,我把一瓶牛奶放在窗外,它會變成我喜歡吃的冰淇淋。鬧鍾響時,窗外的冰淇淋也就會是一種促使我起床的動力。

在這麼艱難的環境中,我采取了兩種措施,使自己免於自憐、憂慮或怨天尤人。

第一,我每天保持忙碌,這樣我就沒什麼時間憂慮了。於是,我每天都要教12~14小時的音樂課。隻要我覺得自己快開始憂慮的時候,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告訴自己:“聽著!隻要你還能動、能吃、沒有痛苦,你就應該是世界上最開心的人了。不論發生什麼事,重要的是你還活著!千萬不能忘記這一點。”

第二,我盡我所能來培養感恩的態度,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潛意識的。每天早上醒來,我先感謝天主,我能夠下床走路,做早餐給自己吃。我不管有什麼煩惱,都決心做全鎮最快樂的人。我可能沒有達到這個目標,但我確實做到全鎮最能感恩的人——而我同事的煩惱應該不會比我多吧!

折磨人的胃痛

我曾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華納兄弟影片公司宣傳部愉快地工作了幾年。我是個短文作家,為幾家報紙和雜誌撰寫短文,報道華納公司的明星動態。

突如其來的,我獲得晉升,成為公關部副經理。事實上,由於行政體係的改變,我有個新頭銜:特別助理。

我有了一間非常寬敞的大辦公室,附有一台私人冰箱、兩位秘書,並擁有絕對的權力指揮75名撰稿人員、開發人員及無線電人員。我極為興奮,自己出去買了一套新西裝。我開始言語高雅,建立檔案係統,作出權威的決定,午餐以速食解決。

我自以為整個華納公司的公關政策都落在我的肩上。我相信自己掌握華納旗下明星的公私生活,這些明星包括蓓蒂·戴維斯、奧麗薇·哈惠蘭、詹姆士·賈奈、愛德華·羅寶孫、埃洛·弗林、亨福瑞·鮑加等等。

可是好景不長,也就一個月吧,我發現自己得了胃潰瘍,說不定是胃癌。

我當時的另一項職務是戰時電影界的戰事委員會主席,我樂於擔任這份工作,因為開會時可以碰到很多朋友。可是這些聚會卻變得很累人,每次開完會,我就覺得不舒服,我得在回家的半路上先停一會兒車,讓自己清醒了再開車。我有這麼多事要做,可是時間卻這麼少,每件事都不能不辦,我隻覺得自己力不從心。

我現在可以坦白地承認,那是我一生中最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我總覺得負擔很重,體重也逐漸減輕,開始失眠,經常覺得胃痛難忍。

我去看一位同事介紹的內科權威,同事說很多從事廣告工作的人都是他的病人。

這位醫生說話很少,他隻讓我告訴他我哪裏不舒服,以及我從事什麼工作。他對我工作的興趣似乎比我的病痛還大,接著他說要用兩周的時間,每天接受各種檢查。最後,他通知我去見他,以告訴我檢查的結果。

“希普先生!”他說道,“我們總算做完了這些累人的檢查,雖然我第一次看你,就知道你得的不是胃癌,但這些檢查還是必需的。我很清楚象我這樣的人,以及從事這類工作的人,除非我手上握有證據,否則你也不會相信,現在就讓我給你看看證據吧!”

於是他拿出圖表及X光片跟我解釋,表示我並未罹患癌症。這位醫生又說:“雖然你花了不少錢,但是很值得,我開給你的處方是:不要煩惱。”

我正想對他發火,但他製止了我,繼續說道:“我知道你一時三刻不可能做得到,所以我先給你開些藥吃。這些藥片是無害的,你要吃多少都沒問題,吃完再來找我,它對你沒有害處,不過可以令你放鬆自己。”

“請你記住:其實你不需服藥,你隻要不再自尋煩惱就可以了。”

“如果你又開始煩惱,就回來找我,我再收你一大筆費用,如何?”

我在這裏誠實地告訴各位讀者,這位醫生的話竟然真的在我身上生效了,我立即就停止憂慮了。但實際並非如此。有好幾個禮拜,我覺得心煩時,我就吃藥,立刻就覺得好些了。

可是吃藥是件很難堪的事。我的體型龐大,大概象林肯一樣高,起碼有200磅體重,卻需服用這些小藥片來放鬆自己。朋友問我服用什麼藥時,我實在羞於啟齒。我開始嘲笑自己,我告訴自己:“希普,你真象個傻瓜,你把自己的事看得太過於嚴重了。蓓蒂·戴維斯、詹姆士·賈奈在你負責他們的公關以前,早就赫赫有名了,如果你今天去世,華納公司及它旗下的明星一定還能過得好好的。看看艾森豪威爾、馬歇爾將軍、麥克阿瑟,他們指揮作戰,都不用靠藥丸。你隻不過是製片廠公關及戰時委員會主席,而你卻必須吞下那些小白藥丸,才能使你保持平靜,才能幹好你的工作。”

我開始不吃藥丸,恢複自尊。不久之後,我丟掉藥丸,每天晚上回家後,在晚餐前先小睡片刻,很快我就恢複正常生活,再也不用回去找那位醫生了。

不過,我欠他的太多了,這遠非我那次所付的高昂診費所能相比。他教我自我解嘲,還不隻如此,最重要的是教會我,世上沒有什麼值得操心的事。他很認真地處理我的狀況,保留我的麵子,他為我指引一條出路。他當時已象我現在一樣清楚,治愈我的不是藥丸,而是我態度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