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曆盡坎坷
亂世佳人——在我的內心，總願意這樣看待戰火中的林徽因。在青春和滄桑之間的過渡，或許是每個女人都要經曆的道路，隻不過，這過程於有些人來說較慢，而對林徽因，卻可以是瞬間的變換。
那個吟吟淺笑的林徽因還在眼前，那個活潑任性的林徽因還在心間，她的詩還那麼清新，她的文字還那麼優美，而轉眼間，她卻要經曆殘酷的戰火，為一個家庭的奔波操勞不已。從山西回到北京，林徽因先給不滿八歲的女兒梁再冰去了信，彼時女兒正和大姑媽一家在北戴河度假。
“反正你在北戴河同大姑、姐姐哥哥們一起也很安穩的，我也就不叫你回來。我們這裏一時也很平定，你也不要記掛。我們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來占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那時候你就跟著大姑姑那邊，我們就守在北平，等到打勝了仗再說。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麼都不怕，什麼都頂有決心才好。”
沒料想，這樣的信剛寄出沒多久，林徽因就發現，北平的情況遠沒有她料想中那麼樂觀。1937年7月29日，北京淪陷，日軍進城，全城戒嚴。在前途未卜的時刻，營造學社暫時解散，社長朱啟鈐不願離開北平，他把學社的未來托付給了梁思成。在這樣的情況下，梁思成和林徽因決議，一起離開被日軍占領的北平。
另一方麵，進駐在北平的日本人也沒有得閑，他們寄給梁思成夫婦一封署名“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請他們參加。林徽因和梁思成當下決定盡快離開北平，向南方遷移。就這樣，他們的流亡之行正式開始了。
若換作平常人家，隨身攜帶的行囊定然滿載著家當細軟，而林徽因他們帶的更多的，卻是古建築研究資料。不論是林長民送給林徽因的坐佛，還是梁啟超送給梁思成的銅鏡，那些承載著無盡親情和回憶的物品，隻能盡數舍棄在家中，以便為他們攜帶的資料騰出更多的空間。
一路從北京乘火車到天津，再乘船去煙台，而後又是青島、濟南、鄭州，最後他們來到了長沙。緊接著，金嶽霖、張奚若等人也先後落腳長沙。那段時間，他們每天都要在刺耳的空襲警報中度過。長時間的奔波勞頓累倒了何雪媛，每次聽到空襲警報拉響，一家老小都要相互攙扶著跑到臨近學校的空地去避難，等待空襲的過去。
在動蕩的日子裏，普通百姓大概隻惦念著活下去，而知識分子們卻期冀獲得精神上的交流。那些在北平經常來往的好友有不少逃亡到了長沙，每天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都要到處去串門。他們想要實際參與到抗戰中去，他們不想被國家當成保護的對象，成為戰爭的累贅。
然而，更多的時候，他們隻能抱怨這動蕩的時局，宣泄心中的積鬱。“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還我東三省！”“抗戰必勝！”嘹亮的歌聲和口號劃破戰火包裹下的長空，如此激越，如此振奮，時刻提醒著人們，勝利就在前方。
但是，活著畢竟是一切思想的前提。當日軍飛機投放的炸彈掉落時，林徽因的大腦一片空白，那顆炸彈距離他們所在的院子隻有不到十六米！完全憑借著本能，林徽因拉起孩子就往樓下衝，炸彈爆炸的氣浪將她拋到空中，房子塌了下來，成為一堆廢墟。
這是和死神真正的擦肩，長沙已經不能再待下去，他們再一次收拾行李，踏上了流亡的路途。好不容易將一家五口塞進嚴重超載的長途汽車，他們卻不知道，這輛車並不以昆明為終點站，他們中途還要經曆不可知的劫難。
流亡路上，往往是汽車把他們放在一個不知名的小城，第二天，他們再到汽車站繼續搭乘南行的客車。1937年12月24日的深夜，汽車在行進的半山坡突然拋錨，林徽因和梁思成隻能在漆黑的夜晚一起推著汽車前行，借此取暖。終於，由於受不了舟車勞頓，一家人走到晃縣時，林徽因病倒了。
感冒引發了肺炎，對虛弱的林徽因而言，這有著致命的危險。然而在當時，不僅整個縣城沒有醫院，沒有抗生素藥品，甚至連住宿的地方都沒有，到處都是難民。似是冥冥中自有天佑，幾乎絕望的梁思成忽然聽到附近一家旅館裏傳來小提琴的動人旋律，他想，“這拉琴的人一定是來自北京或者上海。”他敲開門，房間裏住的是八名空軍學院的年輕學員。
這些飛行學員已經在這裏住了兩天了，正等車到昆明去，得知了林徽因的狀況，他們自願騰出了一個空間。與此同時，好運接連降臨到林徽因的身上，困在這個小城等車的外地人中，恰好有一位女醫生，她給林徽因開了一些當地能買到的藥，兩周後，林徽因持續的高燒終於退了下去。
在這段時間，梁思成夫婦和八名年輕的飛行學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梁思成夫婦落腳昆明，學員們還經常去梁家看望他們。這些學員的父母大都身處淪陷區，他們像孩子般地依賴著梁思成夫婦，而林徽因也總是把他們當弟弟一樣看待。
待到身體稍有好轉，林徽因一家又踏上了南行的旅途。在寫給好友費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對剩下的路途做了一個匆匆的描述：“此後，又有關於這些破車，意外的拋錨、臭烘烘的小客棧等等的一個又一個插曲。間或麵對壯麗的風景，使人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