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有這種清醒的認識，莫言的高密東北鄉不局限於真實故鄉所發生的一切。“大江先生對故鄉的發現和超越，對我們這些後起之輩，具有榜樣的意義。或者可以說，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不約而同地走上了與大江先生相同的道路。我們可能找不到自己的森林，找不到‘自己的樹’，但我們有可能找到自己的高粱地和玉米田；找不到植物的森林，但有可能找到水泥的森林；找不到‘自己的樹’，但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圖騰、女人或者星辰。也就是說，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來自荒原僻野，而是我們應該從自己的‘血地’，找到異質文化，發現異質文化和普遍文化的對立和共存，並進一步地從這種對立和共存狀態中，發現和創造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共寓一體特征的新的文化。”莫言的小說《豐乳肥臀》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看起來好像是高密東北鄉彈丸之地上發生的事情，“實際上我把天南海北發生的凡是對我有用的事件全都拿到了我的高密東北鄉。”
在人人講求個性的時代，我們仍不能忘了共性，尤其是關注人的文學藝術，僅有自己特色、沒有人類普遍共性是沒有高度的，這個共性就是人的共通性，人性當中的共同的部分。於是，莫言就在高密這塊“郵票般大小”的土地上努力地耕耘著，寫出了全世界的人類所共同麵對的問題，例如人性、人的欲望、人的命運、人類的孤獨以及莫言的曆史觀等。當然，莫言寫的是鄉村，寫的是農民，但農民是人類的一部分，同樣，農民的命運也是人類命運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對中國這個農耕社會而言。現在流行的說法是“地球村”，中國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莫言的小說從題材範疇而言就具有了世界性，具有普世的價值。
如在《透明的紅蘿卜》裏，則表達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其實是孤獨的這一主題。正因為這種孤獨黑孩才需要到大自然中尋找“關愛”，黑孩能聽到別人無法聽見的聲音，如拔節的聲音；他還能聽懂大自然萬物所發出的聲音，但他在同類之間則無處訴說。而黑孩也隻有回歸、沉迷自然中才得到理解與尊重。這其實也是人類的共同命運，如果所有人都以“他人就是地獄”為標準，這個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呢？又或者我們習慣於以自己的模式解釋他人的生活現實,或居高臨下或同情都無法消除這當中的陌生與孤獨。因為生活給人們帶來的災難從來都不是平等的，不管是個人還是民族都一樣。
再如，《天堂蒜薹之歌》和《檀香刑》等作品則充滿了對人性卑劣的揭露。《天堂蒜薹之歌》裏的高羊僅僅因為私下偷葬了自己的母親，就被治保主任殘忍、冷血地將一根長滿刺的樹棍戳進他的肛門。而《檀香刑》裏的劊子手趙甲，他完全成為了一個殺人機器，在他的眼睛裏，看到的不是人，而是“隻有一條條的肌肉、一件件的髒器和一根根的骨頭”。他以殺人為榮，因為是代表著國家在維護法律，他對自己的兒子說“殺豬下三濫，殺人上九流”。可見，專製的封建社會對人性的泯滅，又或者說是人一旦對生命沒有了敬畏感，將與動物、機器無異。有人認為《檀香刑》是一本充滿血腥的書，但筆者認為是一本充滿悲憫情懷的書，反思了人類的互相殘殺的行為，到底是誰給予了我們殘害同類的權力呢？
而《四十一炮》則表現了人性的複雜、多麵性。羅小通有著有奶便是娘的德性，但他又是恩怨分明的；而羅通本有著豪俠仗義的一麵，但最終卻淪為與權勢同流合汙，迷失自我。
莫言的小說描繪了我們民族現代化進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深陷其中的人們，很多重大事件都被他用文學的語言表達出來了，如《紅高粱》寫了抗日戰爭；《酒國》講述了官場反腐的話題；《生死疲勞》講述了反右鬥爭，農民與土地的關係變遷；《蛙》則講述了我國的計劃生育這一國策所引發的問題等等。但不管什麼題材，莫言始終關注的是人。
對於莫言的獲獎緣由，李敬澤也有很精辟的見解：“概括起來說，莫言是受到了世界文學的影響，包括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也有力地繼承和發展了中國民間藝術資源和傳統的藝術資源。同時更為重要的，它是用來表達我們百年來中國的鄉土、中國的人，百年來的複雜經驗以及我們的那顆複雜的、動蕩的心理、靈魂。”筆者非常認同這一點，既要有作家、作品的個性也要有人類的共性經驗才能引起人們的普遍共鳴，莫言在高密東北鄉這片土地上呈現了他對世界、對人類的理解。同樣相信莫言的這次成功也會為我們國內的一些作家的創作方向提供一個參考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