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和周恩來相識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直到1923年他們才確定了關係，1925年正式結婚。從相識到結婚，整整經過了六年時間。此後直到周1976年逝世，兩人美好的婚姻堅持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相識五十七年，確定關係五十三年，結婚五十一年）。所以當周逝世時，聯合國曾下半旗為他致哀。當時的聯合國負責人說：“除了周恩來，你們還曾見到哪個國家的政府首腦一生中隻有一個妻子嗎？”何況這個妻子並非是美女，而周本人卻是中外政壇聞名的美男子；更何況這個妻子還沒能為他生下一兒半女來。
對於他們的結合，英國人迪克·威爾遜在其《周恩來傳》中寫道：這是“中國公眾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誠和最持久的婚姻。這是具有信念的婚姻，是兩個具有相似出身與相似思想的共產主義革命者之間的終身結合”。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人斯諾則說：“周夫人為她的丈夫的生活分擔艱險和憂患，由同窗讀書起始始終保持篤深的感情。她的溫文有禮和樸素直爽，加上愛國和革命的熱忱，深得全國人民的愛戴。”
五四運動時周恩來與鄧穎超都在天津，周二十一歲；鄧才十五歲，是個小妹妹，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超”。當時周是“覺悟社”的主要負責人，而鄧是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的骨幹。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鬥爭中，兩人經常接觸。幾十年後，鄧曾回憶道：“就在這次運動（指五四）高潮中，我們相見，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運動中，我們這批比較進步的學生，組織了‘覺悟社’，這時候，我們接觸得比較多一點。但是，我們那時都要做帶頭人。我們‘覺悟社’相約，在整個運動時期，不談戀愛，更談不到結婚了。那個時候，我聽說你（指周）主張獨身主義，我還有個天真的想法，覺得我們這批朋友能幫助你實現你的願望。我是站在這樣一種立場上對待你的。”
周恩來1920年去了法國和德國勤工儉學。據周自己後來的回憶，談到了他與當時女友張若茗的關係：“在巴黎，我們先後加入了《中國少年共產黨》。張若茗法文較好，經常擔任主講人，還將自己的講稿整理成文，發表在少共機關報《赤光》上。但是後來因為出身問題，她在黨內受到審查。又因參加政治活動，遭到法國警察幾次跟蹤盤問。她感到委屈和不滿，決定退出黨組織，留在法國專心讀書。我是認定馬克思主義不變的，我的終生伴侶，必須是誌同道合，經得起艱難險阻的戰友。於是我主動與張若茗說清楚，開始與鄧穎超通信，還向她求婚。”
隨著時間的推移，周恩來和鄧穎超的來信越來越頻繁，那幾年總計達二百五十多封。周逐漸發現，鄧正是他要尋找的人生伴侶，這樣，在1923年，周和鄧終於確定了愛情關係，絕對是由誌同道合、心心相印的革命戰友而上升為恩愛情侶。他們的“紅娘”，正是本書上文中提到的另一革命先驅高君宇。那是1924年，周已回國，在廣州工作。而鄧還在天津。兩人多年不見，彼此更加思念，但苦於中間沒有牽線人。此年底，在上海舉行的中共四大上，周恩來與中共北方地區領導人之一的高君宇暢談甚歡，頗為投機。當高問及周的個人婚姻問題時，周訴說了自己對鄧穎超的愛慕之情。高一聽，當即答應願作他們的牽線人。第二天高就要返回北平，臨上火車前，周掏出一封給鄧的信托他轉交。高君宇在天津站下了車，立即來到達仁女校找鄧穎超（當時她在此教書），把周恩來的信交給了她。鄧看完信後，帶著少女的羞赧說：“君宇同誌，我確實感謝你做了我和恩來之間熱誠的紅娘。”
1925年8月初，鄧穎超從天津調到廣東工作。這是黨組織決定調鄧來廣州工作，一方麵配合周恩來，另一方麵也照顧她與周的特殊關係。這時鄧已不僅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團員之一，而且於1925年初正式轉為了中共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此時周同她已有五年沒見麵了。雖然兩人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書信往來，但由於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彼此都不曾在通信中把自己入黨的事告訴對方。8月8日，他們在中共廣東區委的所在地正式結婚，成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侶。婚後，周恩來的工作十分忙碌，鄧穎超也在廣東區委擔任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領導婦女運動。在廣州的那段生活，給周和鄧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將近三十年後的1954年，當周恩來又一次因國務前往廣州時，鄧穎超還在給他的信中寫道：“羊城，是多麼值得紀念和易引起回憶的地方！它是我們曾和許多戰友和烈士共同奮鬥過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開始的地方。卅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卅年來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難與共，艱苦鬥爭，緊張工作中度過的。”
1925年底，鄧穎超和周恩來剛結婚後不久，她就發現自己懷孕了。她當時是廖仲愷夫人何香凝的秘書，為了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買了一些中成藥，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結果吃了藥後，一個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滾。周知道此事後，發了很大的火，說：“你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孩子不是你一個人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後代。你應該跟我商量，這是我們兩個的大事，你為什麼不跟我商量？”鄧後來告訴別人，她是第一次看到周發那麼大的火。她說：“現在想起來，我那時也是太輕率、太幼稚了。”沒多久她又懷上了第二個孩子，預產期在1927年3月。但是卻因為難產，嬰兒剛生下來就夭折了。此後鄧便再也沒有生育過。
上世紀30年代初，鄧穎超和周恩來同在上海工作。為了躲避特務的跟蹤，她總是扮成普通的家庭主婦，提著菜籃子四處奔走，以尋找安全可靠的住地。憑著對黨和共產主義事業的無限忠誠，她總結出了一套秘密工作的經驗，以應付隨時可能到來的災難。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等相繼叛變，正是鄧穎超的謹慎細心，才協助周恩來和中央機關度過了危險。由於她的機警周到，雖然蔣介石懸賞三十萬銀元緝拿周，但他們依然活動在敵人的心髒，任憑風浪險惡，巍然不動。
長征路上周恩來病得很嚴重，黨組織特意把鄧穎超接來照顧。她三天三夜守護在他的身邊，靠著冰塊局部冷凍的辦法——還有愛情的力量，使他轉危為安，燒也退下來了，漸漸康複。
1941年1月，蔣介石製造了旨在消滅新四軍的皖南事變。當時，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正在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為保證南方局成員的安全，黨中央希望他們撤離。但周恩來決定留下來進行鬥爭，鄧穎超也表示決不離開。她說：“恩來，讓我們一起挑起這副重擔。”在危機四伏的日子裏，鄧成了周最得力的助手。她憑著驚人的記憶力，將秘密黨員的姓名、地址和重要文件的內容都牢牢記在腦子裏，以備急需。
1947年3月，國民黨把向解放區的全麵進攻改為向陝北、山東的重點進攻。黨中央主動撤出延安，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主要領導還是留在陝北，以指揮西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轉戰於各戰場的周恩來，在戎馬倥傯中，仍於中秋之夜抽暇給鄧穎超寫了封家書。這封信輾轉托人送到鄧的手中時，她正在晉察冀邊區搞土地改革，與秘書楚平住在一個老鄉家裏。楚開玩笑說：“大姐的情書來啦！”鄧愉快地讀完信後，詼諧地說：“什麼情書，是形勢報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遞給了楚。楚看了，指著“今日中秋，對月懷人”等處說：“這不是情書嗎？落款處還特地寫明了是舊曆中秋寫的哩！”
鄧穎超是個通情達理的好伴侶。周家是個大家庭，親戚、朋友很多。凡是需要他們照顧的，都由鄧一人料理。她不僅細致周到，而且用錢大方。她和周恩來兩人的工資，基本上有三分之一是用來幫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卻很簡樸。對此，周恩來看在眼裏，感在心頭。他曾對作家曹禺說過這樣的話：“小超忙，我更忙。我們周家是個大家族，親戚來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謝她了。”
建國後，鄧穎超與周恩來定居在中南海西花廳。他們以“互愛、互敬、互勉、互讓、互諒、互助、互學”為準則，在相偕相伴中，以感情與政治相互滲透、相互結合，有時還以紅葉、海棠花和書信相互慰籍。
1950年2月，周恩來在蘇聯訪問。鄧穎超給他寫信說：“來：難得的紅娘願帶信，就在來看他，在他住的地方寫了幾個字給你。我們和他意外地相見，是多麼地高興、喜歡啊！想你們相見亦是如此。帶給你的水仙花和家書一封，想已到達，閱後有何感想？你忙得怎麼樣，覺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這是我最關心惦記的，回來要檢查哩。”
1954年春，西花廳的海棠花盛開。當時周恩來正在瑞士參加日內瓦會議，不能親臨賞花。於是鄧穎超便剪下一枝海棠花，做成標本壓在書中，托人帶給了他。正是“羈客有家歸未得，對花無語兩含情”。看到這蘊含著祖國親人深情厚意的海棠花，周恩來十分感動！百忙中，他也沒有忘記回贈鄧一個熱情的問候，托人帶回一朵芍藥花送給她。周回國時，還特意把那枝海棠花也帶了回來。鄧穎超就用一張紙作襯，把海棠和芍藥放在一個鏡框裏，懸掛了起來。北京——日內瓦，海棠——芍藥花，象征著倆顆思念之心的信物，至今還完好地保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