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鄧穎超得知台灣特務機關正在策劃一起爆炸案，準備乘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之機，謀害他和代表團成員。她毅然提筆給周寫信，囑咐他“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人類進步崇高的事業，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須善於保衛你自己”。
周恩來工作的特點是，不分時間、地點，隨時批閱文件。有時沒有桌子，他就順手拿一本書做墊，但書寫起來不太方便。後來他發現，用一塊小三合板來襯墊，就方便多了。從此後，他的臥室和沒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了一塊小三合板。但他盤膝坐在床上墊著三合板批改文件，實在辛苦。特別是在他高齡時、重病後，更是不免感到勞累。為改善他的工作條件，鄧穎超親自設計了一個一邊高、一邊低，適合周恩來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為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減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她還在桌麵四周加了邊框。這張作為他們恩愛見證的小床桌，後來曾出現在“周恩來生平事跡展覽會”上。
1960年鄧穎超在北京協和醫院做手術。正值暑天，周恩來的外事活動已安排得滿滿的，無法抽身。他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在手術那天，不斷同醫院取得聯係，以便隨時知道手術後的情況。有一天，周恩來還利用去機場迎接外賓之便，順道到醫院去看望她。鄧穎超見他日程排得那樣緊，還抽身來看望自己，於心不忍，反勸他適當注意休息，不要以她為念。
“文革”時期，鄧穎超全力支持周恩來的工作，並堅決和他站在一起，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展開鬥爭。“功成輔賢相，藏光不輕吐。景雲增日明，美錦助袞輔。”這是趙樸初對鄧穎超的讚譽。
1975年秋，周恩來終於倒了下來。在周恩來住院期間，鄧穎超每天都要到去醫院看望他。她知道周來日無多，便盡量給他以安慰和溫存。當時鄧穎超自己也遭受著高血壓和眼結合膜下水腫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舊保持著往日的鎮靜和堅強，不給夫君增加任何思想壓力。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不幸去世。臨終時，病房裏原本隱忍的哭聲頓時成了一片號啕。鄧大姐哆嗦著雙手撫摸著人民的好總理的麵頰，輕輕地吻了一下他的額頭，無限哀傷地哭著：“恩來，你走了……”
鄧穎超最珍惜她與周恩來的“戰友”之情。追悼會上，鄧特意托人製作了一個花圈，敬獻在總理的骨灰盒下；並將自己對夫君的全部感情凝聚成四個字，工工整整地寫在花圈潔白的緞帶上：“戰友小超”。“戰友”，這是多麼神聖而又崇高的稱呼啊！它飽含著他們為了共同信仰而舍生忘死的戰鬥情誼，也飽含著他們誌同道合的執著追求。
鄧穎超將對周恩來的一往深情，踐行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乃至去世之後。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去世。根據她生前的囑托，人們用1976年裝盛總理骨灰的那個骨灰盒，裝盛著鄧大姐的骨灰，運到海河，將其拋撒在十六年前拋撒總理骨灰的同一個地方。其實，這也是他們倆早在1956年的約定。
一代少帥同紅顏知己相伴終生——張學良與趙四小姐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沈陽。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馬君武《哀沈陽》
有這麼一對人兒：兩人廝守了長達七十二年，其中五十四年的幽禁歲月也不離不棄；女子那方義無返顧地跟著男子，竟不要什麼名分，最後還是男子那方的元配大度，成全了他們；男方曾經可以說簡直是個“追逐女色、甚至吸毒的浪蕩公子”（當時一些人不無誇張的說法），卻因為女方的美麗、多情、摯愛、情投意合而收了心……這就是被無數人頌讚過的“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的傳奇故事……
張學良（1901—2001年），中國現代著名愛國將領，國民黨軍陸軍一級上將，西安事變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字漢卿，號毅庵，後改名小六子，原籍遼寧海城，奉係大軍閥、“東北王”張作霖的長子，人稱“少帥”，“民國四公子”之一。從小得到父親的苦心栽培，卓有才力，1920年晉升陸軍少將時還不滿二十歲，1926年晉升陸軍上將時亦未滿二十六歲。他叱吒風雲而又坎坷不平的一生，確實留下了太多遺憾。然而，他無愧於曆史、無愧於中華民族。他見證了中國由分變合、由弱變強的百年風雲。
張學良的原配夫人於鳳至大他兩歲，兩家乃世交，由父親張作霖做主訂親；繼而他先後還有過多位女人；後得紅顏知己、“趙四小姐”趙一荻陪伴左右；再後來張與於解除婚約，同趙四續弦結為連理，從此數十年不離不棄，相伴終生。2001年，張學良在美國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勞比醫院病逝。
趙四小姐（1912—2000年），民國又一奇女子。即趙一荻，原名趙綺霞，在兄妹中排行第四，故又稱為“趙四小姐”，這個名字後來傳播得最廣。原籍浙江蘭溪，出生於香港一個頗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後長年生活在天津。其父趙慶華為交通係首領梁士飴的手下大將，官至交通部次長。
張學良早在北京時，就與趙家兄弟結識，時常到趙家做客。趙四小姐的父母對他的印象也很好。趙四是在1927年春天（她十六歲），在天津蔡公館舞會時初識張的。天生麗質、聰明靈慧的趙四，與英俊高大、剛毅威猛的少帥自然是美女配英雄，彼此愛慕，一見鍾情。相識後，他倆時常到京城西郊碧雲寺旁的香山飯店高爾夫球場打球，該飯店為趙四父親趙慶華所開辦。夏天，張學良到北戴河避暑，趙四小姐也與大哥、二哥結伴從天津趕來。張的副官陳大章陪她住在必其飯店；避過盛暑後，也是由陳副官送她返回天津。之後張、趙之間不斷有書信聯係，漸漸難分難舍。
1929年秋，不滿十八歲的趙四小姐接到了張學良的深情邀請，竟不顧家人反對（其實她當時已被父親許配他人），單身離家出走，舍生忘死地東出山海關，秘密乘火車到達風雲動蕩的沈陽，在這緊要時刻來到張的身邊，不計夫人名份地與他私奔（對外她曾長期隻能以張的私人秘書身份出現，她也確實做了大量的秘書工作）。隨即她被安排在北陵別墅，開始與張學良同居，演繹出了一場民國版的英雄佳人劇。趙四小姐當時便斬釘截鐵地宣稱：“我願意犧牲自己的一切，更不會在乎如何稱呼！”
最初，當趙四小姐徑去東北時，乃父趙慶華本來為人耿直、做官清廉、經商有方，在社會上頗有好名聲；但在得知愛女同人私奔並做小、輿論不好的消息後，覺得有失體麵，一怒之下，即登報聲明與她脫離父女關係。並辭去官職，隱居在北京郊外，至死再也沒回過天津。
在此前後，高君曼、宋美齡等民國佳麗名媛竟相攀傍大款，千方百計追逐政要名人。可轟動一時並感人至深的，仍首推趙四小姐。因為很多女孩子都會去傍風流帥哥，但誰能沒名沒份地陪伴一個失意男人度過幾十年寂寞、淒冷的幽禁歲月？隻有一個趙四。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廣西著名教育家、學者馬君武的一曲《哀沈陽》（見文首所引），更是不分青紅皂白，把那丟失中國東北領土的政治重壓，放在了這位人稱“趙四小姐”的弱女子肩上，似乎她就是那虞姬、楊貴妃、陳圓圓等人的再世。
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被蔣介石長期軟禁。此前趙四小姐一直在西安陪伴著他，後無奈攜幼子經南京、上海，轉赴香港。1941年底，張被國民黨特務從湖南沅陵轉囚至貴州修文的陽明洞中。戴笠給香港的趙四去電詢問：是否願往貴州大山裏照料張學良？趙四毫不猶豫，毅然舍棄了在香港的豪華富裕的自由生活，將尚未滿十歲的兒子送到美國，交給張的一個朋友後，即馬上奔赴偏遠、窮荒的黔地，與張同係牢籠，讓少帥大為高興，感激不已。戴笠接到趙四小姐給他的電報時，知道她已在奔赴貴州的途中，這位殺人不見血的軍統頭子竟也羨慕得不得了，情不自禁地讚歎說：“紅粉知己，張漢卿有福啊！”據說後來戴笠狂追影星胡蝶，正是受了馬君武那首詩和趙四這封電報的影響。
趙四小姐不僅在叱吒風雲的歲月裏與張學良相知相愛，而且在他“山居幽處境，舊雨引心寒；輾轉眠不得，枕上淚難幹”的遠山歲月裏，在他“十載無多病，故人安未疏；餘生烽火後，惟一願讀書”的幽閉日子裏，給他溫暖，給他信心。他們的愛情生活，經過了生與死、血與火的考驗，真可謂千古絕唱，人間奇跡。難怪，張學良常用一口地道的東北話，對人親昵地稱呼趙四小姐說：“這是我的姑娘！”深情厚意，溢於言表。假如沒有趙四，也許“千古功臣”張少帥會是另一個模樣。1933年在上海，一向溫順的趙四拿起了槍，幫助他戒掉了嗎啡之毒。1946年張到台灣以後，也一直是由趙四陪伴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