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信中的約定，巴金來到新亞飯店。一會兒，一位梳著學生頭、身著校服的女生出現了。還沒等巴金回過神來，她就像熟人一樣歡快地叫起來：“哎呀，李先生，您早來啦！”巴金謙遜地一笑：“唉，你也早啊！”說著請蕭珊在對麵的椅子上坐下來。蕭珊望著巴金，快活地笑道：“李先生，您比我想象的可年輕多了。”不善言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許多拘束，開心地說道：“你比我想象的還像個娃娃呢！”蕭珊笑著說：“我可不願李先生也把我當小孩看喲！”
看著蕭珊稚氣的樣子，巴金覺得很有趣，便追問她：“哦，還有人和我看法相同？”巴金這麼一問，蕭珊一股腦兒托出了這次找他的真正緣由來：“我恨我爸爸，他老說我小，一直不允許我參加愛國學生運動。其實我是學校有名的幹將。我不但經常演進步話劇，如《雷雨》中的四鳳，還結識了上海許多從事話劇的進步人士，經常參加他們的活動。”
巴金說：“我相信。你爸爸是幹什麼的？家裏還有些什麼人？”蕭珊歎了口氣：“我爸爸是上海泰康食品廠的股東，還在南市城隍廟開了家咖啡館。他總是處處限製我，雖然媽媽有知識、懂文學藝術、傾向‘五四’新潮，弟弟也與我誌同道合，但還是抗不過爸爸。李先生，我真想離開這個古板的家庭，去闖蕩江湖。”巴金一聽，忙說：“千萬不要這樣，我前段時間還寫信勸過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不要逃離家庭。像你這樣的少年，還是一隻羽翼未豐的小鳥，很難遠走高飛的。現在社會紛繁複雜，決不可衝動行事。你現在應該多讀書、多思考，再行動啊。”巴金語重心長的話語，打消了蕭珊離家的念頭。一位大作家和一位少女的心漸漸拉近了距離。
這次見麵以後，他們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蕭珊更多地給巴金去信，她坦率、熱情地在信中說：“我永遠忘不了從你那裏得來的勇氣。”巴金每次複信都稱她為“小友”。蕭珊常到巴金工作的出版社去找他，以求思想上得到更多的啟蒙。巴金一直避免把蕭珊當作“另一半”的設想。
1936年底，巴金的朋友要去桂林半年，家裏無人照料，便請他去幫助照看居所。於是蕭珊常常去看巴金，並開始關心他的起居生活。蕭珊的來訪和關心，使從成都出走十幾年很少與女性接觸的巴金感覺到了生活豐富多彩、充滿詩情畫意的另一麵。
他們的感情溝通和對生活的認識、計劃漸漸成熟。1937年他們正式訂婚，愛情又得到了新的升華。1938年7月，蕭珊去廣州看望巴金，他倆同住在出版社裏，各有各的房間。他們一道上街，一起吃飯。巴金工作時，蕭珊則料理雜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諧，像朋友一樣。不久巴金應邀去武漢，她也隨同前往。10月日軍進攻廣州，巴金帶著蕭珊和出版社同行，急忙包船去桂林。途中換船等船、防敵機、躲警報，一共九天。後來，巴金根據這段顛沛流離的生活寫下了《從廣州出來》等一係列文章：“這些通訊寫了我愛情生活中一段經曆，沒有修飾，也沒有詩意，我們就是那樣生活，沒有半點虛假。”
幾個月後蕭珊考入昆明西南聯大，巴金又投入到了忘我的寫作之中。1939年巴金從桂林去昆明，兩人約定第二年再相見。之後巴金回到上海，寫完了《秋》。1940年夏，巴金跑到昆明和蕭珊見麵，她還是那麼活潑開朗、豐姿綽約、光彩照人。巴金的心情非常歡愉。暑假期間，他們每天都在一起，一同遊玩，一起接待親朋好友。晚上巴金送蕭珊去女生宿舍，自己回到住處伏案寫作。
3個月後巴金去了重慶，一住就是一年。1941年暑假，他去昆明看望蕭珊後回到桂林。蕭珊非常想念巴金，怕他隻顧忘我地工作，不顧吃飯和休息。她一封接一封地給他寫信，關心他的身體和生活。巴金每次收到蕭珊的信，都是一讀再讀，感動之餘，也及時回信互相鼓勵，增進情感。
1942年，因抗戰吃緊，巴金的一些同事陸續離開了桂林。他頓感悲寂，不知所措。體貼入微的蕭珊深深惦念著他，不等大學畢業就來到他身邊，並意味深長地說：“你不要難過，我不會離開你，我永遠在你身邊。”巴金的眼睛濕潤了，他顫抖地說：“蕭珊，我不知道怎麼感激你，再等我一年，好嗎？”蕭珊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她清楚地知道，巴金有一大家子人，原由三哥承擔的生活費用，現在隻能靠他了。於是巴金拚命地寫書、譯書、編書，掙了些錢，侄兒、侄女的學費沒問題了，自己結婚成家的費用也有了。
1944年5月，蕭珊和巴金決定結婚。此時巴金已經四十歲了，而蕭珊隻有二十六歲。從相識到結婚，他們的戀曲進行了八年。這八年中，他們在烽火連天中幾度離散、幾度相聚，天南地北，兩情依依。患難與共的歲月，早已把他們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如今終於要結婚了，蕭珊清澈的大眼睛裏盛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和渴望。巴金在桂林漓江東岸借了朋友一間屋做新房，沒有添置一絲一綿、一凳一桌，隻有他四歲時與母親的合影作為祖傳家產。也沒什麼可安排的，隻委托弟弟以雙方家長的名義，向親友印發了一張旅行結婚的“通知”。
一個星期後，巴金和蕭珊去貴陽郊外風景如畫的花溪度蜜月。是夜，兩人依偎在一把長長的藤椅上，在一盞清油燈的微光下談著過去的事情和未來的日子。蕭珊轉動著一雙明如秋水的大眼睛，興致勃勃地談著，用溫柔的目光凝視著她的如意郎君。她對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從今天起我是您的妻子了，再不許叫我小女孩了。”
新中國成立後，巴金在文學界有了較高的地位和較多的工作，社會活動日漸增多，十分繁忙，一年總有好幾個月不在家。家裏的一切都由蕭珊操持，夫人是他們家真正的“頂梁柱”。好在他們在此之前就曾有過幾年聚少離多的日子，兩人早已習慣了溫馨的筆談。
1960年冬，全國正陷於嚴重的饑荒危機，上海家中全靠蕭珊料理安排。她既要照顧兒女又要侍奉婆母，自己還在雜誌社上班。由於糧食緊張，家中三餐已改為二稀一幹，稍後又被迫改為一天三稀。每人每天隻能吃到二分錢的菜，給孩子們訂的牛奶隻能三天供應一次。孩子生病想吃掛麵，還非得有醫生證明才能買到。煤也短缺，限量供應。蕭珊盡量節省用煤，惟恐到急需時供不上。巴金當時在成都，飲食尚可。當他聯想到家中瞪大眼睛的兒女、不勝羨慕的愛妻，他們快要“三月不知肉味了”，甚至處在半饑餓狀態，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和痛苦。他在給蕭珊的信中屢屢說道：“我每頓飯都想到你們，我要是能分一半給你們就好了。關於你來不來的事，我有時也矛盾，特別是在吃飯的時候希望你來分享‘盛饌’，在黃昏時分，希望有你對坐談談……”
“文革”中，巴金不知向蕭珊隱瞞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待遇，而蕭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罪。在巴金遭批鬥的那些年，作為他的妻子，蕭珊也被關進“牛棚”，掛上“牛鬼蛇神”的紙牌，並被派去掃大街，受到周圍不明事理的人辱罵和折磨。為保護巴金，她還被紅衛兵的銅頭皮帶打過。不過蕭珊一直默默忍受，就是為了不讓巴金難過。她經常一大早便陪著巴金從家裏走到車站，從後麵將他推上公共汽車，努力不讓他摔下來；還要不斷叮囑他，不要忘了將小紅書帶在身邊。這時巴金便十分自責，認為正是自己的寫作害苦了妻子。
1972年6月，巴金從幹校回來度假。蕭珊臥床不起已有好些日子了，見丈夫回來，她發灰的臉上露出了笑容。巴金見妻子的病越來越重，有時燒到攝氏三十九度以上，多次看醫生都弄不清到底是什麼病，便要求延長假期，留在家裏照顧她，但沒有得到“工宣隊”的批準。
7月中旬，家人托朋友想了不少辦法，給蕭珊拍了兩次X光片，才查出她患的是腸癌。後來，在親戚的幫助下，蕭珊才住進了醫院，這時大夫發現她的癌細胞已擴散到了肝部。在這種情況下，巴金方獲準留家照顧蕭珊。他每天去醫院陪妻子大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