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反複修改才得以公映的電影，是第六代導演路學長的處女作。在片中飾演女主角的演員朱潔後來因吸毒而死，曾是該片的一個“花絮”。《死亡詩社》（英國，１９８９年出品）
１９５９年，威爾頓預備學院以它凝重的風格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尊敬。在那裏，教育的模式是固定的，不僅單調而且束縛了思想。然而這一切在一個新教師基廷的手中發生了改變。基廷反傳統的教育方法給學院帶來了一絲生氣：在他的課堂裏，他鼓勵學生站在課桌上，用一個嶄新的視角去觀察周圍的世界；他向學生介紹了許多有思想的詩歌；他所提倡的自由發散式的思維哲學在學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漸漸地，一些人接受了他，開始勇敢地麵對每一天，把握他們自己的人生。在他的啟發下，學生們漸漸覺醒，其中有學生以死來抗爭父親的安排……
此片直接批判學校死板的教育思想和方法，特別是通過貴族學校的抨擊來反思學校教育製度，同時又表現了教師的引領作用。此片又譯作《春風化雨》，曾獲奧斯卡獎提名。
《香港製造》（中國香港，１９９７年出品）
故事以主人公中秋的自述體日記為視點，中秋是個街頭隨處可見的問題少年，打架鬧事總是少不了他，但是他內心卻非常善良，因此他收留了被人欺負的弱智少年阿龍，又愛上了患腎病的少女阿屏，並一心想攢錢幫她交住院費。看似巧合的是，阿龍是被父母遺棄的，中秋先是被父親拋棄，後來母親也丟下他走了，而阿屏也是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由此可見這些孩子的成長是多麼殘酷，那個成人的世界又是多麼地陰暗和不負責任。
這部電影的最感人之處，是中秋（多麼詩意的名字）洗短褲的鏡頭反複出現，此種青春期的問題像一把刀子劃過玻璃，尖銳的聲音跟天空中的鴿哨交響成一首美麗而憂傷的詩。這是導演陳果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此種處女精神就是把成長的痛楚和青春的殘酷血淋淋地展示給人看，把本該美好的詩意破壞給人看——或許這才是“香港製造”的本義。
《那些日子以來》（美國，１９９６年出品）
很多人不會注意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心事是怎麼變化的，我們忽略的東西，正是這種片子會提醒你的。整部片子的風格很淡，戲劇衝突不強烈。四個１２歲的女孩，莎蔓珊、克莉絲、羅貝塔和蒂蒂，她們結成“死黨”要互相“如實回答”諸如“你的乳房有多大”等一些問題。在那個暑假，她們騎自行車郊遊，快樂而憂傷。快樂的是她們可以和男孩子打棒球，捉弄在河中裸泳的男孩；她們的憂傷是在墓地學習“招魂”而不得法。
我們無法回避現實中的種種遭遇，但這不應該成為躲避生活的借口，《那些日子以來》反複詮釋這一道理，而且在影片中，通過女孩子對瘋子彼特認識的轉變，讓她們想到善良、真誠、關注、懺悔等，這也是四個女孩在那個夏天裏獲得成長的意義所在。
那些日子以來，風中的秋千越蕩越高，而秋千上的女孩已長成了大姑娘，她們還恪守“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誓言，這個時候成長已不再是一件尖銳和痛苦的事，因為她們已經度過了那段最為可怕恐怖的日子……
《好人威爾·杭汀》（美國，１９９７年出品）
威爾·杭汀是個數學天才，但並未上過大學，他隻是大學裏的一名“保安”，大學生做不出的題目威爾卻能做出來，後來因為校園的一次鬥毆事情，威爾進了監獄，並被認為精神上有問題。數學教授將他保釋出獄，而且為他醫治心理“疾病”，但威爾一直拒絕與心理醫生麥圭合作，隻是在相互接觸中，他們結成了忘年交，並相互道出了成長道路上所受的挫折。影片由此探討一個普遍而深刻的命題：即人在成長過程中，由自己決定自己，還是由別人決定自己……《死亡詩社》其實也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兩部片子都是通過較為特殊的個例，來否定“傳統”“經典”的東西。在影片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老師和學生）最後總能超出教育的層麵，而得以在心靈上進行交流和溝通。
《好人威爾·杭汀》又譯成《心靈捕手》和《驕陽似我》，此片在１９９８年就獲９項奧斯卡提名，最後獲最佳劇本和最佳男配角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國台灣，１９９０年出品）
台灣導演楊德昌的作品。反映台灣經濟起動之時，少年學生在行為價值觀上的騷動，一起殺人事件講述得非常流暢且不厭其煩，片長有近四個小時，是楊德昌的成名之作，也是少年的張震的成名之作，張震在片中演一個叫小四的中學生。一開始小四並不是一個出來混的孩子，他是一個好學生，也是全家的希望，但自從愛上女生小明後，他就變了，他與其他“幫派”的少年結成了怨家。因為小明自小寄人籬下，她想找個可靠的“男朋友”，她換了好多戶頭，連小四也不能讓她有安全感。最後穿著白襯衫校服的小四在激動之時把刀捅向了小明的身體……
是小四殺了小明，是的，但又不僅僅是，是小四所處的環境，是那個時代。一個好學生最後變成了殺人犯，影片絲毫沒有對個人指責的意思，而對那個社會的控訴也是含而不露。
《青少年哪吒》（中國台灣，１９９２年出品）
台灣導演蔡明亮的作品，主人公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輟學的學生小康，他不要念書，性格內向。他的媽媽去為他求神拜佛，結果巫師說她的兒子是哪吒轉世。其實這裏的“哪吒”隻是意味著叛逆和異類；另一個是開著摩托車專門偷盜遊戲機軟件的阿澤，有一次他們在路上相遇，阿澤對小康父親開的出租車劃了一刀，被小康記恨在心，他一直跟蹤阿澤，又因為嫉妒阿澤泡妞，便砸了他的摩托車，並畫了一個哪吒的記號。
此部片子在表現青少年陰暗心理方麵非常到位，片子最後，阿澤和他的搭檔阿桂在販賣軟件時被毆打成傷，那種痛苦和無奈，表現得既節製又很張揚。在片子裏阿桂對阿澤說“我們離開這裏好不好？”阿澤問她“我們去哪裏呢？”
他們無處可去。一個社會讓青少年無處可去，這僅僅是青少年不學好的緣故嗎？顯然不是。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中國台灣，１９８６年）
臭頭、燒餅、黑皮，一個個有趣的綽號；變魔術、惡作劇、同學會，是孩提時代無窮的快樂和煩惱。這本台灣故事片通過一個班級的三次同學會，表現了師生之間、同學之間那種特有的感情，很鄉土也很真摯，看了之後有兩點啟發。
一是老師怎樣對待差生。影片中女老師是個主角，當時她管理的辦法是：凡不守紀律或考試成績後幾位的學生，要在自己的衣服上縫黑扣子，相反成績好的就縫紅扣子。久而久之，“紅扣子”是多麼驕傲，“黑扣子”則抬不起來，而且這兩者之間又造成了一道鴻溝——老師的這一招顯然不靈，後來老師認識到這樣做對差生並無益處，於是取消了縫扣子的做法，這樣反而讓同學之間的關係更為融洽了。
二是在學校裏成績一般的學生，到社會上卻很活躍，這在“臭頭”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臭頭”叫廖偉明，以前胸前掛滿黑扣子，而且常欺侮比他弱的同學，但是他畢業之後，敢於在社會上闖，特別是敢於在房地產市場上投資，結果還做成了一番事業。這個“黑扣子”的故事，對家長、老師和同學看人看事都開辟了一種新的視角，即不要把一個人看死。
這部電影是台灣導演柯一正的片子，被侯孝賢看作是世界上他最熱愛的２０部片子之一，很樸素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