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作家帕凱則說：“辜鴻銘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語與之交談的第一個中國人。”民國初年，在德國人舉辦的慶祝俾斯麥誕辰一百周年的聚會上，辜鴻銘即興用德語作了一次充滿激情的演說，博得全場德國學者和紳士們的一片掌聲。
辜鴻銘學貫中西，常用中文回答英文問題，用英文回答中文問題，還不時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等，常常令問者瞠目結舌。
許多人認為辜鴻銘的博學得益於他的天賦，他卻對人說：“其實我讀書時主要還是堅持‘困而學之’的方法。久而久之不難掌握學習藝術，達到‘不亦說乎’的境地。旁人隻看我學習得多，學習得快，他們不知道我是用眼淚換來的！有些人認為記憶好壞是天生的，不錯，人的記憶力確實有優劣之分，但是認為記憶力不能增加是錯誤的。人心愈用而愈靈！”
辯智
在英國留學時，每逢中國的重大傳統節日，辜鴻銘總要在房間朝東的位置擺上一個祭台，敬上酒饌，遙祭祖先。房東老太太見後揶揄道：“你的祖先什麼時候會來享受你這些大魚大肉哇？”他回敬道：“應該就在貴先人聞到你們孝敬的鮮花花香之前！”對方登時瞠目結舌。
學部侍郎喬某對辜鴻銘說：“您所發的議論，皆是王道，但是為什麼不能在今天實行呢？”辜答道：“天下之道有兩種，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謂‘道仁，仁與不仁而已矣’。”
1893年，辜鴻銘協助張之洞籌備鑄幣廠。某日，鑄幣廠的專家請辜鴻銘吃飯，大家推舉他坐首席。席間，一位外國專家問辜道：“你能否給我們講講貴國孔子之道有何好處？”辜回答道：“剛才大家推我坐首席，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都像你們西方所提倡的競爭，大家搶坐首席，以優勝劣敗為主，我看這頓飯大家都吃不成了，這就是孔學的好處！”
中日甲午戰爭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曾與張之洞有過接觸。時任張幕僚的辜鴻銘將其翻譯的英文版《論語》送給伊藤，伊藤調侃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聽罷，一時詞窮。
辜鴻銘跟隨張之洞多年，但張有時不聽辜的進言。一次，有汪某對辜說：“你都是從是非上去分析，所以他聽不進去。張為人，隻知利害而不知是非，如果你想勸動他，應從利害上去講。”此話傳入張的耳朵後，張大怒，叫來辜鴻銘，問道：“是誰說我隻知利害不知是非？如果我隻知利害，那我現在有家財萬貫嗎？他說的利在哪？我所講究的是公利，並非私利。私利不可講，而公利不可不講。”辜回答：“當日孔子罕言利，但孔子亦講私利。”張之洞又百般辯解，堅持公利斷不可不講。最後，辜說道：“《大學》有言：‘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為長國家而務財用，不是也講公利嗎？”張聽罷，默然讓茶。
有歐洲人問辜鴻銘：“為什麼中國的方言那麼多？”辜反問道：“為什麼歐洲的言語那麼多？”
一次，李季在課堂上問辜鴻銘道：“先生在外國留學時，當然是短發洋裝，後來回國才蓄辮子，初時不感覺不方便嗎？”辜馬上用手指著一扇門反問道：“那張門上為什麼要起凸線呢？”李一時語塞，不知怎樣回答才好。“這是文啦！你覺得門上有凸線不方便麼？”辜追問道，然後拿著自己的辮子，擺了一擺，說道：“這也是文啦！”
某日，辜鴻銘在位於北京椿樹胡同的家中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麵功夫。”
妙語
辜鴻銘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於一種良民宗教，在於每個婦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誠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
辜鴻銘反對新文化運動。他說：“古文是高雅的語言，比口語更優美，正如莎士比亞的英語比現代英語口語更優美一樣，而改革者帶來的那種使人變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死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