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認為，評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產什麼樣子的人，什麼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說“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還將中國人與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征。他說，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但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也沒有英國人的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隻有中國人全麵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背後，隱藏著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中國人“過著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對外國銀行無好感。他說：“銀行家是晴天把傘借給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傘收回去的那種人。”這句話成了諷刺銀行家的名言，被收進《英國諺語》。
辜鴻銘諷刺道：“二十世紀數學已經改良了，以前三三得九，現在則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得九變作三三得七；等我還洋款時，三三得九則變作三三得十一。”
辜鴻銘說：“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西化成洋鬼子時，歐美人隻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隻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於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辜鴻銘一針見血地諷刺道：“什麼是天堂？天堂就是在上海靜安寺路最舒適的洋房裏；誰是傻瓜？傻瓜就是任何外國人在上海不發財的；什麼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說赫德總稅務司為中國定下的海關製度並非至善至美！”
辜鴻銘曾這樣評價張之洞、端方這兩任湖廣總督：“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鴻銘鄙夷“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的讀書人。他說：“今日中國不患讀書人之多，而患無真讀書人耳。”他更厭惡讀書人的“傲”與“浮”：“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則其學不化；浮則其學不固。其學不化則色莊，其學不固則無恒。色莊之至，則必為偽君子；無恒之至，則必為小人！”
20世紀初，辜鴻銘曾與外國友人逛上海的十裏洋場。友人見沿街娼館林立，驚異上海的妓女竟如此之多。辜解釋道：“Prostitude者，Destitude也（賣淫者，窮也）。”
辜鴻銘主張納妾，日籍夫人吉田蓉子去世後，辜又納了年輕美貌的小腳女人碧雲霞（辜為其從妓院中贖身）。他為納妾辯護道：“許多西方人在談中國官大人納妾如何不道德。其實，這比那些開著小轎車，從馬路上拾回一個女人消遣一夜後，次日淩晨又將其推到馬路上的歐洲人，要無私和道德得多。納妾的中國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麼開小轎車的歐洲人不僅自私，而且是懦夫。”
薩摩雄次看書報甚久，辜鴻銘對他說：“你讀得太多了，應該減少讀書的時間，而增加一些冥想和思考。”
日本人安岡正篤將自己的作品送給辜鴻銘，辜問了他的年齡後說道：“四十歲之前不可著書。”薩摩雄次問何故，辜回答：“一個人無論他具有多麼偉大淵博的知識，在四十歲之前都不可能悟出值得流傳後世的思想，隨著年齡的增長，往往會發現自己的著述中有許多地方令其懊悔不已。”並舉了許多例證。多年後，薩摩得知安岡因其年輕時問世的著作而受到批駁和攻擊時，更感到辜所言極是。
辜鴻銘到北大任教。當梳著小辮的辜走進教室時，學生們發出一片哄堂大笑。辜卻平靜地說道：“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學生們一片靜默。
1915年9月初，辜鴻銘在北大的開學典禮上發言，大罵當時的政府和一些社會上的新事物。他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持他們的飯碗。他們的飯碗，可跟咱們的不同，他們的飯碗大得很，裏邊可以裝汽車、姨太太。又說，現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更不通，譬如說“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你既然已經是“良”了，你還“改”什麼？你要改“良”為“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