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聞一多將妻女接到北京，在鬧市口附近租屋居住。徐誌摩回憶聞畫室的裝修道：“他把牆壁塗成一體墨黑，狹狹的給鑲上金邊，……有一間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個方形的神龕，供著的……是米羅維納斯一類的雕像。……尺外高，石色黃澄澄像蒸熟的糯米，襯著一體黑的背景，別饒一種澹遠的夢趣……”
聞一多治印1927年，聞一多致信饒孟侃說：“畫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發妻背世，詩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麵貌，亮能籠擅專房，遂使詩夫人頓興棄扇之悲。”
抗戰時，聞家生活困難，好友建議聞一多掛牌刻圖章，聞欣然接受，戲稱自己為“手工業勞動者”。聞最初刻章頗為辛苦，雲南流行象牙章，於是他先拿石頭練手，覺得差不多，再刻象牙。象牙很硬，聞以為象牙遇酸會變軟一些，遂將牙章放在醋裏泡了一晝夜，但絲毫沒有變軟，於是隻好硬碰硬地苦幹。第一個牙章耗費了一整天，聞的右手食指被磨爛，幾次灰心、絕望，還是咬著牙幹下去。兩年後，他對吳晗談起初刻章的情形時，眼裏還含著淚。
聞家八口的收入，三分之二就靠聞一多刻圖章。聞刻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到1945年，由於通貨膨脹，漲到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每字2000元。吳晗曾說聞一多：“沒有章子來的時候著急，家裏人吃飯成問題；有章子來的時候也著急，那麼多章子來了一下子刻不出來人家顧客不答應。”
詩人
1916年冬，聞一多生病住進校醫院，時值其同學賈觀林去世。某夕，聞一多“恍恍惚惚，覲君來前，驚而延之，神定景逝。更寐而求，苦不交睫，起視牖外，疏星出沒，月在高樹，巡字而呼，仰空而泣，踟躕搔首，不知所措，乃作賦以招之”。此即《招亡友賦》。
聞一多說，對自己詩風影響最大的兩個人。一是梁實秋：“從前受實秋的影響，專求秀麗。”二是郭沫若：“現在則漸趨雄渾，沉勁，有些像沫若。”他評價自己的詩風“介乎此二人之間”。
聞一多既吸收西方詩歌音節體式的長處，又保留中國古典詩歌格律的傳統，提出新詩應具有“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辭藻）”和“建築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詩人應“戴著腳鐐跳舞”。他的新詩曾一度影響了二十年代的詩風。
從結婚時起，聞一多就著手建立“詩化家庭”，即使在物質生活異常困苦的抗戰歲月裏，詩化家庭的建設也不曾中斷過。每到晚上，聞總是靠在床上，背後擱個枕頭，讓孩子們圍坐在一旁，聽他一篇一篇地講解詩歌。講著講著，他會停頓下來，讓孩子們談談看法，然後他再進行解釋。講解完後，他還要求孩子們背誦，如果背不出來就罰捶腿。
聞一多認為：“最使屈原成為人民熱愛與崇敬的對象的，是他的行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對於當時那在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屈原的《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那麼，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曆史決定了暴風雨的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的給這時代執行了’催生‘的任務，……實質的等於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曆史上惟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聞一多特別欣賞初唐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他評價這首詩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
武漢大學所在地珞珈山原名羅家山（又名落駕山）。1928年，武大將新址選在此地，聞一多建議將地名改為“珞珈山”，被武大采用，沿用至今。
臧克家到青島大學英文係學習，由於記憶力差，學起來很是吃力，便想轉到中文係。當時青島大學規定學生可以轉院或轉係，但必須得到係主任的同意，而中文係主任聞一多對學生要求很高，許多人想轉到中文係都沒能成功。臧克家卻很順利，他自報姓名後，聞從寫字台上仰起臉看了他一眼，高興地說：“你來吧。”於是，臧克家便成為聞一多門下一名“詩的學徒”。從此，臧日夜苦吟，一有自認為值得一看的詩，便跑去向聞請教。聞總是拿起“紅錫包”香煙，二人一邊吸煙喝茶，一邊談詩，“室內充滿了詩的空氣”。1932年，聞一多回清華大學任教，寫信給臧克家：“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在青島得到你一個人已經夠了。”
青年時代，聞一多對政治並不熱衷，中年以後卻開始論政，變化之大讓許多朋友很是驚訝。但何兆武認為：“聞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貫之的，本質上還是個詩人，對美有特別的感受，而且從始到終是一包熱情，一生未曾改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