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聞一多的妻子高真正好帶著兩個兒子回娘家探親，將其他三個小兒女留在家中。時局動蕩，聞工作之餘還要照顧孩子們，實在分身乏術。他在信中對妻子訴苦道：“這一星期內，可真難為了我！在家裏做老爺，又做太太，做父親，還要做母親。……隻盼平漢一通車，你們就上車，好叫我早些卸下做母親的責任。你不曉得男人做起母親來，比女人的心還要軟。”
曾經跟聞一多一起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采風的馬學良回憶：“那時每天記錄完畢以後，回到宿營地，稻草鋪在地上，聞一多先生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獻。我們點著蠟燭，整理完才睡覺。他總是支著一隻腳，挑腳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來的腳皮，用一個小袋子裝好。”馬學良甚為奇怪，後來才知道，等到腳皮攢到一定數量的時候，聞一多就把它們寄給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讓孩子們記住父親所受的苦。
在次子聞立雕眼中，父親既是嚴父，又是慈父：“說他是慈父，因為他對我們五個子女都非常關心。大哥學習特別好，從高二跳級直接念了大學，父親就把一支在當時還是比較昂貴的派克鋼筆給他作為獎勵。而我比較貪玩，不愛學習。記得我9歲時，有一天，放學回家父親問我：’怎麼不做作業？‘我撒謊說老師沒布置家庭作業並說：’你不相信去問老師嘛！‘那時我家在小西門武成路福壽巷，而學校在鳳翥街，我知道父親肯定不會專門跑去問老師，故意說了那句話。不曾想父親一下子就生氣了，脫下腳上一隻鞋，要打我屁股，而我邊跑邊喊，父親隻穿了一隻鞋，邊追邊打，母親聽到我的喊聲趕快出來勸阻了父親。”聞立雕說，父親並不愛打孩子，他隻見父親打過兩次孩子。父親要求子女做人必須遵守兩條原則：一是不能自私；二是不能撒謊。因為自己撒謊，父親才發了火，動手打了他。
有實業家郭某曾主動提出吸收聞一多入股，不用出資，隻要掛名就可以。但聞不願為官，亦不願從商，婉言謝絕。郭又提出負擔聞一多長子立鶴的學習和生活費用，聞很是感激，流下淚來，但他不願推卸做父親的責任。最後，聞決定掛牌治印，以此補貼家用。
莫逆
聞一多比梁實秋早三年進入清華讀書，但聞一多一年級時因為英語不及格留級一年，後又因參加學潮留級一年，最後隻比梁實秋早一年畢業。1920年，梁實秋與同學發起“小說研究社”，聞一多也加入該社。從此，梁實秋與聞一多熟識並成為最親密的朋友。
梁實秋與聞一多對新詩的態度一致。他們認為，詩要有“詩的藝術、詩的想象、詩的情感”，寧可多一點貴族精神，也萬不可提倡“平民風格”。他們欣賞、推崇郭沫若的《女神》，對胡適的《嚐試集》、康白情的《草兒》、俞平伯的《冬夜》等則表示批判。二人分別寫下《〈草兒〉評論》和《〈冬夜〉評論》兩篇長文，由梁實秋的父親讚助100元，合並出版，名為《〈冬夜〉、〈草兒〉評論》。
聞一多欣賞梁實秋，他將梁比作現代的李商隱與英國的濟慈。他曾說：“實秋啊！我的惟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時代。同你結鄰而居，西窗剪燭，杯酒論文——我們將想象自身為李杜、為韓孟、為元白、為皮陸、為蘇黃，皆無不可。隻有這樣，或者我可以勉強撐住過了這一生。朋友啊！我現在同你訂了約，你能允許嗎？”
聞一多出國留學時，梁實秋對留學並不是很熱衷，一來當時他已經與程季淑戀愛了；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有些恐懼。聞未出國留學時，曾與梁探討，他們如果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到美國後，聞一多致信梁實秋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隨後勸梁出國開開眼界。
一年後，梁實秋也來到美國。他剛到科羅拉多大學，就給在芝加哥大學的聞一多發去一封信，附上了12張科羅拉多當地的自然風光畫片，並在其中一張的背麵寫了一句話：“你看看這個地方，比芝加哥如何？”他的本意隻是逗逗聞，因為他知道聞在芝加哥過得並不痛快。不料幾日後，聞竟提著一隻大皮箱出現在梁的麵前，告訴他，自己已從芝加哥轉學到了科泉大學。於是，兩個人又開始了親密的同窗生涯。他們在當地一個報館排字工人家中各租了一間房，朝夕相伴，共同討論文學，真正實現了當年聞一多“西窗剪燭、杯酒論文”的夙願。
1923年美國科羅拉多學院中國同學會會員（前排右二為梁實秋，後排右二為聞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