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
南京失守後，臨大西遷昆明，分三批前往。800人從長沙搭乘火車沿粵漢鐵路到廣州，再從廣州坐船到香港，由香港轉到越南海防，再由海防從滇越鐵路從越南到達昆明，耗時大約十到十四天，大部分的教授選擇此種路線。朱自清、馮友蘭、金嶽霖等十幾位教師則乘汽車從長沙經桂林、南寧，入河內，沿滇越路至昆明。另有約250名男生和教授五人（聞一多、曾昭掄、黃子堅、袁複禮、李繼侗），組織一個“湘黔滇旅行團”，徒步穿越多山的貴州到達昆明，全程3300多裏。
旅行團輔導團由11名教師組成。此為其中10名教師的合影。左起：李嘉言、郭海峰、李繼侗、許維遹、黃鈺生、聞一多、袁複禮、曾昭掄、吳征鎰、毛應鬥（缺王鍾山）。
學生由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派一名師長率領，編成若幹隊，教員擔任輔導員，攜帶醫生護士各一人，無線電收音機一台，圖書若幹箱，夥夫十餘人。張治中贈行軍用具如水壺、幹糧袋、草鞋、裹腿等數百份，豬五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贈豬兩隻。隊伍於1938年2月19日啟程，整個旅行團采用軍事化管理，學生穿軍服，背雨傘。
臨大學生行軍伊始
聞一多隨大隊伍步行，一來是為省錢，二是想借機了解底層人民的生活。劉兆吉回憶，當時剛滿四十的聞一多“麵孔很清瘦，額上又刻著幾條深長的皺紋，再配上亂蓬蓬的頭發，顯得很蒼老，大家都以為他是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有人勸聞乘車，聞說：“國難期間，走幾千裏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十五歲以前，受著古老家庭的束縛，以後在清華讀書，出國留學，回國後一直在各大城市教書，過著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廣大的農村隔絕了。雖然是一個中國人，而對於中國社會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夢死呀！現在應該認識認識祖國了。”
旅行團最初日行五十裏，以後每星期增加十裏，最後達到約日行八十裏。每天六點起床，一日僅早晚兩餐，正午前後可打尖一次，吃些幹糧，稍作休息。路上很少能遇上旅館，聞一多大部分時間是在農舍地上鋪稻草過夜，往往與雞鴨犬豕同堂而臥。黃子堅回憶，睡覺睡在牛棚裏時，牛還舔他們的脖子。
隊伍行進到沅陵，下起了大雪。正在沅陵的沈從文設宴招待，並安排他們在其兄新蓋的瓦房裏住宿。沈請聞一多等人吃的是狗肉，聞高興極了，直呼“好吃，好吃！”
一路上，旅行團高高興興唱著歌前進，行進時唱，晚上也唱。他們唱《遊擊隊員之歌》《我們都是神槍手》，也唱聶耳的歌曲。
旅行團一路走過的地方，不少是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聞一多特別喜歡聽沿途農民說紅軍長征的故事，他聽說紅軍紀律嚴明，官兵平等，不拉夫，不抓壯丁，秋毫無犯，開倉濟貧等，對紅軍好感漸增。
旅行團到達安順，安順中學的學生聽說聞一多到來的消息，成群結隊地前來一睹聞一多真容。清華學生劉兆吉對他們說：“你們讀過聞先生的《紅燭》、《死水》一類新詩嗎？沒有讀過找來讀讀。”中學生們走後，聞一多嚴肅地對劉說：“你多話了，《紅燭》《死水》那樣的詩過時了，我自己也不滿意，所以這幾年來，沒再寫詩。國難期間，沒有活力，沒有革命氣息的作品，不要介紹給青年人。”
抗戰後南下途中的聞一多與李繼侗旅行團渡過盤江，原計劃在當地的哈馬莊宿營。但此地為山頂，水米無著，隻能臨時改變計劃，多行十八裏到達安南縣。由於臨時改變計劃，所以無法先行通知當地安排食宿。饑寒疲憊的學生因為食宿沒有得到解決，又聽說縣長要請旅行團的教授們吃飯，便跑到縣政府大堂，與負責人黃子堅大吵起來。聞一多看到學生們如同饑民一樣要“暴動”，開口安撫，平息他們的怒火，又與曾昭掄、李繼侗陪著學生們擠在縣政府大堂中坐了一夜。
從長沙出發時，楊振聲開玩笑說：“一多加入旅行團，應該帶一具棺材走。”聞一多到昆明見到楊後，詼諧地說：“假使我這次真帶了棺材，現在就可以送給你了。”
在曆時68天的跋涉中，聞一多拿起了畫筆，畫了50多張寫生畫，同時還蓄下了一把胡須。到達昆明後，聞寫信給妻子說，一路走來，他的身體健壯了很多，紅光滿麵，能吃能睡，走起路來，舉步如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