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團到達昆明時，清華校長梅貽琦、北大校長蔣夢麟和其他學校負責人前來迎接，幾位教授夫人還獻上花籃，有人用一首愛爾蘭民歌的曲調現編歌詞，向三千裏風塵仆仆的師生祝賀。遠在美國的胡適聽聞此事後激動地說：“臨大決遷昆明，當時有最悲壯的一件事引起我很感動與注意，師生不幸，曆六十八天之久，經整整一千裏之旅程。後來我把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這段光榮的曆史，不但聯大值得紀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念。”時人讚譽這次臨大西遷為“文人長征”。
困頓
抗戰前，聞一多一直過著優渥的生活。從1934年11月開始，聞一多住在清華新南院七十二號，此處有臥房、書房、客廳、餐廳、儲藏室、仆役臥室、廚房、衛生間等，大大小小一共十四間。電燈、電話、電鈴、冷熱水等設施一應俱全。房前甬道兩側有草坪，周圍是冬青矮柏圍牆，草坪中央置一大魚缸。聞一多的書房寬敞明亮，四壁鑲著高達天花板的書櫥，窗下是書桌。聞看書累了，便到門前的大陽台散步，或到草坪上拔草，觀賞金魚。冬日雪後則和孩子們一起滾雪球、堆雪人。
抗戰爆發後，通貨膨脹日益加劇，西南聯大的教授們生活集體惡化，薪水的實際購買力從戰前的人均350元，下降到8.3元。聞一多有五個孩子，夫妻二人加保姆趙媽，八口之家全靠聞一人薪水度過，十天八天就花費殆盡，剩餘的大半月經常在半斷炊中度日。他們的飯裏常摻著沙粒，有時全家8人共吃4隻荷包蛋，且不是天天都有。糧食不夠，隻能吃豆腐渣和白菜幫度日。為了給丈夫孩子補充營養，夫人高真常帶著孩子到村外的小河中撈點小魚小蝦，並開出一塊荒地，自己種植蔬菜。
吳晗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悲傷地回憶聞家的境況：“一隻破爛藤椅是孫毓棠去英國時送的；一個整齊一點的方桌，是我向學校借來轉借給你的。你的書桌是三塊長木板，像裁縫用的。”
無奈之下，聞一多隻能將書賣給學校，他說：“我隻賣給學校清華圖書館，等到將來我有錢我還能收回來。”最後，他不得不將最心愛而且最必須用的幾本書都賣了。他對夫人說：“教書的賣書，心裏好難過哦。”
1940年冬天，書籍衣物典賣已盡，聞一多無奈，脫下自己僅有的狐皮大衣，拿去寄賣，結果自己凍得發了高燒。高真流著眼淚讓長子立鶴連夜從郊外趕到城裏，把大衣贖了回來。
聞家剛搬到昆明福壽巷三號，不到一個月，就遇到了日寇飛機轟炸。聞一多及弟弟聞家駟一起住到一個山洞裏，一次空襲中，一顆炸彈落在洞旁，幸而沒有爆炸。為了安全起見，聞家隻好搬到郊外陳家營。
在陳家營，聞一多與華羅庚兩家共14口人，一起在一間陰濕的、隻有16平方米的偏廂房裏共同生活了一年多。聞一多一家住屋子東頭，華羅庚一家住屋子西頭，兩家中間掛一塊碎花布相隔，半夜華羅庚的小兒子尿床，可以一直濕到聞家這半邊。雨天到來的時候，兩家孩子一起把臉盆、漱口缸、飯碗、尿罐集中起來，接屋頂樓下的雨水。華羅庚曾寫了一首七言小詩，描繪兩家的生活：“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激烈
當辛亥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時，聞一多與他的六個堂兄弟正在武漢兩湖師範學堂附屬高等小學校讀書。聞氏兄弟不但不驚恐，反而升起莫名的興奮。第二天，12歲的聞便學著革命黨人的樣子剪去了辮子。後因戰火蔓延，聞回到家中，當人們問起起義之事時，他一遍一遍述說著所見所聞。他還畫了成套的革命故事，貼得滿牆都是，其中一副繪有一個手執小旗振臂高呼的小人，意為擁護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