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長沙後，教授們的日子過得很是艱苦，甚至可以用糟糕來形容，聞一多卻在給妻子的信中說：“這樣度過國難的日子於良心甚安。”
1944年，西南聯大國文學會舉辦“五四”文藝晚會。晚會最後，主席羅常培宣布：“今天唱壓軸戲的是楊金甫先生，楊先生將赴美國講學。”楊金甫講完後，聞一多徑直上台說：“今天唱壓軸戲的，不是楊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國文學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毀這座封建的精神堡壘！”
聞一多曾說：“我們中國的方塊字，是統治階級愚民的工具，阻礙進步的絆腳石！方塊字存在一天，中國的人民文學就一天不能實現。”
聞一多反對寫舊體詩，老舍到西南聯大演講，聞一多任主持人，他介紹完老舍後說：“在今天抗戰時期，誰還熱心提倡寫舊詩，他就是準備作漢奸！汪精衛、黃秋嶽、鄭孝胥，哪個不是寫舊詩的赫赫名家！”全場震驚，連老舍都感到愕然。
抗戰期間，看到國家糟糕到這步田地，聞一多如坐針氈，他在給學生臧克家的信中寫道：“我隻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沒有能力炸開那禁錮我的殼，放射出光和熱來。”1943年，聞一多走出書齋，從一個學者變成了一個激情噴發的民主鬥士，在許多公開場合作“獅子吼”。對於這種轉變，有的人不理解。特務罵他是“聞瘋子”，連他的一位朋友在他被暗殺後也說他是“窮極失控，自蹈死地”。
1946年，加州大學致函梅貽琦，希望梅能為他們推薦一位講中國文學的教授，梅想到了聞一多。但聞一多再三考慮後，決定不出國。他說：“在這個苦難的時候，我不能離開我的祖國，昆明還有工作要做。”
轉身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青島大學三次爆發學潮。但每次學潮，聞一多都站在校方一邊反對學生罷課，主張開除學運積極分子。學生也將矛頭對準聞一多，甚至發表了《驅聞宣言》，指其為“準法西斯蒂主義者”。
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月社的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人與國民黨政府展開了一場“人權與約法”的抗爭，但聞一多治學而不論政，保持了緘默。同樣，在新月時期的幾次論爭中，聞也選擇了沉默。
30年代，回到清華任教的聞一多潛心典籍，心無旁騖。他厭惡政治，對同學羅隆基好罵政府頗為反感，曾正顏厲色地對羅道：“曆來幹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但40年代，羅隆基卻成為他加入民盟的介紹人。
1934年，聞一多在給好友饒孟侃的信中說：“我以數年來的經驗勸告你，除努力學問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賺錢。”
西安事變發生後，聞一多對學生運動及張、楊之舉極為憤怒。張春風回憶，這日，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台，橫眉怒目地掃視全堂後，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嗎？”隨後，他又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他責問學生們：“誰敢起來告訴我，你們這樣做的對嗎？你們可以站起來說話！”“今天我可說話了，國家決不允許你們破壞，領袖不許你們妄加傷害！”
然而，西安事變的結局卻出乎聞一多的意料，後來他感慨地說：“（共產黨）這種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的事情，曆史上也絕無僅有。……像這樣大敵當前，能捐前嫌，顧大體，這隻有共產黨才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