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重建中國哲學的熱潮中，馮友蘭和金嶽霖是成就比較突出的兩位，他們分別在《新理學》和《論道》中建構了一獨特的形而上學體係。但是，由於兩人共同的思想背景（均接受了20世紀初流行於英美的新實在論），以及大致相同的思維路向（均服膺邏輯分析法，並用它來重新解釋、組織和發揮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和範疇），這兩個係統通常被看作是十分近似甚至相同的。例如，賀麟在四十年代就認為：“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與金先生的《論道》，在基本概念上是相同的。馮先生所謂理，相當於金先生所謂式，馮先生所謂氣，相當於金先生所謂能。由無極之氣到太極之理，所謂‘無極而太極’的過程，形成‘流行’的實際事物的世界，兩人的說法也是相同的。”再加上寫作過程中馮、金二人過從甚密，相互影響，這種說法更顯得確鑿無疑。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那麼馮、金二人各自係統的獨立性將大為減弱，這關係到他們哲學地位的評價問題。為了澄清事實，本文希望能夠從內容本身出發，對這兩個係統進行粗淺的比較。下麵將首先分析一下《新理學》的形上係統及其內在難題，然後把它和《論道》進行比較，希望借此能夠證明：第一，這種近似或相同隻是十分表麵的現象，由於所賦予的意義不同，這兩個係統從概念的選擇到體係的建構均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第二，《論道》對問題的解決遠較《新理學》深刻，其影響較小的主要原因在於其晦澀和艱深。
一、《新理學》的形上係統及其難題
《新理學》是馮友蘭“貞元六書”中最初的一本。作為整個係統的綱要，這本書涉及心性、道德、曆史、學問、藝術和修養等許多方麵的問題。但最重要的是在自然觀方麵，它集中地討論了存在的終極本原問題，並提供了一個係統的宇宙發生模式，其中對共殊關係的處理決定著新理學係統的邏輯發展。
就自然觀而言，《新理學》主要做了兩方麵的工作：首先通過理智的分析，把事物追溯到它最簡單的構成成分，即所依照者理和所依據者氣；然後又通過理智的總括，得到兩個總體觀念，即總一切流行的道體和總一切有的大全。理、氣、道體和大全是新理學的四個最基本的觀念，馮友蘭認為：“真正的形上學的任務就在於提出這幾個觀念，並說明這幾個觀念。”
在馮友蘭看來，形而上學和其他知識一樣，也從感覺經驗出發：“哲學始於分析、解釋經驗，換言之，即分析解釋經驗中之實際底事物。”但哲學的分析解釋卻與普通科學有本質的差別，科學的分析是實質的、有內容的，它提供關於事物的實際知識，而哲學的分析則是形式的、邏輯的，它提供的隻是事物形式方麵的知識，這種知識對於實際無所肯定或很少肯定，但它對一切事實又無不適用。正因為形而上學有這種特點，所以它和經驗之間就隻有單向的關聯，我們獲得形而上學知識要靠經驗，從經驗出發，但這種知識一旦獲得，它就再也無關乎經驗了，實際上，經驗對於形而上學來說隻起一種階梯作用，一旦越過，階梯就失去了效用。因此，馮友蘭認為，形而上學的功用，本不在於增加人們對於實際的積極的知識，它的命題和觀念也就僅在於形式和邏輯方麵，其方法僅限於理智的分析和總結，因此它的結論就不受現代科學的發展給形而上學招致的許多批評的影響，而成為一種真正的形而上學。
馮友蘭認為，通過這種形式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任何一件實際的事物都由兩方麵要素構成：所照者理和所依據者氣。所謂理，是指一事物之所以為事物者，如方之所以方，圓之所以圓，理是具體的個別事物所依照的標準和原型，有似於柏拉圖的“理念”。所謂氣，是指構成事物的終極材料，是任一事物成其為事物的依據。氣沒有任何性質，不可言說，不可名狀，因而不同於原子、電子等實際物，隻是一可能的存在，一邏輯的觀念。有理，有氣，我們通過“形式的總括”，就可以得到形上學的另外兩個主要觀念：道體和大全。總所有的理，構成理世界，也叫太極；而真元之氣因為無名無性，故為無極。由無極而太極的過程，就是我們實際的世界。因為任何一件實際的事物都是其氣實現某理的過程，所以實際的存在就是從無極到太極的流行。總一切的流行就叫道體：“道體就是無極而太極的程序。”無極、太極、無極而太極，總括起來，統而言之，就叫大全，也叫宇宙：“大全就是一切的有”。馮友蘭認為，像道體和大全這樣用“凡”或“一切”表示的詞，才真正是哲學的概念，因為它表明這種普遍性的知識是超越經驗的。道體和大全都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的，對於它們，我們隻能夠用負的方法給以表顯，但這種表顯畢竟也是講形而上學的一種方法。這樣，馮友蘭從經驗講起，通過形式的分析和總括，得到了理、氣、道體和大全四個超越的觀念。由於其中三個所擬代表的，都是不可思議、不可言說，形而上學被推到了它的邏輯終點，即在最終結果上，形而上學是不能講的，於是馮友蘭總結道：“人必須先說很多話，然後保持沉默。”
《新理學》的形上係統大致如此。它借助於形式化方法，從經驗中的一點向兩極縱深處擴展，一方麵分析剝落，追溯事物構成的終極要求，一方麵歸類概括，獲得關於宇宙大全的整體觀念，而許多細節方麵的推演均被安排在這雙向的程序中，由此描繪出一幅宇宙構成圖景。在這幅由概念交織成的畫麵中，傳統哲學中的許多重要範疇如理、氣、無極、太極、道體等都被賦予嚴格的涵義和精確的定位，許多長期爭執不休的問題或者得到了重新的解釋，如“理一分”、“無極而太極”等，或者被作為無意義的問題而取消，如“理氣先後”等，這顯示出邏輯分析的巨大威脅，使新理學在形式方麵遠遠優於包括程朱理學在內的所有中國傳統哲學。
但是，形而上學問題決不像新理學所認為的那樣簡單，幾個超越的觀念不可能把長期爭執的問題一下子解決，相反，我們看到，新理學正麵臨著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如果說氣作為構成質料和事物的關係還可以理解，那麼事物所依照的理和事物的關係該如何處理呢？既然理氣等概念都是靜態分析的結果，那麼又該如何解釋人們如此熟悉的變化呢？特別是，如果形而上學最終結果竟是“必須靜默”，那麼人們如此津津樂道的形而上學，與人類理智所進行的無聊把戲，又有什麼區別呢？
關於理事關係問題，馮友蘭用共殊關係來解答。馮友蘭認為，理就是共相，事就是殊相，理事關係實際上就是共殊問題，一般和個別關係問題。馮友蘭接受了英美新實在論的觀點，堅持一種徹底的客觀論：“我們的純客觀論則主張不獨一件一件底實際事物是客觀的，即言語中的普遍名詞或形容詞所代表者，亦是客觀底，可離一件一件的實際事物而獨有。”言語中的普遍名詞或形容詞所代表者，即理或共相，這些理或共相是個別事物所必須依照的，但它們之有並不需要個別事物的存在作保證，因而可以離開個別事物而獨有：“所有底理，如其有之，俱是本來即有，而且本來是如此底，實際中有依照某理之事物之存在否，對於某理之有，並無關係。”因此馮友蘭反對就存在意義上說“理在事中”或“理在事上”，永恒的理本身根本無所謂存在不存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