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負的方法”與道家的關係，馮友蘭有過一個清楚的說明：
誰若對道家有正確的理解，誰就會看出，到了最後就無可言說，隻有靜默。在靜默中也就越過界限，達到彼岸。這就是我所謂的形上學的負的方法，道家使用的最多。禪宗也使用它。禪宗是在道家影響之下在中國發展起來的佛教的一個宗派。
他還坦率地承認，新理學正是繼承了道家的這種方法才構成了一完整的形而上學：
新底形上學，須是對於實際無所肯定底，須是對於實際，雖說了些話，而實是沒有積極地說什麼底。不過在西洋哲學史裏，沒有這種底形上學的傳統。西洋哲學家，不容易了解，雖說而沒有積極地說什麼底“廢話”，怎樣構成形上學。在中國哲學史中，先秦的道家，魏晉的玄學，唐代的禪宗，恰好造成了這一傳統。新理學就是受這種傳統的啟示，利用現代邏輯學對於形上學底批評，以成立一個完全“不著實際”底形上學。
這一點甚至還影響到他對儒道兩家哲學價值的評價。在《新原道》中，馮友蘭全麵分析中國哲學主流之得失，並嚐試評定自己的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中的地位。他的評判標準為“極高明而道中庸”。“極高明”是講一種真正的形而上學必須經虛涉曠，超乎形象，也就是說必須超出經驗世界之上，對真際有所了解。“道中庸”則是講必須把高明所得最後落實到人倫日用之中，因而不離世間。在“極高明”和“道中庸”之間，馮友蘭顯然更重視前者，他認為一種形而上學隻是做到了“極高明”而沒有能做到“道中庸”，那麼這種形而上學隻能說不是最好的哲學；但是，如果一種形而上學做到了“道中庸”而沒有做到“極高明”，那麼這種形而上學能否被稱為哲學就是很可疑問的了。因為哲學之所以為哲學，首要的前提就在於它的超經驗性。如果一種學說隻有政治倫理方麵的內容，那它就根本沒有資格被稱為哲學。依照這種標準，馮友蘭分析道，孔孟《易》《庸》、漢儒甚至宋明道學雖合乎“道中庸”，但在高明方麵都沒有達到最高的地步，相反，名家特別是道家、玄學和禪宗在“極高明”方麵做得非常成功，可惜偏離了“道中庸”的方向。兩相比較，道家和玄禪對形而上學的貢獻似乎比儒家為多。
在馮友蘭看來，他既然已經認識到了儒道兩家的優點和不足，在新理學中就有可能把“極高明”和“道中庸”結合起來，建立一種最哲學的哲學或真正的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既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超越，又是對中國傳統哲學最好成果的吸收：
它說理有同於名家所謂“指”。它為中國哲學中所謂有名，找到了適當底地位。它說氣有似於道家所謂道。它為中國哲學中所謂無名，找到了適當底地位。它說了些雖說而沒有積極地說什麼底“廢話”，有似於道家、玄學以及禪宗。所以它於“極高明”方麵，超過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學。它是接著中國哲學的各方麵的最好底傳統，而又經過現代的新邏輯學對於形上學的批評，以成立底形上學。
在《新理學》的緒論中，馮友蘭曾開門見山地說：“我們現在所講之係統，大體上是接著宋明道學中之理學一派。”時隔六年之後，馮氏又把新理學的思想背景擴展到“中國哲學的各方麵的最好底傳統”。這似乎表明馮友蘭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道家傳統特別是道家直覺的、否定的思維方式對新理學體係的建構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許正因為如此，馮友蘭後來才把道家的這種思維方式看作是中國思想對未來世界哲學可以有所貢獻的兩點之一。二、“境界說”的傾向和難題
如果說在體係的建構上馮友蘭直接繼承了道家直覺體悟的方法，那麼，在對最高精神境界的描述上，他則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那就是打通儒道釋。在晚年，馮氏自稱，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這個界限對我來說已經打通了。這種修為也未嚐不可以看作新理學體係合乎邏輯地發展的結果。
從上麵的分析我們知道，新理學通過形式的分析，最終獲得了幾個超越的觀念。由於這些觀念中的大部分都不可思議、不可言說，形上學被推到了它的邏輯終點，那就是在最終結果上是不能說的。換句話說，真正的形而上學到頭來所講的竟是一堆廢話。這樣，人們便不免產生如下的疑問：形而上學如果不是人類理智的無聊把戲，那麼它的價值究竟何在？
對此，馮友蘭回答說：“形上學的功用，本不在於增加人的對於實際底知識。形上學的功用，本隻在於提高人的境界。它不能使人有更多底積極底知識，它隻可以使人有最高底境界”、“哲學本來是空虛之學。哲學是可以使人得到最高境界的學問，不是使人增加對於實際底知識及才能底學問”。這正是《老子》所謂“為道”與“為學”的分別。“為道”是體會道並照著道的樣子去生活，“為學”則是尋求關於外物的知識。哲學從事的是“為道”工作，因而不能以獲取多少實際的知識或才能來要求它。這種巧妙的“轉語”又一次使新理學從絕境中擺脫出來，馮友蘭也就輕而易舉地從本體論的探討轉到了人生哲學領域中來。
人生哲學是中國哲學的核心。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教也好，從根本精神上講，都是一種生命的學問，一種安身立命之學。它們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個人精神生命的成長和完善，如德性的培養、精神境界的提高等。經驗知識的多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活的意義、人和人的關係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因此，對於新理學來說，不管邏輯分析是如何地細密，不管“負的方法”是如何地微妙，如果不能落實到生命、實踐和境界上，那麼從中國哲學的立場看，它們都是不值得珍視的。馮友蘭把哲學的功用規定為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才使他的係統從相當西化的形式回歸到中國哲學的傳統，真正“接”上了中國哲學的精神。也隻有到這個地步，他的正負方法的真實意義才算真正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