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和她的“老大哥”鬧翻了。導火索之一有海軍的問題。
１９５５年，人民海軍從蘇聯老大哥手中收回了旅順口，這個喪失主權達一個花甲歲月的東方良港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老大哥”走了，當然不無遺憾。因為他們雖然有橫跨歐亞的世界第一大國土，卻沒有一個諸如旅順口這樣好的不凍港。
１９５８年６月，蘇聯正式以協定草案的形式提出要與中國合建一座長波台。長波台是海軍的眼睛和耳朵，遠在大洋深處的艦艇，靠長波發訊機的高頻電流產生的電磁波，傳遞指揮信息。蘇聯建過幾個長波台，但由於地理條件的限製，還不能滿足對太平洋、印度洋的作戰指揮要求。於是，他們看中了這個地理條件優越的“小弟弟”，要在中國境內“共同合建長波台”，以便與其國內的長波台構成一個體係，同時可以控製中國海軍。他們毫不掩飾這是為了蘇聯“國防部的需要”。“老大哥”實力強了，霸權主義的手便毫不客氣地伸向了“小弟弟”。投資辦法：蘇方７０％（技術設備和材料），中方３０％（土建）；長波台的使用權“按投資比例劃分”。
“使用權7∶3，比袁世凱的賣國條約還厲害！”毛澤東發火了。中國不能在境內搞主權他屬的變相的外國軍事基地！“小弟弟”人窮誌不短——長波台我們自己建，主權屬中國——他這樣明確告訴“老大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７月２１日，蘇聯政府通過駐華大使正式向中國提出建立“共同艦隊”的要求。他說，蘇聯的黑海，全被敵人封鎖，波羅地海就不用提了。北方的海麵不寬闊，東方的海麵又不能算安全。蘇聯垂涎中國的是什麼？中國的“海岸線很長，條件很好”。這位大使表達得很明確，“共同艦隊”如何共同呢？艦艇由蘇聯出，各級指揮官蘇聯派，隻有兩國的水兵是“共同”的。
條件極不平等，何“共”之有？分明是要中國海的控製權，要主權！
毛澤東又發火了。１９５９年，他在莫斯科與赫魯曉夫當麵交鋒。他不無譏諷地說，我們的海軍交給你們吧，我們上山打遊擊。
海軍當然不能交給“老大哥”，“共同艦隊”堅決不能搞！中國接受了“友誼”，將失去“獨立”，百年來的教訓太深刻了，中國決不能重蹈覆轍。
海軍司令當然也不能同意大權旁落他國，這是中國人民的海權，豈能允許“偷梁換柱”？他越發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事情要靠中國人自己去辦。“獨立”比什麼都重要。兩年前，他隨中國軍事代表團到蘇聯訪問。中國軍事代表團與蘇聯簽訂了在火箭和航空技術方麵提供新技術援助的“10·15”協定。他得知蘇聯海軍在采用核技術、導彈技術方麵進了一大步，也想在海軍新技術方麵謀求發展。他與上任不久的蘇聯海軍總司令戈爾什科夫會談時，戈爾什科夫說，中國不需要發展導彈核潛艇，隻需建“６４１”、“６１３”型潛艇（常規潛艇）即可，“６４１”型潛艇有前途，將來可以改裝導彈，驅逐艦可以不要；主要應發展５０型護衛艦……然而，這位蘇聯海軍主帥低估了自己這位兩次留學本國的對手，會下，肖勁光通過一些老朋友的渠道，了解到蘇聯海軍裝備已經充分運用了導彈技術，“６１３”型潛艇已經停造，５０型護衛艦已結束生產。那次他就感到了“老大哥”的以鄰為壑的“老大”，已與過去不一樣了。所以，在爭取外援的時候，他留了心眼，除了進口裝備外，更注重技術引進。此時此刻，他更感到有一種羞辱的感情在胸中升騰。中國的海軍不強大，何止他這個海軍司令腰杆不硬，中國的黨和國家主席，不也在受要挾嗎？
中國需要擁有更強大的海軍，他有了新的思考。１９５９年３月在海軍黨委一屆六次全會上，肖勁光提出了海軍“新階段”的發展理論和設想。他說，海軍建設開始進入新階段，其標誌是：①我國海軍開始向尖端技術發展，海軍建設進一步向現代化、革命化前進；②在我國造船工業加速建設和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打下自力更生基礎，為我國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創造有利條件和提供可靠保證；。③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迅速發展，需要建立一支與此相適應的強大海軍。
為迎接新階段的到來，海軍黨委提出了新的發展設想。新設想認為：今後海軍戰鬥力量的方針步驟，應在以發展導彈為主和不斷改進常規武器的條件下，以發展潛艇為重點，並同時發展水麵艦艇、海軍航空兵、岸防兵和陸戰部隊，建設一支合成的海上輕型力量。具體說來潛艇以發展中、大型為主，水麵艦艇以發展中、小型為主，航空兵以發展海軍特種飛機為主，岸防兵以發展導彈和中型火炮為主，陸戰部隊則根據技術條件的發展，逐步加強現代化建設。同時積極著手大型艦艇研製準備工作，包括大型核動力導彈潛艇、導彈驅逐艦、反潛護衛艦、導彈快艇等。總之，海軍力量建設的步驟是：作戰海區應由近海到中海，到遠海、遠洋（當時的劃分：２００海裏以內作為近海，２００—６００海裏為中海，６００海裏以外為遠海）。
這個新設想在尖端技術和常規裝備的關係問題上，實行兩條腿走路，一方麵力爭發展核動力、導彈武器等尖端技術，另一方麵努力改進常規裝備，尖端與常規相結合，並根據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國家經濟條件的可能，逐步過渡到尖端為主的發展方向。
毛澤東支持海軍的新設想，他說，“核潛艇一萬年也要造出來”。
一個國家對海權的認識，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複的過程，每一次循環往往都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一個被欺侮的民族建設海軍防禦侵略，這是一個較低層次的本能的海權需要。當這一需要付諸實踐產生了安全效益，使國家綜合國力得以提高的時候，也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進一步發展海權的需要和可能。１９５９年，社會主義新中國經過１０年的發展，國力大大增強，國防地位大大提高，加上海洋漁業、海洋航運業特別是遠洋航運等和平利用海洋事業的迅速發展，對海軍的客觀需要也進一步加大。此時，國家對海洋的控製和利用還未達到統一的戰略運籌，對海軍的運用還僅停留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近岸防禦方麵。但實踐是深化認識的唯一途徑，海軍向大中型、中遠洋發展的新思考，正是建立戰略核威懾力量的新思考，正是隨著實踐必然產生的，這較之過去對海權的認識，已經大大深化了一步。
思想理論的進步，將帶來中國海權的進一步振興。一個中國海軍騰飛的時代似乎應當到來了。
然而，這個奇跡卻遲遲沒有發生，以海軍的發展帶起來的中華海權理論的發展也進入了停滯階段。因為中國進入了一個多災多難的年代。
１９６０年６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中國與蘇聯矛盾公開化，中蘇分裂了。專家撤走，協定撕毀，海軍的新技術裝備的發展受到很大挫折。中國被迫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固然可貴，但也帶來了關閉國門的負效應。
老天爺也不作美，１９６０年開始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經濟建設大滑坡，已經上馬的核潛艇、導彈驅逐艦的研製，也不得不停頓下來。
更為可悲的是從１９６２年開始，人民海軍陷入了“左”的旋渦。林彪一個“四個第一不是放在第一，而是放在了第二”的評價，將海軍創建以來的成績一筆勾銷。抓海軍建設被認為是“單純軍事觀點”，抓軍事技術被指責是“技術第一”。一場政治和軍事關係的爭論，無休止地爭下去，結果弄得是“潛艇不潛，快艇不快，飛機不飛”。
接踵而來的是１０年“文革”的大動亂……
如果沒有１９５７年以後黨的“左”的冒進錯誤，如果１９５９年海軍第二個新階段的設想按期實現，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或許早已對外開放，中國的海軍或許早已走出遠海，中國的海權理論或許已經長成參天大樹，中國或許更加強大……
可惜，曆史不能假設，曆史就是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