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認真研究了建國以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同誌對海軍建設的戰略考慮，研究了他的前任們對海軍軍事理論的探索與思考，他深深感到，今天海軍麵臨的國際國內形勢，與建國初期和改革開放前已大不相同，必須有新的戰備考慮，必須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海軍戰略理論。
為此，他建立了海軍裝備技術論證中心，建立起海軍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和科學技術委員會，建立了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聚集起一批專業理論研究人員，致力於建設中國海軍的思想庫……
他打開了中國海軍戰略理論的大門，帶起了一個影響海軍未來發展的戰略研究熱。
他把目標定在２１世紀，將人民海軍從近岸帶向近海，走上導彈化、電子化、核能化、自動化的發展方向。
他成為從海軍戰略理論研究入手，呼喚國家海權理論的又一位來者。
4.航母！航母
1988年“3·14”海戰後，有一位四川的小學生，主動組織捐款２０００元，寄到人民海軍，並附信說明是為中國建造航空母艦的捐款。１９９０年在太平洋曆史學會主辦的鴉片戰爭１５０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撫今追昔，一位又一位學者傾訴了肺腑之言：“請海軍發起航母捐款活動吧，我們一定會像為亞運會捐款那樣慷慨”。中國還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公民懷有如此寸草之心，恐怕無以數計。
可見，中國沒有航母，中國的海軍還不夠強大，中國的海洋權益還不能有效地捍衛，不僅灼燙著兩代海軍軍人的心，也炙烤著１１億炎黃子孫的心。
中國沒有航母，缺的僅僅是錢嗎？
不！這是一個海權和海權運用的理論問題，它包括國家對海洋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計；國家對利用和控製海洋的戰略考慮，以及國家要求海軍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等作用，從而才能決定諸如要不要航母的具體發展問題。
中國缺少航母，更缺的是係統、明確的海權理論。
中國人民對“海權”這個詞太陌生了，或者說對它的認識太偏頗了。因為海權的誕生與資本主義同步，海權理論始服務於帝國主義，繼服務於霸權主義——“出身”不好，“名聲”也不好，所以至今沒有在中國的理論界落上戶口。
馬克思主義從來都注重對前人的理論成果進行“揚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馬克思曾批評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哲學的徹底否定是“倒髒水連同小孩一起倒掉”。他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卻吸取了其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列寧是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但他對資產階級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結論卻十分欣賞，認為反映了戰爭的基本規律。馬漢的海權理論，在一個世紀的歲月裏，久得青睞，並以一個又一個國家的由衰而興屢屢得到驗證。戈爾什科夫的“國家海上威力”的理論也導致了蘇聯的崛起。因為他們的理論也具有“合理內核”。筆者認為，其一，它是對人類海洋方向的社會實踐（同樣包括政治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實踐）的理性總結，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產生前後的社會發展中，以商品經濟為特征的海洋經濟活動對生產力的發展，對國家興衰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正確反映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矛盾運動的一般規律，代表了先進的海洋觀念；其二，它揭示了當海洋不再成為阻隔地、將世界聯成一氣的時候，國家要興盛要強大，必須有立足於全球（不僅包括陸地，而且包括海洋）的戰略考慮，有集經濟、政治、軍事為一體的國家戰略；其三，它客觀反映了人類在海洋實踐活動的一定階段（存在國家的階段），軍事與經濟、政治之間的必然聯係，揭示了利用海洋與控製海洋的辯證關係和海軍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鑒於此，無論是對馬漢的海權理論，還是對戈爾什科夫的“國家海上威力”理論，都完全可以進行“揚棄”，去其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內容，而取其合理的成分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對今天的中國，需要討論和研究的已不應當是要不要海權和海權理論的問題，在海權的必然王國中，中國已實踐了４０年，在理論的探索上，也不斷有所前進，在海軍戰略理論等方麵也有了突破性進展，可以說，中國已站在了自由王國的門口，現在需要的是破門而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係統的海權理論。因為中國需要利用海洋。
中國的人口占世界的１/4，現在１2億，下世紀中葉可能超過１５億。中國耕地少，現在人均占地1000平方米，人均糧食產量在４００公斤以下徘徊，就這一點來說，中華民族就有理由比其他民族更迫切地需要第二個生存空間。中國是一個瀕海大國，有１８０００公裏海岸線，６５３５個島嶼，約３００萬平方公裏的海洋國土。據生物學家估算，利用海生產可食用生物，以人體需要的熱量大卡計算，每兩平方米海麵相當於１平方米，我國水深在２００米以內的大陸架至少相當1470000平方公裏，幾乎與我國現在陸上耕地相等，我國僅大陸架的石油儲量預測在９０─１４０億噸之間，天然氣儲量在１３億立方米，還有豐富的煤等礦產資源。海水、海洋能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資源，１９８９年，中國的海洋總產值為２４５億元，外貿出口總額為１１６億美元。中國的未來已離不開海洋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