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主義鬥士——張純如
在日本右翼勢力的壓迫麵前，人權主義鬥士、美國華裔女作家《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作者張純如過早地結束了她年輕的生命。2004年11月9日，張純如被路人發現她用手槍在美國加州洛斯蓋多自殺於汽車內，年僅36歲。生前的她因調查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血腥的暴行，精神極度壓抑而患抑鬱症。
這個說著外國話的華人子孫，勇敢地追隨父母和其他海外華人的記憶，為尋求真相而踏遍亞洲、歐洲和北美洲，寫出了讓整個西方世界震驚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美國《新聞周刊》評論本書“對二戰中最令人發指的一幕做了果敢的回顧”。
張純如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曾連續兩月高居《紐約時報》最暢銷排行榜之首，它改變了所有英語國家都沒有關於“南京大屠殺”這一曆史事件詳細記載的現狀，但張純如本人卻因為說出真相，多次遭人威脅，使得她“不斷變換電話號碼、不敢透露丈夫和孩子信息”而患上抑鬱症，最終飲彈而亡。
張純如走了，但在亞太事務研究中心的主持下，紐約以及全美的華人自發舉行了張純如追悼會；全美有198個書報雜誌刊登了張純如身亡的消息，向這位年輕的華裔女子致以敬意。她的墓碑上則寫著這樣一串頭銜：摯愛的妻和母親，作家、曆史學家，人權鬥士。
這一切，正如張純如所說：我相信最終真相將大白於天下。真相是不可毀滅的，真相是沒有國界的。我們大家要同心協力，以確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記。使“南京大屠殺”那樣的悲劇永不再發生。被牢記的，還有追尋真相的人。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的辦公室就在紀念館西南角小辦公樓的二樓，上午10時，陽光穿過玻璃窗投進房間，光束飛舞。朱成山手撫著一本厚厚的書，陷入沉沉的思緒中。這麼多天來，張純如的去世就像一把鋒利的刀，刺痛著朱成山的心。“對於張的父母孩子，他們失去的是女兒和母親；對於中國人，他們失去的是一個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對於整個世界，他們失去的則是一個勇於說真話並努力讓別人相信事實的人。”
朱成山曾經和《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的作者張純如有過多次的交往，朱成山欽佩張純如的執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氣，因而視這名年輕的華裔女子為事業上的摯友，他為張純如的逝世深感悲痛和惋惜。
朱成山向記者講述了幾年中4次與張純如的交往，唏噓不已。時光像煙霧一樣彌漫，回到了過去。
“她有一雙真誠的眼睛”
朱成山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見到張純如是在1995年8月9日。那天，專程從美國趕來的張純如小姐來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找到朱成山的辦公室，尋求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和幫助。這是朱成山第一次知道張純如的計劃：寫一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並在美國出版。看著眼前這位年輕（當時張純如27歲）漂亮但不會說漢語的華裔女青年，朱成山既為她的勇氣而高興，又不禁擔心：她這麼年輕柔弱的女子，能否寫好有分量的南京大屠殺作品？
眼光銳利的張純如似乎看出了朱成山的顧慮，將一本她當時的作品《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之謎》遞給了朱成山，看到眼前這部厚似磚頭、文字莊重、考證嚴謹的著作，朱成山的疑問一掃而光，隨之取代的是感動。“她有一雙真誠的眼睛。”朱成山說。
朱成山告訴記者，很長時間以來，西方國家隻知道納粹屠殺猶太人，不知道侵華日軍在二戰中曾經瘋狂地屠殺中國人，國際輿論隻譴責納粹在二戰中的暴行，很少抨擊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中的暴行。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戰勝利以來的幾十年光陰中，在西方主流社會中有關日軍侵華史實的宣傳太少，聲音太弱。而此時有這麼一個柔弱女子願意站出來，這種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忘記曆史即是受到第二次大屠殺”。
朱成山當即表示將全力支持她，他不僅贈送給她全套的館藏資料，委派紀念館副研究員段月萍全程陪同她參觀和考察市區其他的大屠殺遺址，還給她著書提出了很多參考建議。
考慮到張純如對“南京大屠殺”這段史料了解甚少，朱成山向張純如建議，如務求詳盡，最好能廣泛尋證。朱成山開了一長串的建議名單：如去日本一橋大學走訪古文研究會專家藤原影、吉田裕教授，去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查找資料，去德國追蹤當年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主席拉貝先生的足跡等。朱成山一開始認為：這些地方一個女孩是不可能全部訪到的。
想不到，對事業嚴謹執著的張純如，日後真的去了那些地方，而且張純如還找到了許多一手資料。這個年輕人的鍥而不舍和認真讓朱成山十分感歎，對比如今大多數年輕人做學問的目的和方法，真是差別太大。
後來，朱成山了解到，張純如完全是受了身為第一代華僑的父母的影響，幼年時就受教誨一定不能忘記南京大屠殺這段曆史的張純如，發現在她生活的周圍居然沒有真實反映這段曆史的記載，她決定用自己的文筆告訴世人這個真相。“忘記曆史即是受到第二次大屠殺”。
普林斯頓大學時的諾言
朱成山第二次見到張純如，是1997年11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是年，係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60周年。從11月17日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羅格斯大學聯合舉行為期一周的南京大屠殺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不僅在美國高等學府是首次舉辦，在海外也是第一次，朱成山應邀參加。在這次會議上，張純如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英文版正式發行。
張純如的這本書是於1997年10月完稿的，當時，張純如向朱成山許諾：一定在新書麵世時留一本給朱成山，但不想11月22日新書的首發式上，這部書遭到了熱情讀者的搶購，連樣品書都被人買走。張純如隻好麵帶歉意地向朱成山致歉，說日後一定贈送給他一本書。其實此前，台灣天下文化公司的肖富元編輯專程來到南京，讓朱成山全文審校他們翻譯的本書的中文版，當時朱成山就被張純如運用辛辣的筆法、犀利的筆鋒，酣暢淋漓地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而感動，但也在書中找到共十多處值得商榷的問題。在美國研討會期間，朱成山和張純如直截了當地談了對該書的讀後感後，她立即表態十分重視朱成山的意見，馬上和台灣天下文化公司聯係修改。這種嚴謹執著的敬業精神讓朱成山大大折服，朱成山說：現在想來，正是這種兼收並蓄、一絲不苟的精神，她才寫出這部轟動美國和讓世人警醒的好書，同時也是她過於苛求完美和曆史責任感，她才在拚搏和奮鬥中倒下。
1998年2月7日，譯名為《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年南京浩劫》中文版在台灣正式出版。而朱成山終於收到了台灣方麵寄來的由張純如親筆簽名的兩本中英文版新著。事隔幾個月，張純如信守了在普林斯頓大學時的諾言。
從一個柔弱的女子變成敏銳、堅毅的鬥士
朱成山再次見到張純如，是在美國舊金山，距離和張純如初次見麵已經過去了6年，張純如從一個柔弱的女孩子變成了敏銳、堅毅的鬥士。
2001年9月8日，是《舊金山和約》簽訂50周年。日美兩國政府專門在舊金山舉辦係列紀念活動。這個條約的主要內容，是美國出於當時自身戰略利益的考慮，而單方麵與日本講和、放棄對日戰爭索賠、出賣了亞洲各受害國人民向日本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對此喜形於色地說：“由於《舊金山和約》的簽訂，使日本在二戰中的戰敗國，比在一戰中的戰勝國得到的還要多得多。”事隔50年後，日本政府出資300萬美金，在舊金山大搞紀念活動，而全球華人為此也聚集舊金山反製日美兩國政府的紀念活動，朱成山正是在這個活動中再次見到張純如。
在名為“強奸南京——反製日美兩國紀念《舊金山和約》50周年紀念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張純如第一個登台發言。她的15分鍾演講，博得了與會者長時間的掌聲，但也遭到別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憎恨。當場有兩個日本人站起來向張純如發難，蠻橫提出了所謂的“疑問”，張立即據理駁斥，批得兩個日本人語無倫次。到會的許多專家學者也站在張的一邊，批駁日本人。兩個日本人掏出手帕連連擦腦門上的熱汗，最後，夾著包灰溜溜地逃離了會場。
正是張的這段與日本否定曆史作鬥爭的經曆，使日本右翼也不敢直麵她，不過，朱成山認為，也正是因此，從此張純如和她的家庭過多地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釀成了日後的悲劇。
柔情的一麵
正是在張純如等人的堅持推動下，美國人逐漸認識和接受了“南京大屠殺”這段曆史。2001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得到了在美國舊金山舉辦“永不忘卻——南京大屠殺暴行史實展”的機會。
朱成山給張純如打電話，邀請她出席。錄音電話留言後不久，她給朱成山回了電話，爽快地答應將出席展覽開幕式及和平祈禱儀式。這也是朱成山和張純如的第四次見麵，想不到，這一麵竟成了訣別。
朱成山還記得祈禱儀式那天晚上，在舊金山聖瑪利諾大教堂，美國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佛教、伊斯蘭教等五大宗教領袖，南京市副市長陳家寶、張純如和他等人，排成一排坐在教堂前台上，近3000名美國人與他們一起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祈禱，為世界和平祈禱，教堂內凝重、肅穆的氣氛令人淚下。一名攝影師捕捉到了張純如在祈禱時淚光閃動的鏡頭。
祈禱儀式結束後，突然天降暴雨，張純如讓和她一道來的父母親在教堂內等著，自己奔向停車場，將她的白色轎車開至教堂屋簷下，讓其父母上車，這種“孝女”之情景，又讓朱成山看到了張純如柔情的一麵。
走在對日訴訟索賠的道路上——王選
1952年8月6日王選出生於上海。1972年從杭州大學畢業後，在義烏中學從事英語教學8年。1987年留學日本，後獲得築波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在日本期間，王選獲悉自己的老家浙江義烏是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實施細菌戰的重點地區，家鄉有很多細菌戰的受害者。她決心為中國受害者鳴冤，從而走上了對日訴訟索賠之路。1997年王選成為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多次代表受害者在東京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
被許多人認為幾乎是不可能的工作
王選所做的工作，被許多人認為幾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曾經向王選提出疑問：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周恩來總理已經明確表示，對於抗日戰爭，中國放棄賠償。現在，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向日本人提出賠償的要求，是否會被日本人和國際輿論看不起，是否有“不講信用”和“出爾反爾”的嫌疑？
王選的回答是，在國際法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賠償和國家對戰爭受害者個人的賠償是兩個概念。錢其琛同誌曾經明確表明，中國政府當時放棄的戰爭賠償並不包括個人賠償。是否要求日本政府對細菌戰造成的損害做出經濟賠償，是受害者個人的權利。
盡管2002年8月27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仍以不承認個人的損害賠償權為由，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但是，它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國研製細菌武器及實施細菌戰的事實，是一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要成果。
王選曾經說過，如果要從“愛國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理想主義者”這幾個概念中選擇一個來概括自己，她會選擇“人道主義者”。在王選看來，所有受害者，不管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都有人的基本權利。和日本人打官司，它的意義不僅僅是索賠，它更是對人類生命尊嚴的維護和對整個世界的道德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