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幫助群眾迅速發展生產，他走遍了五區的山山水水、溝溝坎坎。每到一處，總是卷起褲筒幫農民幹活，向農民了解農業生產狀況和要求。針對五區沿海村莊農業生產灌溉靠戽水，易受風沙、幹旱和土地鹽堿化嚴重威脅的狀況，他發動植樹造林以擋風沙，還製定興建東埭引水渠的規劃，並組織實施，解決了800多畝水田和1300多畝農地的用水問題，這在當時還是個新鮮事，改變了祖祖輩輩流傳的耕種方式，減輕了勞動強度，又提高了農作物產量。針對海麵作業易遭國民黨軍炮艇炮擊和擄掠，他發動群眾搞近海作業和灘塗養殖、圍埭種植等，挽回外海作業的損失。1951年8月間，正逢天文大潮，洶湧的海浪鋪天蓋地而來，東埭堤岸岌岌可危，當時他胃病發作，痛得在床上直打滾，可一聽到險情，馬上一骨碌下床，衝到東埭堤岸，組織幹部群眾搶險。他自己帶頭裝沙袋、扛沙包，加固堤岸，接連幹了一天兩夜，終於使東埭堤岸安然度過了汛期。五區群眾紛紛說，閻書記為了老百姓，連命都顧不上了。在五區工作兩年多的時間，他就是靠著拚命精神，把黨的溫暖送到了群眾心坎上，與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情誼，留下了一段段佳話。
1952年8月，他調任縣委組織部長，4年後任縣委書記兼縣政協主席。1958年至1960年間，在當時“左傾”思想指導下，漳浦縣對工農業生產的領導，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過不顧客觀實際冒進和蠻幹現象。由於他不善於搞“浮誇”、放“衛星”，轉任第二書記。
1960年2月，在漳浦與全國各地一樣處於嚴重經濟困難之際，他重新接任縣委書記。深諳漳浦農業生產關鍵在於治水的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水利建設上。盡管當年漳浦災害頻繁，春旱180天，夏季又連續遭受12次特大台風、洪水災害破壞，但由於措施得力，各項經濟工作出現好轉的局麵，當年全縣國民經濟收入達6200多萬元，比1957年增加42％；基本建設投資722萬元，比1957年183萬元增加2.93倍。正當人們滿懷大災之年大豐收的喜悅並鬆了一口氣時，傳來了周總理期望龍溪地區撥出1億公斤糧食支援重災區的消息。為了不辜負黨中央的重托，閻觀文號召漳浦人民為國家分憂，此次漳浦縣承擔了支援近0.5億公斤糧食的重擔，這是當時龍溪地區所屬十縣一市的任務的一半啊！
1960年冬，黨中央為扭轉農村形勢，要求全黨同誌恢複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閻觀文帶領縣委一班人，堅決貫徹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把遏製“共產風”“一平二調”作為搞好農村經濟的頭等大事抓實抓好，提出“廣種、高產、多收”的發展農業生產思路，帶領群眾興起上山開荒、下海圍埭造田、科學種養等熱潮。同時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對農業、手工業、商業、工業等行業政策調整，為漳浦縣順利渡過經濟困難打下基礎。
閻觀文重視深入農業生產第一線，每年要跑遍全縣兩次，1981平方公裏的土地麵積，每次都要花上個把月以上的時間才能走遍，其中一些重要產糧區的生產大隊，他還要蹲點調查研究。每當下鄉，他不準秘書掛電話，避免幹部弄虛作假或準備招待，到了農村，他白天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中午、晚上與群眾交談，吃、住都在較窮苦的農民家裏。有次到崎溪村，正逢夏收，一擔濕漉漉的稻穀都有100公斤，他挑得咯出一口血，仍照常參加夏收。全縣山區鄉村，特別是交通不便的山鄉僻壤，他也是翻山越嶺步行去的。他有個不成文的規矩，下鄉時，除了乘摩托車到第一個點外，其餘均步行。正是這種腳踏實地的作風，使他對漳浦農村情況了如指掌。縣委秘書們都說，每次開幹部會議前，秘書的工作不是忙於找材料，寫講稿，而是好像在聽閻書記如數家珍的彙報，記錄下來，就是大會的發言稿了。也正是這種踏實的作風，使他更了解、關心群眾的疾苦，及時把黨的溫暖送到群眾中。1961年，漳浦縣遭受8次特大洪、風災害，損失嚴重，他一頭紮入重災區調查，當看到城關公社後港村農民在完成征購任務後，喝著清得見底的稀粥，這位剛強的漢子掉淚了，他馬上批示，立即給該村撥救濟糧，同時指示縣糧食局長，親自找一個村為試點，對全縣糧食總產量進行落實和重估，確保群眾口糧標準。
正是在閻觀文這樣一大批共產黨員率先垂範下，群眾發揮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至1965年，已建成初步具有抗旱防澇能力的水利樞紐，糧食穩產增產有了可靠的保證；漁業捕撈能力向外海推進；216公裏海岸線的茫茫沙灘上築起了道道綠色屏障；工業生產有了初步基礎；公路四通八達；文化教育事業蓬勃發展；經濟開始呈現初步繁榮；市場物價穩定；群眾生活有了較大改善，看得見、摸得著的“金漳浦”逐步將變成生活中的現實。時刻充滿對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高度負責的使命感
閻觀文就任縣委書記後常說，“誰叫我是縣委書記”。這句口頭禪，使他時刻充滿對黨的事業和人民群眾高度負責的使命感。
漳浦依山麵海，河道狹窄短促，因而是風、澇、旱的多災地區。每次搶險救災，閻觀文總是走在前頭。有一次，南門村遭水淹，他打電話請部隊火速攜帶橡皮艇救援，又要求機關各單位燒水做飯，解決受災群眾吃喝問題，自己則在沒胸的深水裏往返幫助搶救。剛剛背出一位老人，房子就坍倒了，隨同人員都捏了一把汗，紛紛勸說，閻書記，你這樣做，太危險了，還是讓我們去。他說“誰叫我是縣委書記，越是危險的地方，就是我的工作崗位”。
在生活上，閻觀文十分勤儉樸素，深知“儉以養廉”的道理。他平時的穿著是白粗布上衣和黑布短褲，與普通老百姓沒有兩樣，隻有一套嗶嘰衣服是開會時穿的。他努力在機關領導幹部中形成保持廉潔奉公的風氣，從點滴小事抓起。1963年10月8日，他主持了以縣委名義製定的《機關整改初步意見》的文件，內容涉及停辦機關小食堂；取消特殊供應；看戲、看電影一律自費；製止請客送禮；下鄉不許用摩托車接送；自己打掃衛生和打開水等。這些規定，主要都是對科局級以上領導的約束。其實，就是在機關有辦小食堂的時候，他也是堅持夥食低標準，不搞特殊化的。有一次，縣委召開區委書記會議，會後就餐時，有個與他既是同鄉，又是老戰友的區委書記自作主張去食堂核吃炒米粉。飯端上來時，閻觀文一看，火了，說：“別以為有我一同就餐，夥食就可以超標，不行！”他帶頭交出超過標準部分的餐費，並把那位區委書記語重心長地教育一番。有一年中秋節，縣供銷社送來兩盒月餅，他批評了代收的工作人員，板著臉說：“怎麼拿來的，自己怎麼拿回去！”
在對待自己的親屬、子女問題上，閻觀文更是嚴於律己，以身作則。他就任縣委書記時，弟弟因河南家鄉遭受特大災荒，生活困苦，到漳浦求當了縣委書記的哥哥找出路。看著年幼時就和自己顛沛流離到山西討飯，相依為命的弟弟，他的心顫抖了，那時候，討來的一口飯都勻著吃啊！現在，機關辦了大小食堂，自己連同妻子、孩子同吃一桌飯的機會都沒有，夾著個弟弟真是難辦。但當了縣委書記，難道連弟弟的一口飯都不管嗎？盡管當時工廠紛紛上馬，介紹當個工人隻是舉手之勞的事，但他經過反複琢磨，對弟弟說，縣裏的陶瓷廠缺少推窯土工，這是十分累和髒的活，沒人要幹，我看你就去幹吧！1961年間，漳浦根據中央有關調整指示，進行了精簡壓縮城鎮人口，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工作。閻觀文以身作則，帶頭把母親的戶口遷到佛曇鎮農村，還把弟弟調到縣農科所當農工，承擔到縣委機關淘大糞，運肥料到農科所試驗田的任務。一個縣委書記的弟弟，就這麼在哥哥的“照顧”下，把這個又臭又髒的任務幹到離開漳浦。弟弟回家不久便病故了。閻觀文主動承擔起撫養弟媳一家生活的擔子，這就是“無情”哥哥對弟弟的深深手足情啊！他對子女管教是十分嚴厲的。有一次，大兒子亞偉到農科所玩耍，看到農民在池塘裏放養著剛引進來繁殖用來喂豬的青飼料水葫蘆種苗，覺得好玩新奇，撈了兩棵，被看管的農民一直追到縣委大院。閻觀文知道後，向農民道了歉，並當麵打了孩子一頓，覺得還不夠解氣，把孩子拉到宿舍裏關起門打，同誌們百般勸還是不開門，隻好搬來閻觀文的母親當救兵，當門打開時，閻母責怪他為什麼這麼狠打孫子，閻觀文含著淚說：“誰叫我是縣委書記，誰叫他是縣委書記的兒子，從小就要知道丁點損害農民利益的事，就是幹不得！”
閻觀文任縣委書記近30年，後來因病調到市裏工作也一直是處級領導幹部，可妻子、兒女沒能跟著沾一點光。妻子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參加工作，曾在漳浦一家國營企業當廠長，隨著丈夫工作的調動，調來調去，不僅沒了“烏紗帽”，最後還是在一家不景氣的企業辦理退休的。5個兒女或上山下鄉或部隊複員安排工作，也都在企業單位。妻子是漳浦佛曇人，但直到大兒子結婚，閻觀文從未到嶽父母家拜訪，一則因為工作忙，二則也唯恐驚動地方公社、大隊領導引起諸多不便。“無情未必真豪傑”，但作為縣委書記，他不能不如此。他生活儉樸，從牙縫裏省下來的錢，除了長期接濟在佛曇工作訪貧問苦時認識的一位孤寡老人外，全部寄給母親、弟媳和嶽母。倘不是市直機關後來實行房改，連“家徒四壁”的份兒都沒有。正如他在1993年立下的遺囑中所寫的，他是“勤儉持家的”，“現在依舊，也沒有什麼財產”，欣慰的是“也沒有欠別人債務，一身輕鬆”，告訴妻兒要繼續負責祖母和外祖母的生活費用，“盡到做子女的責任”。字裏行間，洋溢著一個縣委書記深深的孝敬之情。而於自己，最好“當天去世，當天火化，以減少家屬的痛苦”，又無不折射著濃濃的夫妻愛、父子情。
“文革”期間，在逆境中，閻觀文敢於堅持真理。有一次，有個派性組織要他批1.5萬公斤糧，迫於當時形勢，違心地批了1500公斤，但馬上與縣委其他同誌通了氣，深感愧疚。誰知隔天派性組織找他算賬，堅持要1.5萬公斤，閻觀文順水推舟接過已批撥1500公斤糧的條子，立即撕得粉碎，堅定地說：“糧食是國家控製的重要物資，既然我這個縣委書記還有批條子的權力，一斤也不能亂批！”結果，免不了挨批鬥和拳打腳踢。
1970年2月，閻觀文調任龍海縣革委會常委、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同年8月，調龍岩陸家地煤礦采煤團任團長、政委。1972年8月，調任華安縣委副書記，後任書記。不管調到哪裏.他依然保持艱苦奮鬥，忠於黨的事業，做人民公仆的共產黨員本色。在煤礦，他堅持與工人在井下采煤作業，後來得了矽肺病，為了照顧他的病，地委調他到華安縣任職。為了改變華安生產狀況，使人民群眾生活能有較快提高，他帶著秘書整天一座山一座山地轉悠著，與當地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和社員交談，向他們請教，探索華安農業生產的思路，常常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他要求華安縣機關幹部，必須經常下鄉參加義務勞動。他動情地說：“華安縣群眾還很窮，我們是國家幹部，畢竟還領著薪水，更得為改變華安縣落後麵貌多盡責任和義務。”這種不流於當時豪言壯語形式的號召，很快得到華安縣幹部的積極響應，隔年，他因勞累過度患高血脂症和肺大泡，仍堅持帶病工作，直到連飯也難咽時，才不得不躺倒在醫院病床上。當同事們征詢是否叫他女兒到醫院護理時，他連連擺手，說：“她是廠裏的先進工作者，如果僅為了父親的病就放下工作，像什麼話！”
1997年3月30日上午，與病魔鬥爭多年的閻觀文與世長辭，幾天後，根據他生前的遺願，他的靈柩悄悄地被接到漳浦，接到了佛曇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