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也要搞工業
華西村曾經很窮，“高的像鬥笠帽，低的像浴鍋塘。半月不雨苗枯黃，一場大雨白茫茫”是1961年剛剛組建的華西村的真實寫照。70年代後期，當中國農村上下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時，吳仁寶卻認準了“無農不穩，無工不富”這個理，領著華西村村民辦了一個小五金廠。這個小廠子一年為華西村創利30多萬元，靠這筆錢，幾年裏全村人住上了新瓦房，人均分配從130元上升到220元，村裏還建成了5層大樓，用來辦托兒所、中小學，被華西人自豪地稱為“教育大樓”。
80年代初，中國農村開始經曆一場重大變革，“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承包責任製”迅速在各地推開。吳仁寶看到，中央政策的最終目的是讓農民富裕起來。在那些地多人少、長年的大鍋飯嚴重製約生產力發展的地方，分田到戶是非常必要的。而華西村每人隻有半畝地，人口在天天增加，繼續把農民捆在土地上刨食，肯定不是出路。如何才能擺脫貧困，使腰包真正鼓起來？經過一番認真思索後他認為，農村也要搞工業！
中國農村的包產到戶已在全國展開，而當時隻有一個聲調：包字萬能，一包就靈！似乎誰不包，誰就背離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這樣的帽子從四麵八方打向一直堅持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華西村，吳仁寶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政治壓力。1980年5月，江陰縣直機關召開黨員大會選舉縣黨代表，當時作為縣委書記的吳仁寶竟然落選了。上級決定調吳仁寶任地區農工部負責人，然而吳仁寶請求說：“我來自華西村，還是回華西村，我是農民，我一生唯一的願望就是為農民多幹點事。”就這樣，吳仁寶從“縣官”的寶座上又回到了華西當農民。回到華西，他在村黨支部會議上說：“華西村現在頭等重要的任務是發展集體經濟，讓大夥兒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麵富裕！”他將全村500多畝糧田由30名種田能手集體承包，絕大多數勞動力轉移到工業上去。
輕鬆建設億元村
1983年，中國農村開始實行村長選舉製，這一年，吳仁寶舉著“共同富裕”的旗幟出現在華西村村委選舉大會上。他用最樸實的語言解釋他的共同富裕論，就是有福同享，一家也不落下。這次，他獲得全票當選華西村村長，此後，他的村長地位與個人威望就一直沒有動搖過。1986年，華西村輕鬆地邁上了億元村的台階，這在當時的中國農村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華西村再一次被作為全國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典型。此後的20多年裏，華西村的經濟以20%的速度增長，發展後勁十分強勁。這源於吳仁寶在處理積累與分配製度上采取“少分配多積累、少拿現金多入股”的獨特思路。他認為，農民辦企業要發展壯大，自我積累很重要，不能依賴國家的貸款，更不能搞高息集資，而要增強自身的造血功能，農民的家底厚了，華西村的經濟才會進入良性循環。
為了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村民們將搬進新居後餘下的三排六棟平房，改建成4000平方米的南院賓館。這裏有三條古典長廊，客房廳堂采用江南農村的古樸陳設。第二年，又在村西南張家港河畔，鑿池為湖，壘石為山，建造了農民公園。華西村以一種更欣欣向榮的姿態迎接各地客人。
1988年，“公司熱”席卷神州大地，看著越來越多的人隻向錢看，吳仁寶憂慮萬分。他不信金錢是萬能的，他決心物質、精神兩手抓，搞一個國外沒有、國內獨創的“精神文明開發公司”。他挑選了群眾威望高、文化素質好的黨員幹部組建開發公司。社會上賭博和封建迷信抬頭，公司及時開辦講座，講“賭博的危害”“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的區別；有的村民夫妻不和，婆媳不睦，就舉辦學習班，講《婚姻法》《繼承法》等有關法律，講中國人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精神文明開發公司還配合、服務全村經濟發展，開辦了企業、管理、營銷等講座。從表麵上看公司不產生經濟效益，但吳仁寶看得很遠，公司所產生的效果是無法用經濟效益來衡量的。全村人的整體素質提高了，村風民風變好了，凝聚力增強，大家齊心協力搞生產，這就是華西村的無形資產。
將集體製進行到底
上世紀90年代，全國掀起了鄉鎮企業改製的熱潮。華西村沒有簡單地一改了之，而是因地製宜走出了“一村兩製”的新路子。村民可以搞集體，也可以搞個體，但幹部不得搞“一家兩製”，更不允許搞“一人兩製”。在農村，沒有集體經濟，想為老百姓辦事很多時候就是一句空話。華西村走出了一條以集體經濟為主、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發展新路子。今天的華西集團是華西村的經濟骨幹，成為包括鋁、鋼、銅型材、紡織、化工與旅遊的大型集團，並於1999年在深圳成功上市，成為中國第一個以村名作為企業名稱的上市公司。
黨的十五大以後，中央有政策明確提出“抓大放小”，鄉鎮企業“改製”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吳仁寶對村辦企業的情況太了解了，他提出要一手“抓大放小”，一手“抓大扶小”，必要時還要“抓小放大”。對那些關係到華西經濟命脈的大企業——毛紡廠、線材廠、型鋼廠抓住不放，繼續花力氣深化改革，提高效益；一些效益較差的小企業則轉給個人經營，對那些有發展前途的小企業，加大扶持力度，在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麵給予大力支持，幫助它們增強競爭力。華西的改製以全新的思路別開生麵，調動了各方麵的積極性，使大中小各類企業都煥發出新的活力。時至今日，華西的50多個企業都保持了年年贏利的好勢頭，沒有一家虧損。2007年全村實現年銷售收入達450億元，上繳利稅超過8億元。
經濟發展帶來物質的極大豐富，而集體經濟也給村莊帶來濃重的集體印記。村中老人和無勞動能力者每月會有數百元的定額保養金。村裏的勞動力都在企業上班，他們早出晚歸，午餐在企業解決。一般村民工資不超過1000元，獎金則為工資的4倍左右，工資全領，獎金隻發二成，另外還有部分分紅。1984年，彩色電視機剛上市，有錢的華西人每戶配備一台；1992年，由村裏拿出200多萬元，給家家戶戶裝上了壁掛式冷暖空調器；1993年，在華西村相繼成為“電話村”“彩電村”“空調村”“別墅村”後，吳仁寶和村幹部又從長春一汽給村民們購來了一輛輛轎車。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現在生態旅遊已成為華西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常年能吸引200多萬國內外各界人士到華西旅遊觀光、休閑度假。
現在，華西村資產最少的人家也在100萬元以上，村民都住上了洋氣的第五代別墅，隻有吳仁寶還住在上世紀70年代建造的老樓房裏。滿牆懸掛的合影、陳舊得嘎嘎作響的地板和老式雙人床伴隨老兩口已經30年了。一開始，吳仁寶講，等全村老百姓都住上別墅後，我就搬進別墅。現在他卻說，我住老屋習慣了。“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資，不住全村最好的住房，不拿全村最高的獎金”是吳仁寶早年給自己立下的規矩，幾十年來，他恪守著這一規矩。
吳仁寶的一家，是個人丁興旺的大家庭，全家四世同堂，28口人濟濟一堂，和睦團結相處。兒女們都有遠大的理想抱負，曾希望到村外一展自己的才華，實現各自的人生價值。但華西村是吳仁寶的命根子，他希望兒女們繼續紮根故土、建設家園。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袁庚
臨老受命
“經過我的爭取，你們媽媽年後要調到香港去上班，同我在一起。把你們留在北京，你們要好好照顧自己，好好學習和工作。為你們的父母不兩地分居，幹一杯！”1979年的春節團圓飯，袁庚向兒女們宣布了這一消息。此時的袁庚，已經62歲。早在1978年，已是交通部外事局代局長的他正思謀著回家養老，卻突然臨老受命，被交通部黨組委派赴香港參與招商局的領導工作。
招商局當年是交通部下屬企業，一直從事涉外工作的袁庚對招商局百年滄桑甚是了解。從1872年12月23日李鴻章向清廷奏呈《試辦招商輪船折》，到招商局創辦一批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工交金融企業；從1950年香港招商局全體員工率在港的13艘船舶起義，到如今全部資產僅剩1.3億元；袁庚意識到招商局已到了非改革不能圖生存的地步，他希望中央和國務院能同意招商局把香港的有利條件如資金、技術，與內地的有利條件如土地、勞動力結合起來。望著桌上展開的香港地圖，他希望能在廣東省寶安縣新安地界上鄰近香港西北角的蛇口劃出一塊地段，作為招商局工業區用地。
濃濃的春節氣氛還沒有散去，袁庚的設想就得到了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同意。那時百廢待興，國家也拿不出太多的錢來支持招商局，負責和袁庚談話的這位領導對他說：“交通部就是要同香港結合起來，發揮各自的優勢，可以創造外彙。我想不給你們錢買船、建港，你們自己去解決，生死存亡你們自己管，自己去奮鬥。你要賺外彙，要向國家交稅，要和海關、財政、銀行研究一下，不然你這一塊地區搞特殊，他們是要管的。”
這天正值鄧小平訪美歸來，他的專機剛剛降落20分鍾，袁庚夫婦倆就起飛經廣州轉道去香港。起飛前，袁庚脫下身上厚厚的黑呢大衣，交給兒子帶回家。氣溫已經升高，南方已經春意盎然，袁庚要輕裝上任招商局第29代“掌門人”。同時，他還兼任了蛇口工業區的第一任管委會主任、董事長、黨委書記，他要為改革開放大業在南方點響開山的第一炮。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資本家給新上任的袁庚上了第一課，就是拿錢當錢。招商局買了一座樓，賣樓的人要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那天星期五，袁庚開了2000萬的支票給對方，對方拿到支票，馬上開車以最快的速度存到了銀行。因為第二天是星期六，銀行關門休息兩天，星期五15時之前不到銀行去交那個支票的話，他要損失2000萬存款3天的利息。袁庚想，內地的同誌怎麼也不會如此“拿錢當錢”。這個第一課隨之誕生了“時間就是金錢”這句語錄。
另一件事情催發了“效率就是生命”的誕生。600米長的順岸碼頭工程，是袁庚主持的蛇口工業區第一批基礎設施的重頭戲。1979年動工伊始，由於采取了慣用的平均主義獎勵辦法，工人積極性不大，每人每個工作日運泥隻達20～30車，工程進展緩慢。為了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他在車隊工人中實行定額超產獎勵製度，辦法是每人每個工作日勞動定額為運泥55車，完成這一定額者每車獎2分錢；超過定額者每超一車獎4分錢。兩件事情給袁庚巨大的激情，隨之誕生了那句在改革中引起巨大反響的標誌性語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個口號的提出在當時的確需要勇氣和膽識。它不僅打破了當時人們“談錢色變”的傳統觀念，更帶給人們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效率觀、價值觀。有學者認為，這個口號是“衝破思想禁錮的一聲春雷”。來蛇口投資的一位外商說：這句口號的價值就在於對國人觀念帶來的巨大衝擊，整個國家從蛇口開始了向市場經濟觀念的轉變。
袁庚在全國率先實行了幹部體製的改革，廢除終身製，公開招聘幹部；董事會成員通過直接民主選舉產生，並每年舉行一次信任投票，得票不足半數者自動下台；帶頭實行工程招標……這一切都具有啟蒙作用，引起了人們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就這樣，蛇口工業區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管嬰兒”。大批同袁庚一樣的開拓者從四麵八方來到蛇口，以“深圳速度”在這片改革開放的熱土上，一次又一次地演繹特區建設波瀾壯闊的奇跡。僅僅5年，2.14平方公裏的蛇口工業區發揮了巨大威力。5年前，蛇口是人口外逃外流的口子，5年後人才回流，資金回流。由客商獨資或合資興辦了74家企業，其中51家已經投產，14家工廠開始盈利，職工工資水平已超過澳門。
1984年1月26日上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來到了蛇口。在了解過蛇口碼頭的建設和通航狀況之後，他高興地說，你們搞了個港口，很好！係統真的好。“係統真的好”，這是鄧小平視察蛇口、深圳的第一句讚揚。見鄧小平聽得饒有興趣，袁庚便把話題引向縱深——他簡要地彙報了工業區幾年來進行的經濟體製、機構、幹部製度、工資製度、住房政策改革的情況。最後，袁庚說：“我們這裏進行了一點冒險，不知道是成功還是失敗。”鄧小平點頭道：“對。”
鄧小平對蛇口“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肯定，使袁庚倍感欣喜。同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35周年國慶，“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彩車出現在天安門遊行隊伍中，這個口號迅速傳遍全國各地。1984年中國改革最耀眼的光環應歸於蛇口，蛇口的改革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認同，“特區”蛇口與袁庚的聲望同時到達了巔峰。
1985年9月，工業區又在結算中心基礎上成立了財務公司。財務公司屬非銀行金融企業，既可向銀行拆借資金，又可吸收企業存款。它的成立進一步擴展了工業區的融資渠道；同時也擴大了結算中心的業務範圍，可以為工業區之外的企業服務。1986年5月5日，袁庚提筆給中國人民銀行寫信，建議成立招商銀行，他說如果充分運用蛇口工業區這些年的經驗，采用先進的人事管理體製，相信能夠成功。顯然，袁庚把招商銀行作為他又一個新穎且刺激的試驗項目。在討論袁庚的這項建議時，人行行長力排眾議，表態支持建立招商銀行。1990年9月，袁庚與上海方麵就投資開發外高橋等項目達成協議。不久，招商大廈矗立於陸家嘴金融中心，招商銀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現在，招商銀行已經由一間企業的結算中心變成世界500強企業。
蛇口的一切都糅進在他的生命裏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身處改革風口浪尖的袁庚，自然也曾受到名目繁多的責難，承受了反差強烈的正反評價。而對這一切，他采取了一種非常寬容和達觀的態度。1992年12月，袁老75歲高齡時獲準離休，從此淡出政壇，深居簡出。他生於深圳，又在深圳成就偉業，離休後依然選擇留在深圳，住在與他的名字分不開的蛇口的海邊，開始過上了紅霞晚景悠閑自得的日子。
袁老很風趣地說，他離休後一直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以身體健康為中心，要糊塗一點，瀟灑一點。他每天晚上10至11時睡覺，清晨5至6時就醒來，中午要小憩片刻。他博覽群書，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到金庸、瓊瑤的小說。但凡聽到有國內外出版了的、有意思的新書，他必定想方設法弄到手，先睹為快。他還喜歡讀報，《大公報》《文彙報》《信報》《深圳商報》都讀。他家已有多份報紙雜誌，但有時他還到街上書報攤買《南方周末》《南風窗》和其他一些報紙雜誌來讀。除了看書、讀報外，他還愛上網、看電視、和老朋友聊天，像中國普通的退休老人一樣，過著平靜而愜意的生活。看庭前花開花落，望天際雲卷雲舒。如今90高齡的袁庚腿部肌肉有些萎縮，行動有點不便，平時基本不出門。他很喜歡門前的那些大樹，這些大樹是他剛到蛇口後不久就種下的。當年蛇口建設的時候，他特別要求部下建房子必須在門前栽樹，不許砍樹。優美的環境留下了許多海內外的企業家，直到今天，他們把公司設在東莞、惠州，但還是願意來蛇口住。袁老也很喜歡窗外不遠處的大海，他說躲在房子裏想象大海，總讓人心潮澎湃。蛇口的一切都糅進他的生命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