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美“重返亞洲”與我“和平發展”
本次常委學習和中心組學習，我想就大家關心的美國“重返亞洲”、釣魚島問題和我國和平發展戰略問題進行交流。這是我個人對這些問題思考的體會，不妥之處，敬請指教。
一、美“重返亞洲”使我戰略形勢驟然變化
美國著名政治家、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曾說：“不論中國的政策多麼克製，它的巨大身影也令它的對手和它的周邊近鄰們望而生畏。”此言不虛。“重返亞洲”是美國的長期戰略，美國戰略東移是克林頓當政時提出來的，小布什上台後大有聚焦台海之勢，一場“9·11”把美國的注意力移開了。奧巴馬上台伊始就提出重返亞洲。美國高調“再平衡”“重返亞洲”，使我國戰略形勢驟然變化，突出表現在：
1.使地緣政治格局和戰略形勢發生了變化。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在軍事上，針對中國進行的軍事部署，將亞太海軍力量提高至60%，在澳大利亞駐軍，重估利用菲律賓、泰國和越南境內的軍事基地。此外，強化美日、美韓同盟，派遣魚鷹戰機，頻繁進行軍演，宣示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在日部署新反導係統等。在外交上，我國強調外交要為對外經濟合作和發展服務，致力於周邊安全環境建設，建立各種形式的“戰略夥伴關係”。美“重返亞洲”，采取“群狼戰術”圍攻我國，鼓動與中國有領土爭端的國家放棄“擱置爭議”原則，菲律賓、日本等國也借機挑事，“惡化”中國的國際形象。在南海問題上，日本、菲律賓與越南等結盟圍攻中國。在東海使中日的釣魚島爭端升級。
2.對我與東北亞經濟合作帶來影響。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開啟了兩國在經濟領域多方麵合作與交流的新時代。2008年，中日簽署《關於全麵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具有新世紀中日關係發展裏程碑意義。中日兩國發展雙邊貿易具有地緣之便、現實之需，產業互補。盡管2009年9月民主黨上台執政後，中日關係一直在低穀中徘徊，但2011年中日貿易總額比上年增長14.3%，達到3449億美元。其中，日對華進口1834億美元，增長20%，對華出口1614億美元，增長8.3%，中國仍保持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和進口來源國。此外，就深化兩國在金融領域的合作，日本擬嚐試性購買中國國債，雙方還就在東京設立人民幣離岸市場進行了磋商。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北京舉行，會上中、日、韓三國同意年內啟動自由貿易區談判，三國還簽署了《關於促進便利和保護投資的協定》。美國在加入和推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PP）中，以美為主，拉攏日、澳，設置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美國標準，以此在經濟領域遏製我國的貿易競爭優勢。釣魚島問題升級，不僅影響了中日經貿合作關係，也影響了東北亞合作的進程。
3.對我國在周邊和平發展的願望帶來重大影響。為抓住戰略機遇期發展自己，我國在東亞地區實行了一係列睦鄰友好與和平合作新政策，倡導“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觀。在南海問題上，中國與東盟共同建立了“10+3”的對話合作框架，簽訂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我國還大力推動與東盟的經貿關係，促成了中國—東盟自貿區和10+3（東盟與中、日、韓經貿合作）。美國借助南海問題構築美國主導的多邊合作體係，形成與這些國家的安全合作共識。奧巴馬在2011年11月20日的東亞首腦峰會上，不僅高調宣稱履行對亞太地區盟友、夥伴的“承諾”，而且在南海問題上極力鼓吹多邊對話和解決機製，對我推動東亞各國的戰略互信，采取雙邊解決機製各個擊破帶來了阻力。如今，東亞國家基本都是經濟上跟中國做生意，但戰略上卻投靠美國。涉及南海爭端、區域內的互信與合作都變得複雜起來。
我們還應看到朝鮮半島局勢也不太穩定。美國以“天安艦事件”、“延坪島炮擊事件”和朝鮮“核開發”為契機，強化了美韓、美日同盟和軍演。過去有“六方會談”平台，現在這個平台不再積極有效。我國始終希望和平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包括“朝核”問題。但我隻具有政治和經濟方麵的影響力，不可能滿足韓、朝雙方最根本的戰略需求，我國介入朝鮮半島問題顯得“吃力”。
“狼”真的來了。新世紀以來，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國際反恐、打擊走私、販毒和海盜，以及應對環境和氣候變化等。而當今反遏製、保和平、保安全、保發展成為主要任務。麵對複雜起來的國際新環境，我們就是要學會成長，與狼共舞，謀求共贏。
二、清醒認識“購島”鬧劇本質和我“保釣”戰略
由石原慎太郎掀起的東京都“買島”而演變成的“國有化”鬧劇，是日本政府打破了擱置爭議的原則，導致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釣魚島主權的伸張。野田政府此行，於史無憑、於法無據、於理不容。他在國內把釣魚島倒手，是改變不了釣魚島非法竊據事實的。野田政府為什麼要一意孤行呢？西方一位專家揭開了這一幕的麵紗：我們不得不做很多政治上受歡迎，但經濟上卻是愚蠢的事。因為短期內政治家都需要選票。這一語道破了“購島”是日本政客上演的一場鬧劇，更有迎合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牽製中國的用心。日美進一步從政治、經濟、軍事上強化同盟，以往在中日友好氛圍中被擱置的問題，如今成為引發中日對抗、摩擦的焦點，也成為日本右翼勢力對華發難的著力點。
在對釣魚島“擱置爭議”策略下，我們贏得了40年和平發展期；而日本卻誤認為他們贏得了實際控製權，繼而采取“購島”，目的是實際占領並合法化。這不僅挑戰了我國外交底線和中華民族心理底線，也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格局的挑戰，為世界所不容。我國針鋒相對地公布海基線，宣示主權，為有效管理我領土、領海主權提供法律依據；采取巡航執法常態化進行反製，我軍通過一係列實戰演習強力震懾，全國人民和華人世界嚴正抗議，這些舉措均收到了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