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早秋，張華也許永遠難忘。
這個時節，若在老家鄉下，鄉親們正念著“秋前十天無穀打，秋後十天滿壩黃”的農諺，準備收割。十多年了，農事漸淡忘，心事卻不斷增長。此刻，張華夫婦正為孩子上小學的事糾結。
張華過去不怎麼擔心孩子讀書的事，還因為政策。國家政策講得明明白白，九年製義務教育是強製性的。電視報紙上也常說，普九任務早已完成。聽說，老家的許多村小還嚴重生源不足，有的不得不關門，將校舍承包給個人，辦了養豬場養雞場。當地政府也經常講，這些年為解決流動人口子女讀書，政府做了多大努力，投入了多少錢，取得了多大成績。孩子讀完幼兒園讀小學，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再說，佳佳一直就是幼兒園裏的乖孩子，不僅聰明伶俐，而且學習成績好，得的小紅花，掛滿了她那間窄小臥室的四壁。因此，平時工友的議論，朋友的提醒，他們都沒太在意。直到有一天，很喜歡佳佳的幼兒園老師主動找到他，驚異而著急地問，為什麼還不為孩子落實學校呢，各校的優良學位都早搶完了呀。他才如夢初醒，腳忙手亂，慌忙投入為孩子入學奔波的另一支流動大軍。
可惜，一切都晚了。
按照就近入學原則，他跑遍幼兒園所在的南區，幾所小學都早已滿員，甚至不少學校的大班，已招到七八十人。當初選擇幼兒園時，圖省錢，顧頭不顧尾，就是一個錯。他又想到那家不公不民的幼兒園。怎麼叫不公不民呢？剛聽別人這麼說，他還有些納悶；進一步問，才弄清裏麵的貓膩。那個名校是公辦，按理說，它的附屬幼兒園也應該是公辦的。大家是這樣認為的，感覺也是這樣，因為在這裏上幼兒園的孩子，都幾乎沒有懸念地入讀了這所名校。可是，它確實又不姓公，而姓民。公辦的收費哪有這麼貴？許多家長有懷疑，就問。人家反而反問，誰說我們是公辦的，去教育局查查。名校方甚至嚴肅敬告，可別亂說呀，幼兒園是幼兒園，小學是小學，井水不犯河水，他們最多掛了我們個附屬的名。至於那不公不民幼兒園的股東，民間則有多個版本。還用得著再深究嗎，它們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潛規則往往比規則更有效，越這樣不明不白，許多人反而感到更踏實。幾千元算得了什麼，家長們義無反顧，趨之若鶩，把孩子送去。一個小小幼兒園，已擠進了3300多人，還常常要托關係，走後門；而生源的暴增，又助推了名校的發展。不僅可以增加預算，增加編製，調入許多千方百計找關係，希望從鄉下進城的教師，還可向政府爭取項目投資。一步活，步步活。可對農民工來說，這錢就不能不說是一道坎，難以翻越的髙坎。想到這些，張華甚至有些後怕。自己背井離鄉，千裏迢迢，到廣東打工，為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為了過上更好的日子，為了一家未來的幸福生活。對，未來。孩子是自己未來最重要的希望。難道還讓孩子跟自己一樣，到處漂泊，遭人白眼。
希望總是忽忽悠悠，不知是在鼓舞人，還是捉弄人。
消息是幼兒園老師告訴的。有一所學校，預留了十多個學位，準備公開招收，抽簽錄取，重點照顧流動人口子女。因報名的人太多，學校決定先登記審核，然後差額抽簽，審查考試，好中選優。按照學校公告的登記領表時間，張華想搶個早， 5點鍾就去排隊了。一到學校門口，他發現還是晚了，前麵已黑壓壓排滿了人，至少有兩三百。到了9點，才開始派發登記表。已站得腿腳發痛腰酸脹，一看見後麵又排了長長一串，又不得不打起精神，耐心地繼續排著，等著，一步一步，順著隊伍往前挪……
仿佛時空發生裂變，一不小心，就鑽進了貝克特設下的迷局。什麼時候，踏入了巴黎黃昏的鄉間小路。路旁守候著兩個流浪漢，愛斯特拉岡和弗拉季米爾。他們衣衫襤褸，渾身發臭，在耐心而焦急地張望，等待戈多的到來；一棵禿樹，是唯一的背景。可他們壓根兒就不知道，戈多能不能來，何時來，以什麼樣的方式來。一切都是茫然和未知，不能把握，不明就裏，唯有等待，是這裏全部的意義。
越來越接近領表窗口，希望就在前麵。
張華抬頭望了望，裏麵隻有一個工作人員，三十來歲，女的。手腳並不麻利，還不時嘟囔著嘴，發點小脾氣。排在後麵的家長，有的在議論，什麼登記表啊，不過是政府做做樣子，表明對暫住人口子女讀書重視，表明公開公平公正。即使填了表，除了綜合條件，還要電腦抽簽排位，裏麵就大有貓膩。電腦是人操作的，有關係，就可以排上好位，甚至直接上學。如果找關係，就要花錢，少則一二萬，多則五六萬、十幾萬不等。對公的，美其名曰讚助費；對私的，就是花錢消災了。因此，來排隊領表，隻是想碰碰運氣。
聽到“花錢消災”幾個字，張華心裏一驚：啊？孩子讀書，也成了家長之災？欲哭無淚。無語了！
登記表終於領到了，張華舒了一口氣。
登記表的正麵是表格，背麵是填表說明。表不大，就是一張16開的紙，微微發黃，內容由提問和空白構成，需要家長如實回答。可它並不是傳說中的戈多，最多是一個若隱若現的聲音，從舞台後麵不知什麼地方傳來，預知那可能實現的等待。
一看填表說明，張華的頭就大了。
門檻與錢檻哪個更高
登記表上需要詳細填寫的內容很多，還需附件證明。這哪裏是小學生入學登記，簡直就是國安敵情調查。
旁邊一位女士顯然是有備而來，領到表後，便蹲在隊伍一側，以包作墊，開始緊張細致地填寫。張華謙恭地上前求教，方知這是一個規範的模本，根據市政府有關規定編製，據說是學深圳的“1＋5”。不是地方政府別出心裁，而是有法可依的 “國家意誌”。《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第十四條規定：“適齡兒童、少年到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的，經戶籍所在地的縣級教育主管部門或者鄉級人民政府批準，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關規定申請借讀”。
道理很明白，既然是“借讀”，就必須遵循這個“有關規定”。具體說，就是必須提供適齡兒童出生證、由公安部門出具的適齡兒童及其父母的原籍戶口本、在本市的暫住證；父母在本市的有效房產證明、購房合同，或由當地街道辦事處房屋租賃管理所提供的租房合同登記、備案材料；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出具的父母就業和社會保障證明，或者本市工商部門核發的營業執照副本；父母現居住地街道辦事處計劃生育工作機構出具的計劃生育證明；原戶籍地鄉(鎮)以上教育管理部門開具的就學聯係函，或學校開具的轉學證明。
這種政策隔離的不平等行為，不能不令人想起美國當年設立的黑人學校。我們還會聯想到，計劃經濟時代，我國長期實行的城鄉隔離製度。此刻，它們又幽靈般顯形。人們也許還沒有忘記，在我國“一五”計劃實施不久，城市裏出現逃荒謀生的農民，政府就曾於1953、 1954、1955、1957年4次發出指示，勸阻農民不要盲目流入城市。1957年12月，中央更發布了《關於製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禁止農民進城。隻是，過去的阻止是政策，讓你明知不可而不為；而現在是門檻，讓你懷著希望去翻，可踏破幾雙鐵鞋，磨掉幾層皮肉，也沒有希望的結果。
“啊，門檻這麼高？”
一位家長領到登記表後，驚訝地嘟囔一聲。
張華心裏非常清楚，不說那些傳說中的背後貓膩，也不說自己根本沒有經濟能力繳納大額“讚助”費，搞關係也沒有門子，就是這些證明，自己除暫住證、就業證是現成的，其餘多數不是沒有辦，就是在四川老家。第二天就要交表，即便有三頭六臂十八般武藝，也難辦到啊。
完了，完了。都怪自己平時的粗心大意。
張華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道該如何回去向翹首以待的妻子女兒交代。他想到了政府。對，九年製義務教育，不是政府法定職責嗎，不管本地適齡兒童，還是流入適齡兒童，都必須保障。
徑直打的到了區教育局。接待他的是一名年輕的小夥，聽別人叫張科長，他也跟著叫，心想，還是本家哩。張科長三十多歲，斯斯文文，專管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的。據說，招生期間，張科長忙得暈頭轉向，平時很少在辦公室。張華今天算是運氣好，在門口詢問時，門衛一指，就徑直找到真神。張科長客客氣氣，還給張華倒了一杯水，讓他坐下慢慢說。第一次找政府，就有這般禮遇，有點讓張華受寵若驚，還不知結果，心中的氣已消了大半。
聽了張華的反映，張科長耐心地解釋道：“嗬嗬，你這種情況很多，我們也很理解和同情。雖然《廣東省城鎮免費義務教育實施辦法》規定，‘隨同父母跨縣流動的學生，符合流入地入學條件和免費範圍並能確認學位的，可列入流入地免費義務教育範圍’、‘有條件的地方，應積極創造條件，逐步解決省外戶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費義務教育問題’。這裏講的是有條件，我們麵臨的問題，是條件不足嘛。”
見張華仍存迷惑，張科長又介紹起政府的努力情況，語氣誠懇而真切——
“你也知道，教育是一項花錢的事業，而清遠，是個經濟基礎較差、教育底子較薄的山區市，能做到目前這樣，政府已盡了最大努力。許多外來人員不知道，在2002年以前，這裏還沒有一所高校。政府奉行‘近期抓工業、長遠抓教育’理念，每年的教育投資都是大幅增加，由幾億元到十多億元，先後擴建中小學100所，增加學位8萬多個，不僅實現了從‘普九’到‘普高’的跨越，教育創強，還保持全省山區市領先地位。可是，發展快，變化更大。特別是外來人口的迅猛增加，很大程度上打亂了政府的計劃。全市中小學優質學位，已由幾年前的8萬個增加到12萬多個，可占全市中小學生人數比例，反而還有下降，僅約18%左右。你說，這差距有多大，能保證每個適齡兒童都上公辦學校，都擁有優質學位嗎？可以算個賬，現在全市有近10萬流動兒童，如果都進公辦學校，要劃多少地，建多少校舍，配多少老師，添多少設施，增加多少學位……所需投入，將是個天文數字。即使政府下決心這樣做，沒三五年根本不可能，遠水也救不了你的近火呀，對不對？政府沒有法，隻好提高流動兒童入學門檻，得首先保證本地兒童入公辦學校啊。”
政府真的是沒有辦法嗎？有位專家一語道破天機。
在市裏組織的一次內部研討會上，這位專家以一連串的假言判斷和邏輯演繹，給政府提供決策參考：如果廣州真的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讀書的問題全部解決了，那麼國家實行免費教育的錢，給了外來學生老家，這些孩子卻在廣州讀書了，這不是變相地轉移了負擔嗎？如果外來工子女大量進入，還可能會降低或影響整個廣州的教學水平，廣州市民同意嗎？如果廣東把流動兒童問題解決得比其他地方好，必然會有更多的人帶著孩子來，又須建更多的學校，如此反複，惡性循環，廣州能承受得了嗎？因此，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不僅僅是個財力的問題。地方政府在這方麵不應該有衝動；越是外來人口多的地方，政府就越不該有此衝動。
顯然，在糾結的背後，是地方利益，是各自的小九九。大家都在等，在看，在拖，在熬，在比，甚至在賴。
當然，政府也有政府的難處。
同樣是2002年，北京市教委的數據顯示，由於教育資源短缺，流動人口家庭的適齡兒童入讀公立學校，每期要交５００元學費、１０００元擇校費，以及１０００元至３萬元不等的助學費。據該市社科院韓嘉陵博士對市內３１０００戶流動人口家庭的調查，月均收入１０００元左右，其中202％的家庭少於５００元，432％的家庭在５００元至１０００元之間。一些打工父母繳不起高額學費，隻好讓孩子輟學，或根本就不上學。一位教育官員感慨地說，20年前，全國有100萬失學兒童遊蕩在農村；而今天，有100萬失學兒童遊蕩在城市。筆者從一份資料也了解到，就是到了2011年，清遠市的教育總投入已近40億元，但學位仍然不足，流動兒童入學難的問題依然突出。政府的一份調查報告說，僅僅2009—2010的一學年，清遠要解決入學的義務教育階段農民工入學子女，就有39752人；新發展起來的南部地區，流入人口和在校學生都大幅增加，但教育條件、設施和師資等仍跟不上，使得該區各小學都出現“人滿為患”。全市正在上學的流動兒童中，在流入地入讀公立學校的比例僅69%。
從老張到小劉，一晃已過去10年，學位的問題不是仍在糾結？也許再過10年，20年，甚至更長，這樣的問題也不可能完全解決，還要糾結下去。不是政府無能，也不是流動人口和生源會無盡頭地增長，而是利益驅動著一種反向機製。事實上，經過多年努力，許多地方的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設施和學位，已完全能夠滿足適齡兒童需求。但是，長期的市場經濟曆練，已讓過去“君子不言利”的學校明白了一個道理：學位就是寶貴資源，價格由供求關係決定。再大的發展，再多的學位，也必須營造一種供不應求的關係，生財才有渠道，學位才有價值。於是，原本彈性很強的小學初中學位，人為地剛性化；總體供需平衡的學位數，在優劣、流動、區域、收費等等不可避免的選擇麵前，演變成一個個互相錯位的“借讀”；原本七八十人的大班，在壓縮為45人後，又留下巨大的人為掌控空間。學位緊張的局麵又形成了，永無止境。在緊張的背後，是各方分享借讀費時酥心的笑容，是一代又一代的家長們焦慮的愁鬱苦悶。玩活了的學位，仿佛一個傳說中的阿拉伯神秘魔方，既可忽悠政府，又可忽悠家長，更可為學校賺來財富、賺來人脈、賺來地位；年年緊張年年圓滿解決，還可成為校長年終述職、晉級升遷時的重要業績。
萬般無奈之下，張華隻好一咬牙，把佳佳送進了一家民辦學校。雖然心裏歉歉的，問題總算暫時解決了。
沒想到，麻煩很快又接踵而來。
民辦學校收費高，張華倒是早有心理準備。實際上，公辦學校收費也便宜不了多少。在為女兒讀書奔波中，他早已弄清了裏邊的貓膩。雖然，國家早就明令取消了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各種名目繁多的收費，包括學雜費、教材費、擇校費、興趣活動費等等，但是，由於原來的收費有政策影子，加之供需矛盾突出，地方財政壓力大，於是，在政府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下，一些收費便改頭換麵，巧立名目，或大行擦邊球之道。就說他領了登記表的這所學校吧，不也是公辦的，據說還是市裏區裏的示範學校。按照廣東省物價局、教育廳和財政廳聯合下發的《關於進一步規範我省中小學收費管理的通知》（粵價〔2000〕231號）規定：借讀生入讀公辦學校，必須交納借讀費。在國家明令取消該收費後，學校又將 “借讀費”改成了“捐資助學費”，收據上還格式化地印著“自願”二字；收費標準，由原來的每生每期450元，增加到500元、800元；收費時間，由原來的按期收取，改為入學時一次性收取。且中途退學轉學不退，也不隨生劃轉；而新轉入學生，則必須按至畢業的就讀時間補交。為了逃避檢查，有的學校幹脆找來本地老板當媒子，叫學生家長把“捐資助學費”直接交給老板，再由老板“捐”給學校，一切天衣無縫。
還有生活費、意外傷害保險費、托管費、校裝費，許多家長打工的大部分收入，基本都花進去了。
不要以為這些收費真用於“助學”了，其實學校也隻是背名聲。張華就親自聽見，麵對學生家長的責難，校長道出的苦水。原來，所謂“捐資助學費”，早已有不成文的潛規則分配，一般比例為：政府50％，主要用於教師的績效工資；教育局30％；學校20％。如果取消收費，這些多年形成的開支缺口怎樣縫合！
民辦學校的收費，雖每生每期高達1800元左右，因為都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擇校費”沾不上譜，實際差距也就縮小了。
更大的問題在環境，還有教學質量。
上學剛兩周，佳佳就哭哭啼啼回家，鬧著再也不上學了。孩子倔強，問什麼原因，就是不說，隻一個勁抹眼淚。這怎麼行呢，交了那麼多錢；再說，不去這家學校，又去哪家呢？張華急忙趕到學校，找到教務主任，才弄清楚事情原委。
這是張華第二次來到這所學校。第一次是開學時送孩子來，平時則由校車接送。還是上課時間，他便在校園裏轉悠。他這才發現，第一次來去匆匆，竟沒有認真看看這所學校。一切都是新的，校舍、操場、道路、辦公樓、綠化。對了，那些間插在校區的綠化點、綠化帶、綠化片，移栽的樹還支撐著三腳架，草坪有的正在蔓延，有的剛成活，有的則已枯死，留下傷痕累累的土地。學校規模不大，有的校舍還空著，有的還沒封頂，卻已停工……
張華的心涼了。佳佳就讀這樣的學校，不是誤人子弟嗎！
進一步了解，原來這是一所黑校。
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市場法則無時不在發揮作用。這已經成為一個黑色產業，由現實催生，怪胎般存在和生長。公辦學校門檻太高，民辦學校收費又太貴，地下黑校就應運而生，向一些走投無路的暫住家長頻頻招手。對這些未經批準、無辦學資質和條件的黑校，政府不是不知道，而是睜隻眼閉隻眼。因為它的存在，可以緩解一部分流動兒童入學難。一位政府官員在檢查時，就對黑校業主直言：我們不是不知道你是違法的，隻是不想逗硬。但正渠道支持你也不可能。對你最大的支持，就是默認，不抓你，不取締你，讓你繼續存在。這樣的地下黑校，張華過去也聽說過，沒料到，自己竟糊裏糊塗地給撞上了。
本來是要找班主任的，班主任剛跳了槽，就由教務主任接待了他。從交流中他了解到，由於投資業主資金不足，這所民辦學校許多設施都還沒有完善。操場是租用的農民土地，隻作了簡單平整，黑板利用教室牆壁塗刷而成，聘用的管理人員和老師也還沒有完全到位。由於沒有辦學資質，有的人來了，也難安下心，或吃不了這裏的苦，就跳槽了。生源更是參差不齊，在校的480多名學生，本地農民和暫住人口子女，就占了73％；他們的父母，大都是幹苦力活的，如賣菜的、賣魚的、開出租車的、擦皮鞋的、洗碗的、踩三輪車的，或工廠裏的操作工。而其餘27％的所謂城市常住居民子女，也大都是近幾年城市擴展中，剛剛農轉非的；隻有不到10名學生，是本地城鎮職工子女，但都是有先天性缺陷者，或成績太差者。
盡管如此，那些剛農轉非的本地城市學生，還是認為自己比外來學生高人一等。當他們知道外來學生父母職業後，便常常衝著喊“賣魚仔”、“扛包仔”、“洗碗仔”、“鄉下仔”。佳佳就是被本地城市學生纏住喊“四川仔”喊氣的。她自隨父母遷入這個城市後，隻過年回過老家兩次；幼小時鄉下短暫的牙牙學語早已忘記，甚至不會講川話，分不清“四川仔”的含義。但她知道那是一種歧視和侮辱。她感到委屈，不能接受，包括這樣的稱呼，和產生這稱呼的環境。
張華趕回家，一手抱過佳佳就淚如泉湧。
決策幾乎在瞬間作出的，沒有更多的思前想後：不惜一切代價，也要轉學，轉入公辦學校。經過近一年的努力，他終於如願以償，以更高的錢檻，翻過了公辦學校那道高高的門檻。付出的代價是：丟掉了已交的“捐資助學費”，補交了新入學校同樣的費用，還花去了一萬多元的“勾兌”費；為了照顧孩子，再一次搬家，仍是廉租屋，隻是離學校近一點。夫妻倆多年的打工積蓄，已經所剩無幾了。盡管如此，張華送佳佳到新學校報了名，回家後往沙發上一躺，重重地舒了一口氣，還是感到一身輕鬆。
初中幾年波瀾不驚，就這樣過去。
那門是窄的，那路是長的
沒想到，更麻煩的事，還在高中和高考。
這是個悖論，解惑之域，卻製造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持久、最頑固、影響最深遠，也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迷惑。寫下《師說》的韓愈有知，也會搖頭歎息的。
想起曾經看見過的一條消息，張華就不寒而栗。好像是2008年1月，北京有名高三女生，因為在北京隻是暫住，臨近高考報名截止時間，父母百般求人，自己卻仍無法報名，便憤然服藥自殺。雖然，因發現和搶救及時，這名女生被挽回了生命，但這起與戶口、高考相連的惡性事件，仍刺痛了許多人的內心，包括張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