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你的依靠”，多麼溫暖人心的話語。可是，再熱的心，也溫暖不了農村浩大的空巢清冷；再多的募捐，也解決不了一個體製衍生的社會問題。
又回到王哥子和王嫂子。
老人說，王哥子死後，王家就由兩個人的留守變成了一個人。盡管大家對王嫂子都好，可疾病纏身的王嫂子，越來越感到自己成了大家的累贅。她常說：“自己沒什麼大的牽掛了，唯一牽掛的，就是兒子成家的事。”春節，在她的反複敦促下，兒子帶著女朋友回來了。王嫂子帶著病懨懨的身體，忙裏忙外，喜滋滋的。沒想到，節後，兒子與女朋友剛走，她就從二樓陽台上跳了下來，頭先落地，當場死亡，堅硬的水泥地壩上留下一攤血。兒子匆忙趕回來，抱住母親屍體，哭得死去活來，複發了病。鄉親見狀，無不唏噓。有人似發現什麼，問：“這麼大的事，你女朋友怎沒回呢？”他含淚囁嚅道：“哪來女朋友啊，怕母親生氣，一百元一天，花錢臨時租來的。”
人死不能複生，這個家就完全空了。
老人已有幾分傷感，說話時眼裏悠悠的，有些濕潤。老人說，兒子安葬好母親，離開時來到他家，撲通一下跪在他麵前，泣不成聲地說：“大伯，這房和果樹，就拜托您老了，給照看照看，咱再打幾年工，掙點錢，回來報答……”他趕緊扶起那孩子：“哎，還說什麼報答呢？俺也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說不定像王哥子王嫂子一樣，哪天說走了就走了。”
老人說的是大實話。他老伴癱瘓在床，女兒也在外打工，自家的將來還是未知數。守護王家果園，當是自己在有生之年，為鄰居盡一點義務吧，談啥報答呢。再說，如果在外混得有出息，還可能回這窮地方嗎？
我們一行7人，一人買了20斤橙子。
被拉長的劉易斯理想
我們清楚，這種購買隻是象征性的。農產品價格低廉的現狀，不是靠幾個人憐憫性的購買，就可發生改變的。
中國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和城鄉二元結構，是幾十年來難以醫治的頑疾。它像一條深深的創口，直達農業和農民孱弱之軀深處，讓一代又一代的中國農民，都在這個頑疾下不斷失血。我國龐大的城市暫住和農村留守，正是創口的這頭和那頭。因此，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才是農村重要的貧困之源，也是大量農村人口外流及空巢留守的主要原因；農民押上幾代人的外出和分離賭注，是為了輸血和拯救。
然而，農村青壯年都走了，留下了什麼？留下了“386199”。38是婦女，61是兒童，99為老人。
不得不追根溯源。究竟是什麼如此殘酷，造成了中國農村的如此浩大的留守之族？
顯然是貧窮，還有造成農村貧窮的體製性剝奪。
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一種國家怪胎。專家認為，一個沒有外來力量進入的社會，不論大陸國家還是太平洋島國，都不會出現城鄉異質的經濟文化結構。即便外來力量的進入，於不同的土壤，也會有不同結果：如果傳統力量薄弱，便會被強大的外力風卷殘雲，傳統終將演變成進入者的同質複製，自然也就沒有城鄉異質，如澳洲和北美；如傳統社會力量足夠強大，進入者隻能在進入的終點暫時落足，建立起異質的新文明，城鄉異質的二元結構就不可避免了。因此，城鄉二元，往往是一種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譜係，或者說是一個扭曲的現代性問題；在中國，它則是在長期城鄉隔離政策下，特別是改革開放由東向西、先東後西戰略格局下，資本發育進程中缺乏統籌，包括東西、城鄉、工農統籌，所形成的城鄉社會結構變異。
追溯理論之源，我們走近了阿瑟·劉易斯。這位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可能沒有想到，他發現的城鄉二元結構，竟然在中國遠遠超過英倫。
這是一個發展經濟學的命題。劉易斯從生產方式和勞動生產率入手，把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生產分成兩部分：一個是以現代方法生產的部門，勞動生產率較高，主要是工商；一個是以傳統方式生產的部門，勞動生產率較低，主要是農業。在生產率邊際效應下，勞動力的由低向高轉移，及城市和工商業的逐漸擴大、農村和農產業的逐漸縮小，都是必然。按此演繹，伴隨著農村勞動力的不斷轉移，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最終必將消除。這就是著名的劉易斯模型。當然，這裏的“最終”理想，是按經濟正常規律演繹的結果。如果不正常，特別是受到扭曲的政治和強有力的政府幹預，厚此薄彼，那個演進的過程就會被拉長。
在我國，艱難的城鄉演進，正是這樣。
中國社會經濟中的城鄉二元結構，有其深刻的理論與實踐淵源。它與我們對堅持一貫的老祖宗經典理論——我們建黨立國的指導思想的曲解或忽視有關。
馬克思主義認為，城市是生產方式、社會分工和軍事組織的產物；城市和農村的對立，是一個曆史的範疇，必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走向融合。但這種演變，與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是緊密相關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分析了幾種不同演變方式及其背景，指出：古代的發展曆史，是以土地財產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發展史；亞細亞的發展曆史，是城鄉無差別統一的發展史；中世紀日耳曼時代的曆史，是從鄉村出發，在城市和鄉村的對立中進行的；現代發展曆史，則是鄉村城市化史，不像在古代那樣，是城市鄉村化。城市化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一次分工，它所造成的城鄉分離和對立，貫穿於全部文明的曆史。馬克思恩格斯還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共產主義出發，論證了消滅城鄉對立（差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它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和共產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之一，並提出了六條措施：一是使城市領導農村，農村跟著城市走；二是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使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三是建立有效的城鄉生產交換機製；四是發展城鄉交通，消除農村偏僻落後狀況；五是提高農村的文化水平，消除鄉村生活的渙散和愚昧；六是實行電氣化，通過統一規劃，科學協調發展，使城鄉生活條件接近。
然而，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我們已探索並走過了近百年路程，結果怎麼樣呢？
最新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1）》顯示，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127%，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達到69億人。但是，擁有城市常住戶口的真正城市人，僅有35％。也就是說，還有167％的“兩棲居民”，他們一方麵長期在城市生活，從從事的勞動性質到生活方式，都是城市化的；但是，從戶籍性質看，他們又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在城市，他們隻是“暫住”。這不能不是一個扭曲了的城市化。
公開數據還顯示，全國目前共有658個城市， 19683個建製鎮。有30個城市超過800萬常住人口，其中13個城市超過1000萬人；人口最少的城市，則是剛設立的海南省三沙市，那是維護國家主權，防止外強掠奪的需要。城鎮化率：1949年1054％，1978年1792％，2011年5127％。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 5414美元，排世界89位。三大產業結構為10∶47∶43，工業化進入中後期，城鎮化進入轉型拐點。但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我們的城鎮化水平，至少落後正常進程1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差，擴大到了335∶1；城鄉對公共資源的享用差距也有所擴大；占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公民，包括城市暫住人口和農村留守人員，與農村貧窮仍然難脫幹係，已陷入難以掙脫的不工不農、不城不鄉的尷尬境地。
農村幾代人的貧窮，不是因為懶惰，而是因為被剝奪。其根源不在別處，正在於我們的製度。即以戶籍管理、居民身份和資源配置製度為核心的城鄉隔離對立製度。
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它的始作俑者，是戶籍製度。它從人的身份入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麵，把憲法意義下統一的中國社會，人為地分割為兩部分：一個是由市民組成的城市社會，另一個是由農民組成的農村社會。二者之間楚河漢界，涇渭分明，禁止自由流動。長此以往，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糧油供應、勞動就業、社會福利、教育衛生、賦稅分配、公共資源享受等製度在內的二元製度體係。土地在成為農民生活唯一保障的同時，也造成了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喪失了參與和整個社會平等競爭的權利和機會。
被土地捆綁的農民，注定了被剝奪的命運。
變異的吸血魔怪
事實上，在我國，對農民的製度性剝奪是一以貫之的。在物資供應方麵，1953年以後，隨著糧棉油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國家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是剝奪者，對農業和農民。包括被指令計劃鎖死的糧棉油豬等價格，有法無理的畸形低廉，成為我們從一窮二白上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工業化積累的主要來源。二是保護者，對城市和居民。國家把從農村和農民手裏剝奪來的財富，再廉價供應給城市居民。農民心有不悅，便被斥之為小農意識，目光短淺，或“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在就業方麵，國家隻負責非農人口的安置，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尋找職業，則被視為“不務正業”，是大逆不道的。在社會福利方麵，政務院早在1951年2月頒布、1953年修訂的《勞動保險條例》，明確規定了城市貴族特權，比如國營企業職工所享有的各項勞保待遇，包括公費醫療、公費修養與療養、退休養老金、女職工產假、工傷殘救濟及喪葬、撫恤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勞保待遇，則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單項規定的形式，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的；而城市集體企業，大都參照國營企業的辦法實行勞保。凡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當還記得，那種衣食無虞地吃著0138元一斤的大米，068元一斤的豬肉，手執國家配發的糧票肉票油票布票，所彰顯的身份和地位。
中國的城鎮化預期，是立足於“三農”基礎的。在廣大“被城鎮化”的地區，農民卻深受其害。
無疑，工業化和城鎮化，已構成對農民的第二次掠奪。相當部分社會流動人口，正是城鎮化的產物。在中間城鄉，大量的“暫住＋留守”家庭結構分守在兩頭：一頭以屈辱、艱辛與漂泊不定，支撐著城市的繁榮；一頭以分離、孤寂與痛苦，固守著農村的貧窮。麵對快速而來的城鎮化，農民充滿了矛盾：既向往城市文明，渴望擺脫貧困，又舍不得祖祖輩輩躬耕其間的土地。於是，暫住的，在留不下的城市和離不開的土地之間糾結；留守的，則揪心於城市的期望與留守的丟失。如果我們要問，近億人的爺孫隔代留守，究竟留下了什麼，守住了什麼？回答竟是如此尷尬。唯一確定的是，隨著城鎮化的畸形發展，對農村和農民的剝奪，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更加殘酷和公開化了。
那就是對農民賴以生存之本——土地的剝奪。
我國憲法規定，農村土地屬於集體所有，農民作為農村土地所有者中的唯一成員，卻無法真正獨立享有所有者權益。我們所見到的，為了掠奪，更多是不講市場規律和價值法則，甚至不講法、不講理、不講情，以粗暴的“有形之手”，去幹預軟弱的“無形之手”。專家測算，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各類建設每年平均占用耕地約400萬多畝，35年共占用了約15億畝；以每畝給國家貢獻30萬元計，農民為工業化和城市化輸送了約45萬億元的資產。在一個個的城市擴展中，農民以低廉的所獲，交出了賴以為生的土地，政府一轉手，卻以高出給予農民十倍百倍的收入，支撐著不斷膨脹的工業化、城鎮化和“土地財政”。一些有關係的城裏人，甚至挖空心思，把戶口遷到農村，去參與這最後一次掠奪的殘羹分享。
正如一份調查報告所言：改革開放前，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為工業化積累資本；改革開放後，又以土地的級差地租的剝奪，為新型工業化和城市化輸血。2004—2009年，中央連續出台6個關於“三農”的一號文件，政策密度、力度、突破之大，前所未有。可現實卻是反向而行。這不得不令人往更加深處追究，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又想到劉易斯和他的鴻篇巨製——《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恐怕也難為這個萬裏之外的東方大國，找到破解二元結構的妙方。
因此有人說，中國的農村史，就是一部貧窮史；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史，就是一部對農村和農民的剝奪史。透過這長久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們看見的現實比推論更觸目驚心。
不是科幻，卻想起了傳說中的吸血魔怪。
是網絡誌怪小說《暴力王冠》中的一個角色，小說作者叫跳躍的鯉魚。說的是一個叫比蒙的魔幻之地，居住的每個種族，都獨有異能，比如萊茵族的獅子怒吼，斯邁族的天鵝禁空之歌，牛頭族的戰爭踐踏。可是，當遭遇吸血魔怪襲擊時，他們卻不能自救。一天，這裏遭受怪異的骷髏侵襲，一位叫秦天柱的比蒙將領，滿懷信心，率眾迎戰。勝利在即，比蒙戰士開始打掃戰場，且懷揣希望，擬重建美好家園。突然，轟地一竄巨響，塵土飛揚，碎石四濺，怪異骷髏身上竄出無數小觸手，吸管般紮進比蒙戰士身體中。被紮到的比蒙戰士，先是紮口處鼓起一個個包塊，很快血液被吸幹，身體快速地癟凹下去。他們不停地慘嚎，但又無法掙脫；眼睛睜得大大的，生命的光芒卻愈來愈暗淡。周圍的比蒙戰士看得眼冒金星，紛紛咆哮著，衝上去欲要解救同伴，可很快也陷入魔掌，被小觸手吸成了幹屍……
現實不是夢幻。在暫住與留守的那頭與這頭，我仿佛看見，那些被吸血魔怪吸幹的軀體，寫滿了一個個無奈的“農”字，以至於淹沒了經典裏那脆弱的“融合”二字。
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何時結束頑固的留守？
被擊碎的“性”福生活
“精神空虛孤單，情感易於拋錨，家庭危機四伏。”
這是一份關於農村留守婦女生存狀態調查的結論。不是個別，而是留守婦女普遍存在問題。調查人是一位市政協委員和婦聯主任，為了在政協會上更好地建言獻策，她在會前做這個調查，選定的調查主題是：留守婦女的生活和情感。盡管事前已支離破碎了解一些情況，但調查結果仍然讓她“震驚”。
調查報告說，由於男人不在家，留守婦女普遍缺乏安全感，整天處於擔驚受怕中。她們既擔心老人、小孩和自己的人身、財產安全，也擔心疾病、災禍等突然發生，還擔心自己在家長期 “守活寡”，身在花花世界的丈夫有了外遇拋妻棄子當了“陳世美”。具體表現在“三多三怕”，即：夫妻矛盾多，紅杏出牆多，親子鑒定多；一怕打工白辛苦（老板耍無賴，打工拿不到工資），二怕在外工傷生病，三怕感情出危機。有女權人士甚至大聲疾呼：請關心留守婦女的“性”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