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關注當下的痛
在場寫作倡導關注國家的、人民的當下的痛，那麼，當下的痛是什麼、在哪裏、怎麼樣？盡管回答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我的目光，還是無法離開這個特殊群體——中國城市暫住人口。
這可能與兩點有關：一是涉及麵。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農村進城打工的農民大軍，已經經曆了30年、三代人，已累積成數億之眾。這個不城不鄉、不工不農、留難返難的特殊群體，不僅牽絆著近半國人日常生活、生存、情感、前途、命運等諸多方麵，也牽扯著整個國家神經。這在世界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二是觸及處。工作、就醫、就學、選舉、維權、衣食住行等，都是直接的、具體的、表麵的，更深的影響在於，融不進的城市回不了的鄉，造成幾代人精神家園的丟失，成為無根之萍。
生命是精神的載體，家園是精神的皈依。
據說，家園之說，源於一個傳說：一個永世流浪的小矮人，在四處漫遊，尋找想象中的家。這裏的“家”，不僅是一般意義的住所，更是精神棲息地，或曰精神原鄉。尋找家園，就是尋找希望、幸福和歸宿。唐納德·裏奇說：“整個世界落腳於一個家庭中，世界的盡頭就在家門之外。”家園，不僅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還是靈魂的泊地。孔子說： “裏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意思是物質意義的棲居，應擇其仁厚風俗；精神意義的家園，要成就大仁。很難想象，生存尚難，遑論理想、信念、人生價值。一個朝不慮夕，前途迷惘，信念走失的族群，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家是文明的產物，可是，家在文明的進程中，又一次次付出被撕裂離析的沉重代價，且似乎一次比一次更慘烈。這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關於小矮人的傳說，而是《暫住中國》呈現在我們麵前的驚心事實。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是中國曆史上三次大規模的人口大遷移，原因幾乎都是貧窮，實質上是貧苦農民在死亡線上自發萌發的不可阻止的悲壯求生運動。從總體結果看，每次大的遷徙，都促進了地域文化交流融合，改變了族群生存環境，推動了社會進步，具有積極意義。“闖關東”促使了中原文化在東三省的平麵移植，形成整個東北華北在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家族製度、倫理觀念、經濟行為等方麵的趨同性。“走西口”的進程，促使了口外蒙古地區傳統單一的遊牧社會向旗縣雙立、牧耕並舉的多元化社會演變。同樣，“下南洋”對中華文化的傳播，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就連英國的海峽殖民地總督瑞天鹹也承認，“馬來半島的繁榮昌盛，皆華僑所造成”。中國的“客家”之說，就是曆史上人口遷徙與政府戶籍管理相融合形成的一個略帶溫情親切的人文符號。
悲壯慘烈，在過程中。而這樣的過程在不同曆史時期，不同社會環境下，烈度與形式不同，意義也相異。
無疑，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仍未結束的我國農民進城向東大遷徙，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來勢最猛，情況最複雜的移民運動。逾26億人的遷徙大軍，超過了半個歐洲總人口；根據中國國情，按70％左右的城市化飽和率算，在未來15年左右，還有約26億農民要進城。兩者合計，占到國民總數的4成多。加上與他們命運共係的農村龐大留守大軍，以及因此而不同程度改變了生存狀態的城市人，這場世紀之交的大遷徙，已深深觸動了整個國人。從衝擊力看，中國曆史上的三大遷徙，都曆經百年甚至幾百年，而這次大遷徙，從發軔到基本完成，包括居住地遷移、環境改變、職業轉換、身份變異等等，最多50年。無論如何，這是中國曆史上的眾多大遷徙不可同日而語的。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些生於斯、長於斯的地地道道的“中國土著”，在自己的祖國內，竟背負著一個尷尬的、非客非主的“暫住”之名，艱難地生活了一代又一代。
中國人暫住中國，這當代黑色幽默，嘲諷的是誰？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按理說，遷徙與進城向東，都是改革開放中的應有之義。我們應該早有預見，早有應對，有條不紊，循序漸進，標本兼治。可是，我們一耽誤就是幾十年。複雜是人為造成的。一切都是倉促上陣，臨陣磨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從開始到現在。結果，頭沒醫好，腳也沒治好，問題依然，痛苦依在。生存權不是我們首先要維護的基本人權嗎？這裏的遷徙與暫住，從戶籍、身份，及與之緊密聯係的社保、醫保、就業、讀書、精神生活等等，哪一個不涉及“基本人權”。忙亂是難免的，可在這麼長時期的忙亂中找不著北，讓幾代人，幾億人，既背離物質之家，又丟失精神家園，成為自己雙手建立的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異己，卻是難以理解，且不可原諒的，也是很危險的。忙亂是表象，關鍵在責任，根源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