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步行的日子裏，常常會有一個年輕的身影伴隨著我。這就是當時在縣委辦工作，也即是這部小說集的作者張啟雄同誌。
是他貧窮的身世，是他神聖的教師家庭背景，是他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的死亡，是他高中畢業後流離坎坷的待業生活，是他在困頓甚至孤立無援時的矢誌不移的進取意誌力和毅力……從而引起了我人生身世的共鳴，引發了我心靈一角曾積澱下來的深深憂傷，引動了我必須作出力所能及的幫助的強烈願望？總之，我們迅速走到了一塊，沒有防範，沒有戒備，甚至沒有任何交往的最初鋪墊，我確信不疑這會是我人生中相遇的又一位可信賴的年輕的朋友。我們從相識的第一天，就無話不談，毫無禁忌。談話的論題，內容十分寬泛，有時是帶某種目的性的探索。因為我長於他，他不會和我爭論，隻表述自己的見解，我們之間海闊天空式的談話，思緒、情緒、感覺引向哪裏，話題就走到哪裏，有時，我們走了長長的一段路，也會一句話不說，任憑溶溶的月色，習習的微風，綠色的漣漪，緩緩的水流，美麗的蟲鳴……撫慰和溫柔心靈，偶然也有犬的吠聲打破夜的寧靜。
張啟雄人品好，這是我們有緣相會、相知的直接因素。我在人生交往中，第一選擇人品。人品智性兼具自然上乘，人品與智性有距離，我首先選擇的還是人品，人品不行，智商又不高，你隻有退避三舍，“惹不起，躲得起”。遇到那種十分算計，人際關係中特別善於運用極複雜的“方程式”，甚至“拳腳相加”者，你首先是蔑視它，不敬不畏，過傷的侵害，你也要小試鋒芒。
張啟雄悟性很好，他不是那種才學上“扶不起的天子”。他懂得“知書識禮”，“見多識廣”，懂得“知書”更能“通達”，所以，他對知識的渴求很強烈。我對他說過，人尤其在年輕的時候，要多學一點，多讀一點，多懂一點，人的知識麵越廣，就會變得越聰明，變得越睿智，人還要十分注意訓練自己的腦子、腦筋、思維。他說過他學過中文、法律、經濟、理工。雖然長於偏僻的山溝，但仍絲毫不覺得他閉塞，孤陋寡聞。他可以和任何一個有相當教育層次和人生閱曆的人對話。
張啟雄的小說，帶有強烈的紀實性色彩，可以說是他人生經曆的觀照，是他人生向往的滲透，當然也是他人生經曆和人生向往的某種提成和提煉。他剛剛步入人生，正是新舊兩種體製交替的時期，在思想傾向和觀念形態上，他同許多經曆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變遷和變革的一代人一樣，既有很傳統的，堅守傳統精華的一麵，對外部世界又是開放的、吸納的。他筆下的人物，大都帶有在改革開放背景下觀念轉變的特點，但並不迷惘、混沌、矛盾重重，而持批評、批判的態度，觀點明朗、向上、積極，與時代的潮向吻合。如《添公紀事》中的添公。他是改革的受益者，但終究因素質不高，負麵惡習、陋習的膨脹，走向深淵。《山大王》批評小農思想對經濟發展的障礙。
因為艱苦生活的磨難，張啟雄骨子裏滲透著濃濃的平民思想。他較多的筆觸關注的是普通甚至是底層的平民百姓，時時把平民的喜怒哀樂牽掛於心。《三個老光棍和一個小女子》氛圍凝滯，筆調深沉，即使描寫生活一時的明朗，也給人一種灰蒙蒙的感受。這在落後的村野仍然不是個別的現象。張啟雄寫這篇作品時，才二十來歲，寫出這樣的格調，已見其心境的蒼涼，文筆也顯得“老氣橫秋”。《小土丘上的鬧劇》寫小知識分子的心態。麵對知識價值的失衡，人才價值的失重，也帶來心態的偏移。《麵對厄運》則是對人的生存價值的思考。而《鄰裏之間》三篇，構思較為巧妙生動，筆調也有所變化，由往常的沉鬱轉為略帶輕喜劇式的諷喻。其中首篇我曾推薦刊發《羊城晚報》，後來還被《全國晚報文萃》轉載。
張啟雄性格偏於內在，重感情，可以稱之為感情主義者。愛情小說在他的創作中自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他的這類小說，幾乎都帶有憂鬱纏綿的情調。《良宵》僅千字，情景交融；《遺贈》是他的第一個中篇小說，是一部愛情悲劇，催人淚下，也是一部社會問題小說。所幸的是，小說中所反映的問題，隨著時代的變遷與進步，已逐步得到改善。
張啟雄的小說受“山藥蛋派”創作的影響很深，堅守較為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手法，平實有餘，藝術創作的想象力與激情顯得不足，還不能用強烈的藝術震撼力來征服讀者。
現在，張啟雄有了“一官半職”，但願他能切切實實為人民做幾件好事，做多一些好事；也但願他為“官”也為“文”，用自己的筆，抒寫社會的進步，人類的健全，生活的美好。
1995年11月5日於廣州[3]文學評論·關於人類遺落與高揚的聯想關於人類遺落與高揚的聯想
不久前，才與節延華相識。真難想象，他竟是地地道道的河南農村兵出身。他的灑脫恣放，尤其能言善辯的口才，還有某種幽默感，除了依然典型的軍人發型之外的整潔的外部特征，已經完全城市化了。也許，隻有喝酒時的粗獷，才保留著河南村民的氣息。從整體上感覺，節延華有某種“洋”味，但這應看作是一種文化的進步，文明的提高。
節延華從農村到軍營，到班、排、連任職，到軍分區當新聞幹事，到大軍區歌舞團當專業創作員，最後走進大軍區機關，出任負責創作的專職文化幹事。這一步步的改變和越來越美好的命運，主要憑借的是自身奮鬥，奮鬥中逐步被確認的能力、才華。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較之千千萬萬在同一個起點行進的同伴，要幸運得多。
節延華珍惜這個幸運。為了職責，他往後將更多的精力用於組織和扶持基層文化，希望有更多處於無名地位的勞心者脫穎而出。
而他本人，仍斷斷續續地寫著，作品不多，知名度也不高，但前兩年出版的《中國革命軍事文學史略》（陳遼、方全林，昆侖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則兩次提到他的作品，認為《戰地小憩》（詩）、《我們班的“黨代表”》（短篇小說），在反映部隊訓練生活和自衛反擊戰的作品中，不應該被丟失。一個人的創作，能兩次被一部“史”著論及（也許它還不屬於國家級組織編著的權威版本），至少是一種榮譽。
節延華的小說題材，基本上由兩個板塊構成：河南農村生活和部隊基層生活。
河南農村生活又多是關於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記憶。
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是人類生命過程中最為眷戀和懷念的時代。“童心結”，成為文學藝術永垂不朽的主題。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經曆，影響著人一生的性格和氣質，影響著人一生的情緒的基調。成熟成就成名的人，以及一切有文化素養的人，決不會遺忘童年和少年時代。輝煌的幻想，朦朧的甜蜜的人類各種初始意識，純潔的友情和愛的萌生，最為荒誕不經或最為合乎理性、人性的思想舉止。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夢（睡夢）境，有著無與倫比的海市蜃樓般的無窮變化，也是人類生命的、思想的、情緒的、生理的……運動的最真實的軌跡。這一切，構成了童年和少年獨特的旋律與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