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真實性，這裏強調的，是當某種政治思潮、社會思潮、文化思潮，尤其是某種錯誤的政治思潮、社會思潮、文化思潮出現時，作家必須聽從生活真實的權威，從中找到曆史真實的某些本質方麵。作家的主體意識，在這種思潮麵前，應顯示出不可估量的藝術再現性和表現性的作用。作家和作品的悲劇命運，恰恰是在這裏陷入了狹隘的乃至謬誤的政治功利主義和曆史唯心主義的泥坑。
長篇小說創作，隻有納入大文化意識和大曆史背景的藝術格局、藝術框架、藝術氛圍，才可能無愧於這種藝術樣式的再創造。
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給予楊幹華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天堂眾生錄·混沌》（第一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以較高的評價。這也是他的創作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標誌性作品。
楊幹華創作的第一階段，是五十年代，以《石頭奶奶》為代表作，還隻停留在以一種明快單純的調子，摹寫農民美好心靈的情狀；第二階段，1979年以《驚蟄雷》為代表作，開始注意到農民痛苦曆程所包含的時代內涵及農民文化的某些特征；第三階段，以中篇小說《山裏的太陽》、《冬夜備忘錄》為開端，至《天堂眾生錄》的發表，楊幹華已經深入到農民性格、心理結構成因及農民命運演變的民族文化背景。
楊幹華創作上的兩次轉變，與他兩次走出他的生活基地——偏遠的粵西山鄉，關係極大。《驚蟄雷》之後的一係列短篇，都是在他就讀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即現在的魯迅文學院）之後創作的。雖然，他仍然固守自己走著的路，但在短訓班的學習中，畢竟接受了較為正規的文學訓練，吸收了不少新鮮的文學素養。楊幹華創作上第二次發生重大的突變性的轉變，是在他遷居珠海市之後，被置於一個改革、開放的城市環境和較高的文化層次，置於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珠江三角洲的生態環境。這樣，使他有機會對自己擁有的豐厚的農村生活積累，重新進行審理與俯視。
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中國國民的國民性，其優其劣，尤其是劣根性部分，在農民身上體現得最充分。中國，嚴格地講，是一個農民的汪洋大國。由於貧困和長期的閉關自守，愚昧、拒絕現代文明，成為民族性、國民性品格和文化意識的一個重要特征。楊幹華的農民小說，在揭示農民的“醜陋”與“劣質”，民族性、國民性的頑愚，一貫持清醒的批判態度。這種批判是善意的，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而唯其描寫的詼諧和溫情，非但不能予人以輕鬆的解脫感，反添了對這種背負沉重的痛楚。
《天堂眾生錄》避開了對曆史事件和曆史變動作直接的描寫，而是寫在一種巨大的曆史慣力、曆史惰性影響下，民族性、國民性的某種凝固不變的程式，及其微弱改變的流程。這裏的農民，是楊幹華找到的具體的個性化的天堂鄉的農民，但他又具備南方農民的心理結構的某些特征，以及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心理的某些文化基因。
天堂鄉從五十年代末期起始，中經六七十年代，仍處於人“神”合一的統治之下。人的主宰，往往還要借“神”的力量。農民對於自己命運的改變，更多求助於“神”，尚未意識到生產力的變更，生產關係的變更。人“神”合一的統治，在中國農村，第一條繩索，就是氏族矛盾。天堂鄉四姓宗祠，構成鍾、羅、梁三大姓的對峙與並存。梁姓地主的出現與存在，是為了扶助鍾姓貧農，抑製羅姓中農，即所謂“無梁不掛鍾”，“鍾大壓斷梁”，“鍾聲壓羅聲”。而氏族之間的競爭，第一位的又是生育能力的競爭。“生育力決定生產力”，這是中國農民幾千年來形成的信條。因之，當羅姓生育五男二女，鍾姓隻生一男一女，及至梁姓與鍾姓之間性愛錯位，鍾姓為了不斷子嗣，在生育力上與羅姓抗爭，也不得不予以默認。絕大多數人在感到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時，紛紛求助於“問花婆”，相信因果報應，命運輪回。梁繼承的祖母是自己“鬥膽報的地主成分”，她決不會想到因此而給她的後輩帶來連綿的不幸，鍾啟來的癡傻導致新婚之夜失常，也被看成羅可燦“擇日”不當的罪過；寡婦莫一嫂再嫁，要與八棵苦楝樹結婚後克死它才行；但是，這並不隻是一個古老故事，它是與現時代的階級鬥爭緊緊扭結於一起的。問鬼活動可以與憶苦思甜教育並行不悖；“興無滅資”與“放白鴿”傳宗接代相反相成；姓氏矛盾更被不折不扣地納入階級鬥爭的範疇。梁姓地主是作為階級鬥爭學說永恒的象征物存在的。它被掌握鄉村政權的鍾姓所控製，又被為改變自己生存地位的羅姓所利用，相互間有一種極微妙的默契與製約。
在這裏，作家寫了傳統文化心理結構積澱自身的悲劇，又寫了這種心理附著於現代階級鬥爭之後的荒誕性。而對於這種傳統文化心理的自我認識與超越，在一類農民身上體現為愚蠢的清醒，在另一類農民身上則體現為清醒的愚蠢。
中農羅可燦是愚蠢的清醒的代表性人物。他以為自己清醒，實則陷入愚蠢。他的悲哀，他的過錯，恰恰在於他既膜拜傳統，又甘願被現實所蒙騙。他的麻臉女人，成為他的家族的強健生育機器，對此，他一直懷有自豪感和崇高感。在人口競爭中，他是勝者。夫婦關係，他看成是一種生產人口的關係。兒子羅金河與兒媳陸夢蘭夫妻關係融洽、和諧，他認為不合“洞房三朝必分居”的山規，人為地在他們之間設置“一道障礙”（讓小女兒羅金英與嫂子同床睡），不使他們“同裘共枕”。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家庭生活中實行男子大丈夫主義和某種專製的人，麵對現實環境，既懦弱又天真。他被現實狠狠的嘲弄過，受過牢獄之災，成了勞改“釋放犯”，但他對消磨時光的所謂“集體生產勞動”，卻葆有“犁頭性格”；在政治變態的年代，他仍不失飽滿的政治熱情，一再要求入黨；為了處處證明他是階級異己分子的天然敵人，在心態上，他比天堂鄉任何一個人對梁繼承的破壞性都保持著異乎尋常的階級敏感與高度的階級警覺。羅可燦這個悲劇角色證明：現代農民必須從傳統文化與現代哲學的雙重愚昧中解救出來。
當然，天堂鄉也有清醒者。一個是掌握著天堂鄉最高行政權力的鄉黨支部書記鍾萬年，另兩個是地主的兒子梁繼承和地主“茂威堂”的外甥女、中學畢業生陸夢蘭，以及後來的覺醒者——羅可燦的大兒子羅金河。
鍾萬年這個自稱為基本的無神論者，並未完全擺脫傳統文化意識的因襲。他對自己在生育能力上處於弱者地位，以為是自己土改時“破除迷信大勇敢了”，以致得罪鬼神之過，是因土改劃梁姓為地主，“梁斷無法掛鍾”的因果報應。對羅可燦“示威式的”強盛繁殖力，更是耿耿於懷。為了傳宗接代，他對兒媳莫月嬌與地主兒子梁繼承的非婚生，不得不采取庇護、默認的態度。當他在政治上遇到某種不順利時，也不能不相信是命運的捉弄。但是，這個無文化的天堂鄉最高執政者，他自身蛻變的完成，卻是在蒙上封建色彩的現代階級鬥爭啟悟下悄悄改變，並臻於成熟的。為控製天堂鄉的時局和駕馭天堂鄉的人際關係，他熟練地運用“彈鋼琴”的鬥爭藝術。主要目標又是針對具有潛在競爭力的羅家，而為了同時控製羅姓與梁姓兩家，他既利用宗族迷信的影響，也利用階級鬥爭的關係。用人治，也用“神”治。他讚成與策動陸夢蘭離異改嫁梁繼承，梁繼承與羅可燦之女羅金英同居，都是從封建迷信和階級鬥爭的雙重角度，利於鍾姓而不利於羅姓的。對梁繼承，既給他搞副業的某些自由，又利用他筆杆子的才華，弄虛作假，假公濟私，成為鍾姓消災納福的“階級敵人”。即便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急風暴雨，他也輕而易舉地使權力失而複得。鍾萬年是中國封建宗法製度殘餘的產物，是帶封建性的政治畸形人物。
梁繼承與陸夢蘭，是天堂鄉兩位悟性很高的智者，傳統的文化意識已經在他們身上動搖、崩決。
梁繼承外部特征瘋癲癡傻，這也是他所處的階級地位的那類人進行自我保護和抗衡人生的一種武器。他采取自救的辦法，進入一種化境。他天天被當作罪人抓去遊寨，他竟感於自然界的美，會情不自禁地吟詩，生出一種浪漫感，似乎成了一個“旅遊家”，仿如閑雲野鴿，與萬物同在，物我合一。因為他對當時中國政治的欺騙性有最為透徹的認識。政治欺騙了他，他也欺騙了政治。他作為天堂鄉樹立的一個永恒的階級敵人形象，那些關於他的口誅筆伐都出自他的手筆；羅可燦的人大代表地位，也是由他吹噓謊騙出來的。由此，他傲視羅可燦，鍾萬年的鼻子也可以牽一牽。他的傲骨和機智狡黠，是鄉村知識分子共同的特征，也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文化精神。但是，傳統的文化道德和意識，有時也像陰影一樣纏繞住他。他與莫月嬌生育，與羅金英同居，主要成分還不是愛，而是出自某種被汙辱被貶抑的階級出身的報複心態。現代愛被玷汙了，也被傳統的非道德染指了。梁繼承的最後出走，預示著鄉村文化人從人格到意識的新生。
“鄉村博士”陸夢蘭天生麗質，有著現代文明氣息的熏染，她被視作與天堂鄉根深蒂固的舊的文化陋習相悖逆的“異端”。是她第一個在天堂鄉夫婦之間發揮了全部女性的本能與創造，過上了情愛交融的真正的夫妻生活；是她第一個向天堂鄉婦女宣傳了婦女生理衛生知識；是她第一個帶領天堂鄉婦女到滇池沐浴；她對羅金河奪印掌權表示了明顯的憂慮，感到他有悖於文化大革命的宗旨。但是，在扭曲了的現代階級鬥爭重壓下，她既代表了一個文化女性的清醒、勇敢，也表現了其脆弱和儒怯。為了使羅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免遭更大的災難，她主動提出與羅金河解除婚姻關係，“寧可玉碎，勿為瓦全”。最終，求助於靈魂和肉體的徹底解脫。在行將複歸於大自然的瞬間，仍將人性美遺留人間。她惦記婆婆遭受癌症的折磨，希冀莫月嬌學會以溫柔解除異性的恐懼心理，以及教給羅金英的生理衛生知識。這個人物寫得非常美，是陋習鄉村的一株幽香清蘭。小說寫她結束生命前對於生命的眷念之情，極為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