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29日於廣州區莊村[3]文學評論·在藝術結構的探索中托舉曆史在藝術結構的探索中托舉曆史
長篇小說的創作，可以更全麵、更完整地表現和代表一個國家、一個時期、一個作家的文學成就及其水準，這恐怕是沒有異議的。1984年之後由中國作家協會設立的“茅盾文學獎”，也旨在獎勵國家級的高水準的長篇小說。
為進一步推動與提高我省的文學創作及其水平，九十年代伊始，廣東省作家協會決定設立長篇小說獎，計劃三年內推出十至十二部長篇，而作為與廣東文壇長期合作的友軍——廣州軍區政治部創作組，也將推出八至十部長篇。這種數量上的規劃及創作倡導，將引出廣東長篇小說創作一個具有爆發力的重要時期。
新時期以來，廣東長篇小說創作先後推出了十幾部具有相當社會影響力的作品，其中有：《代價》、《天堂眾生錄》、《商界》、《夕陽芳草》（《白門柳》第一部）、《無碑的年代》、《中國知青部落》、《胭脂河》、《地火俠魂》以及部分反映華僑生活的長篇如《熱帶驚濤錄》、《風雨太平洋》等。
作為九十年代廣東文學院最早出版的長篇小說之一，青年作家熊誠的《狂瀾》，引起了創作界及批評界的廣泛關注。在廣州、肇慶先後召開的這部作品討論會，由《狂瀾》引出的話題的廣度和深度，也是近年來廣東文壇不多見的一種現象。
此前的廣東長篇小說，一般都取較為直觀、傳統的文體和結構方式，以人物、事件、時空的順序來表現曆史的某種軌跡，生活的某個縱麵，社會價值的某種取向。即使有個別作品借鑒了一些較新式、較現代的手法，但在整體格局上依然是讀者較為熟悉的敘述表現方式。
《狂瀾》給人的第一個強烈印象，就是在文體及結構方式上走了一條與他的絕大多數同伴們毫不相同的路。作者頗為嫻熟地采用了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小說技法，通過時空交錯、敘述視角不斷轉換等方式，將半個世紀以來廣東西江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重大的曆史變遷和人們命運的變化沉浮，繪成一幅藝術長軸，它所囊括的曆史及現實的容量，都被一種特殊結構方式藝術地托舉出來了。
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這三大政治、經濟、文化板塊，幾乎構成了當代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曆史內容，是一個一個接踵而來的生活“狂瀾”。往昔的長篇小說，我們讀到的多是一些早已分解過或成為背景材料的曆史片斷，像《狂瀾》這樣將三大塊狀的曆史從容地糅合在一起，三者互為前景和背景，全被近距離地推到讀者麵前的方式，還不多見。這是一種極為大膽而無羈絆的藝術構想。
顯然，對曆史及生活進行這種跨時空的拚接和糅合，僅靠文體及結構的調度，還隻是完成了一個“腳手架”，要建成一座器宇軒昂的“大廈”，還需要豐盈的筋絡和血肉。否則，難免失之於粗疏和蒼白。這種例子在長篇創作中不乏存在。《狂瀾》之所以讓人橫跨半個世紀而不覺空洞草率，且能不時挑起我們的閱讀敏感，就在於作者其實是遵循著人物心靈活動的秩序，將三個曆史空間細針密線地連綴起來了。人物的情感及其糾葛、個人命運的沉浮與曆史進程的衝突與契合，人性深度的挖掘和展示，構成小說中最精彩同時又最驚心動魄的元素，散發出一種特殊的藝術魅力。
可以這麼認為，文體及結構方式的選擇，使一種大氣勢、大氣度、大場麵成為可能，而作者對曆史及生活內容的理性把握，對人的命運的體驗和深切感受，則使這種可能轉換成一種藝術現實：宏觀與微觀、曆史與現實、個人與群體，在小說中都獲得了一個較佳的位置。因此，盡管小說進行了多種敘述嚐試，表現出某種跳躍和“無序”。但其思維鏈條與內在的曆史邏輯線索依然清晰可辨，並不顯得怪誕和突兀。
《狂瀾》的產生及創作實踐，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以下幾個話題：題材的選擇與文體結構方式的選擇。廣東的小說創作在理論倡導上有種慣性，認為廣東地理及人文環境的特殊性，使其具有“題材優勢”，而從創作實績來看，這種“題材優勢”如能考慮到敘述角度的多樣性、表現方式的出新和語言的個性，則有可能給廣東的創作帶來一股新鮮氣息。廣東不少具有“題材優勢”的作品，如表現改革開放以來特區生活的作品，表現廣東近代革命史的作品，表現華僑及海外生活的作品，若在敘述角度、表現方式、語言個性上再下足工夫，便會產生“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的“陌生化”藝術效果。文體與結構不僅僅是一部作品的外殼，也是作品內在生命的有機成分與驅動力。而僅就目前的作品來看，過分熟悉而落套的手法頻率太高，影響了作品的活力和生機。
理性的統攝與對曆史及人生的多重理解和表現。《狂瀾》以人物情感交織為敘述引線，秦漢、陳蝦、夏之穀、李雙魚等人的命運跌宕起伏，色彩斑斕，而個人命運在曆史進程這隻巨大的車輪下麵，畢竟是微不足道的。這種曆史的評價與道德的評價之間產生的縫隙，便使作品獲得了多重色彩，作品的厚重感和分量也由這種對曆史和人物的多重評判而來。盡管小說在對人生評判上也表現出某種“迷惘”和“猶豫”，正是這種所謂“迷惘”和“猶豫”，使其摒卻了簡單化的毛病，超越了單一視角及評判帶來的淺薄和片麵，獲得一種較為豐滿的蘊含。對生活停留於浮光掠影般的表現與粗糙線條的勾勒，既不能深化生活與人物自身，也不可能擁有藝術情性的魅力與思想的震撼力。
現實主義傳統與其他藝術表現方式的融會貫通。在小說創作上的輕車熟路與另辟蹊徑，表現出來的作品形態會是迥然異樣的。縱觀廣東近年的小說創作，探索意識和創新意識的氣氛還不夠濃鬱，這種藝術思維上的惰性，是作家創造力和想象力的大敵。《狂瀾》在調動生活場景和作家自身的生活及情感積累方麵的靈動，多種表現手法的運用，以及表現過程中的某種不成熟與缺陷，都為廣東的小說創作提供了可資參考的兩麵經驗。
《狂瀾》可挑剔之處還不少，但它畢竟是廣東近年來長篇創作中有相當探索和創新意識，同時又具備了較為豐厚的曆史與現實內涵的一部作品，應予充分肯定和作更深入一步的探討研究。
1992年6月22日改定於北京遠望樓賓館[3]文學評論·百年輝煌的文學見證百年輝煌的文學見證
曆史時時被回憶，也常常被淡化甚至遺忘。而今，曾經百年輝煌的繅絲業，還有什麼人提起呢？當掩卷長篇小說《絲都尋夢》，我感覺到了它的分量與厚重。
十九世紀中後期，發源於南海順德的繅絲業，是當時支撐萌芽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六大支柱之一。雖然，曾有過文學乃至影視作品的觸及，但可以說，隻有《絲都尋夢》的問世，才有了一部文學原創與本質意義上反映繅絲工業文明的作品，才有了承載獨特人文觀念的完整自梳女形象的出現。這是廣東文學創作一個重要題材領域的突破。
曆史不是文學。《絲都尋夢》較成功地完成了對曆史的文學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