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霖是土生土長的順德人。他在繅絲廠整整十七年，主要是扮演宣傳工作者的角色。正是這個特殊的經曆，這份“絲都情結”，作者對繅絲業從興起、發展直至最後衰落的曆史，了如指掌。這裏，包含與浸潤著曆史創造者太多的悲喜劇故事，人性、人倫、人文精神的燦爛和暗影。作者憑借自己的藝術實力，嫻熟地裁剪曆史，組織衝突，演繹人生。
文學對曆史轉換必備的幾個主要元素，在這部長篇中都得到較有張力的表現，諸如繅絲業神奇曆程中滲透的精神世界、精神方式，人在曆史舞台上的站立，珠三角水鄉風情民俗的展示等。於是，有了一個敘述商業競爭的好看故事，有了男女主人公梁德誠、何娟絹對曆史的付出，他們的一曲愛情牧歌與挽歌。
《絲都尋夢》的最後出版，也是作者感覺感性及其人生體察經驗與理性覺悟互動的成果。僅從直接訴諸文字和完稿，這部小說寫作時間竟然橫跨二十五年。當久蓄於心的一部浩茫曆史變成長篇小說最初的幾萬字時，作者再無法將這支筆繼續下去，於是有了第一次主動到中山大學的進修；當最終要將此鋪灑為洋洋大觀的一部長篇時，作者對文學轉換曆史明顯意識到功力不逮，又毫不遲疑地再一次走進中國魯迅文學院高級班課堂學習。兩次理性能力及文學修養的訓練提升，作者的寫作狀態變得從容與主動，甚至帶來藝術上的某種遊刃自如。
今日之廣東文學界，渴望的是駕馭曆史與洶湧澎湃現實變動的大作品、大手筆。“南（海）番（禺）順（德）”這塊特殊的土地，應該誕生它標誌性曆史性的作品。
研究與認知曆史的尤其是當代的中國，不可能回避也不可能不麵對“南番順”。“南番順”不簡單是一個地理概念，也不隻是經濟奇跡的示範地，更由於它體製改革及某些方麵的革命，觀念的變革，近二十幾年來一直影響著中國的進步。回看人類自十五世紀以來的發展史文明史，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俄羅斯、德國、日本、美國曾各自引領著世界的潮流，當代中國還可能包括印度，成為今天崛起的新興國家，廣東，廣東的珠三角，廣東的“南番順”經濟、政治、文化現象，依然是一個極微觀的縮影與前瞻。這裏，也呼喚文學的“南番順”，寫出大作品的“南番順”。
2006年12月14日16∶34分於廣州從化流溪河畔文軒苑[3]文學評論·編者所識與作者所求編者所識與作者所求
不拘一格，談何容易！
倘若不能在觀念容納量、思想境界及至方針、政策上有不拘一格的充分自由度，許多天才、人才、創造性的思維、創造性的實踐，終將流產。
拘謹、拘泥、拘守，是我們民族素質和國民精神的一大弱點。我們不隻是缺少張力，更缺少寬鬆、寬容、寬厚。自然，這離不開良性的政治環境和人文環境的保護。
在上百種文學刊物中，不拘一格，大麵積地推出包括探索性作家和探索性作品，有著顯然不同尋常的編輯個性和編輯作風，似乎隻有《上海文學》和《解放軍文藝》兩家月刊。為數不少的拔尖作家和拔尖作品在這塊園地脫穎而出。尤其是《解放軍文藝》，近幾年顯而易見的灑脫，取代了往日的“一本正經”。
屬於國家級、以刊登短篇小說為主的《人民文學》，一向以“莊重”著稱。這些年來，在擴大題旨、意趣、形式的兼容性方麵，頗有作為，但在組稿形式和版麵編排上，仍不見有大的突破。
《人民文學》從去年第十一期起，連續四期，刊登了廣州軍區創作組青年作家的一組作品（短篇小說為主，兼及詩歌、報告文學），以類似“集團軍”作戰的方式，顯示了編者的氣度和魄力。這種改變，可看作《人民文學》主體意識的一種全方位的加強，也是編輯的所知、所識。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廣州軍區的話劇、電影、詩歌的全國性地位和整體水平，都高於小說。從史的角度看，小說創作方麵，肖玉和他的長篇小說《紅高粱熟了》三部曲以及新時期創作的《大風口》，金敬邁和他的《歐陽海之歌》不容忽視。之後，小說創作的空間，幾乎斷裂了整整二十年。詩歌創作，仍保留了一支生機勃勃而又穩固的隊伍，話劇創作則後繼有人。1986年，廣州軍區創作組重新組建，在清醒地目及小說創作在中國當代文學和讀者中特殊的位置時，也清醒地意識到了自身小說創作的危機。因此，他們首先從創作組專業作家的結構成分改變開始，確定以吸收年輕的有一定知名度又有較大潛質的軍內小說作家為主。其中，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首批（八四屆）畢業生就占了四位：何繼青、雷鐸、張波、成平，以及孫泱、張為兩位。從這兩年的創作勢態看：廣州軍區小說創作的第二階段必將在整體水平上超越第一階段。
我想，《人民文學》打破慣例，短期內集中刊發廣州軍區作家的一組作品，是用曆史眼光來觀照現狀的。毫無疑義，這裏也包括了獎掖年輕、新進作家之意。
《人民文學》共發他們五個短篇小說：張波的《聖土》、何繼青的《那迷離的墨綠》（1987年第11期），雷鐸的《國殤》（1987年第12期），成平的《禁錨區》（1988年第1期），張為的《小淚包兒》（1988年第3期），得失如何？
南線戰爭，仍然是廣州軍區作家關注的一個視點。五篇占其三：《聖土》、《國殤》、《小淚包兒》。其中，唯《聖土》有所突破。
悲劇意識成為新時期戰爭文學的重要元素構成。英雄主義的戰爭悲劇意識和悲劇的戰爭悲劇意識成為它的兩翼。《聖土》卻提供了我們審美範疇內較為陌生的冷觀的戰爭悲劇意識。冷觀並非對戰爭的冷漠，更不是傳統的激情和理想主義。它關旨對現代戰爭更理智、更理性的思考。冷觀的戰爭悲劇意識打破了單一性的平衡，融會著多元意識的成分。人的價值尊嚴和人道意識為其主體。
冷觀的戰爭悲劇意識，首先得力於題材處女地的拓荒。戰爭尚未開始（準確地說，尚處臨界狀態），卻要為活著的戰爭創造者尋找墓地。《聖土》記敘的這個故事，是戰爭文學中聞所未聞的故事。
勇於尋找自身，就是一種現代戰爭意識。戰爭的犧牲，不再被輕描淡寫一筆勾銷，也不再被當作純粹政治功利目的而炫耀英雄主義的花環。戰爭的正義性、崇高性與戰爭的殘酷性、某種非人道性並存，這是現代人的現代戰爭觀。人的價值尊嚴，人道的意識，不僅在戰爭的正義性、崇高性中確認，也在戰爭的殘酷性、某種非人道性中反證。
《聖土》細致地描寫了軍政治部主任先後踏勘三塊墓地又先後三次否決時的情緒、心態、心境：
腳下淺淺青草掩住紅土，柔軟如海綿般富於彈性的一塊山坡，原來是戰爭毀荒了的一塊坡田，士兵們是為保衛這些土地而獻出生命的，他們怎麼可能同意戰死後再占用一塊沃土？他們大都是農民的子孫，深知土地的價值；
視野遠處坡度平緩的一座小山包，近看卻裸露著無數大大小小的黑色石頭，怎能讓烈士的親人在這亂石中磕磕絆絆尋找他們的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