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目環視，終於找到了一塊完美如同天造地設的山坡，可是，悄然升起懸掛上空的北鬥七星位置則指示，這是一麵北坡，這裏缺少陽光。近在咫尺的聖土瞬間飄然而去。
軍政治部主任為未來戰爭的犧牲者尋找崇高和聖潔的靈魂安息的伊甸園，尋找如同太陽光輝一樣延續生命的永恒，表明人的價值地位在現代戰爭中的提高。而一開始並未讓軍政治部主任覺察的三位隨行年輕人——通訊員、警衛員、護士，更為冷峻也更為含蘊的同樣尋找，更表明現代軍人對戰爭殘酷性、某種非人道性的巨大心理承受力。
小說結局的悲劇意識更濃。理想墓地尚未找到，戰爭已經奪去了許多年輕士兵的生命。軍政治部主任的思考也在濃鬱的悲劇意識中升華：也許，聖土本不存在，永恒並不存在，隻有戰爭真實地存在，殘陽源源不斷湧出溫熱而黏稠的鮮血存在。這裏，理想的現實與真實的現實在拉開、拉大距離，恰恰要引導人們尊重現實，正視現實，在為現實的獻身中認同現實，平衡現實。
當然，《聖土》還可以寫得更漂亮，文學審美價值可以更高。屬於現代戰爭文學觀的冷觀的悲劇意識，是從小說的整體故事框架中流露出來的。而其主人公——軍政治部主任在“痛苦的尋找”中的情緒、心態、心境，卻表現出一種意識的模糊性，這恰恰是作家自身意識焦點不清的反照；軍政治部主任在“痛苦的尋找”中的全部感情潮汐變化，人為渲染痕跡過重，這又是同時作為敘述體的作家與主人公之間界限不清的佐證。此外，作者可能較為滿意的兩個細節處理——護士小華采摘野花編織花環與情動於衷地唱起《洪湖赤衛隊》插曲，既曾相識，也有矯情之嫌。
《國殤》共輯錄筆記小說五則，各個人物與故事之間並無聯係，但在“戰後效應”這條貫穿線上聯結了起來。焦點集中在戰爭結束對人的情感產生的衝擊力和回旋流。不是反思，是情緒的延宕與記憶。並由此深入到主要是農民的文化心理。藝術上采用筆記小說的形式，重實證，重實感，淡淡的勾勒中融進作家的主觀感受和簡潔的主觀評斷。
《雞祭》帶有毫不避諱的命運輪回色彩。親人犧牲的日子，與親人親手飼養的烏骨雞被軋死的日子相合。《燈城》則在情感的忠守中裸露出愚昧的本性。農村少婦的丈夫犧牲後，既無法抵禦選擇新愛的誘惑，也無法抗衡“貞守”的世俗偏見，隻好將愛的走向取決於卜凶吉的一塊小小的無生命的“誠木”背向。《女歌》的觀念層次更為複雜。既為愛的癡情依托於空幻哀挽，也為民族傳統道德古舊的旋律和現代道德中“柔軟的殘忍”悲憤。民族文化心理的悲劇性，都是在維護一種聖潔的感情氛圍中同時再現的，反而使作品的悲劇意識增添了理性的成分。《婚禮》與《鷗鳴》，則不帶多少批判鋒芒，也不從文化心理的角度契入，隻寫生者對死者的追思、緬懷、冥念。前者發現：失去的方知是最寶貴的。悲慟欲絕的情感衝動，是要懺悔和祭奠失去的寶貴。後者則借助人與獸，獸的靈性，將生者對死者清婉、淒厲、慘烈的情思抒發得如呼如喚，如泣如訴。《鷗鳴》借鑒了古代筆記小說擬人化的寫法，感受真切，敘述銷魂，想象瑰麗，意蘊雋永，稱得上是一篇美文。在南線戰爭小說中，像《國殤》這樣以悲劇意識和悲劇性的文化心理來為剛逝去不久的戰爭陣亡者唱挽歌，從而喚起人們強力的感情體驗，調整和更新文化心理，應該說是一次有價值的嚐試。
《小淚包兒》和《禁錨區》基本上是用傳統的戰爭文學意識和手法來處理題材的。就創造人物形象而言，《禁錨區》稍勝一籌。劉“班長”的形象是在兩種交叉相左的人際關係中立起來的。居高臨下，黑白不辨，哪怕是擁有最微不足道的權力（這裏隻是一個管著五個哨所的排長的權力）的“人治”，瞬間可以導致劉“班長”回到刻板、拘謹的思維原點；而劉“班長”作為士兵的智慧，士兵的活躍的彈性思維方式，則可以在一種也有碰撞卻互通有無的人際關係中瞬間閃光。自然，最有價值的是，劉“班長”形象的塑造，觸及到了現代商品環境和現代商品意識的影響。他的機敏，他的善斷，他那急於求得社會承認的心理需求，他那大江般從不烙印的超脫與兼容，甚至他對年輕女性的柔情都與兩岸溯江而上的激動人心的經濟活力和商品意識創造力緊密相連。可惜，作家對此似乎並不意識十分清晰，劉“班長”也隻能是傳統戰爭文學觀念上帶英雄主義色彩的形象。
在表現現代都市社會和商品環境與現代軍人的關係上，值得注意的是《那迷離的墨綠》。坦率地說，這部作品遠不成熟，還缺乏應有的深度。它的價值不在自身，而在於它對現代軍人現代文化心理探索性的意向上，在於寫出了一種因生活、生態環境更換而產生的新的人生體驗。
廣州軍區作家要想在中國當代軍事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戰爭文學的超越自然不失為一個途徑。但更應注重自己腳下的這塊特殊的土地和文化岩層（這幾篇短篇小說，不同程度地體現了作家的這種所求）。南國軍人麵對廣州大都市，麵對經濟特區和珠江三角洲，又處在戰區的背景下，這裏是中西文化、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碰撞交彙的熱點，是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換的試驗場，是現代商品經濟、消費型社會的策源地，較之內地軍人，意識和心理，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更具有現代文明的表象與特征。廣州軍區作家在拓展現代軍隊自身的改革、開放，現代軍人自身意識的更新和品格的重鑄上，理應比內地軍人作家先跨越一步。這樣，才可能在軍事文學中獨樹一幟。
《那迷離的墨綠》的故事十分簡單：秉承中原文化遺風的丈夫，與早兩年駐足大都市的妻子，在應邀參加的一次舞會上，觀念、意識、心理、情緒都產生了強烈的反差與衝突。丈夫的直覺：過去穩固的世界全都無端地扭曲變形，隻剩下魔鬼、汙濁、罪惡、交易、詭計……他不屬於這座南國都市，無法承受都市夜晚的太陽，隻想固守早已作古的“銅錢寶劍”。徹底的失望感和失落感，甚至在隱秘的意識中對自己是否擁有“初夜權”產生懷疑。妻子則與周圍環境如魚得水，十分合拍，顯示出現代女性的翩翩風度、開拓精神和人格力量。作家及此將一個極為現實又極其迫切的生活大課題擺在了麵前：現代軍人較為傳統的心理、心態、意識、觀念將如何裂變，將如何順應現代都市社會的價值體係和人格觀念，既有節製地適應商品經濟環境，又不斷超越商品經濟環境，建立健全的新型的現代人性和現代文化心理。
新時期以來，我們的作家，包括軍隊作家，在政治素質、社會意識、道德規範、審美意向等方麵，呈現出多元多功能的繽紛局麵。但麵對極其活躍、影響整個曆史進程的現代商品經濟、商品觀念意識，卻顯得心理準備不足，更缺乏這方麵創作經驗的積累。如果仍站在界河邊觀望、沉默，甚至退讓、退縮，文學的落後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