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9日於廣東從化溫泉北溪3號[3]文學評論·轉型期的南方軍旅文學轉型期的南方軍旅文學
同題小說，實質上是命題作文。它有時間，或空間，或人生背景，或文化指向的某種規範。這是最不易完全進入創作自主心態的一種文學形式。
然而，唯其規範，它又成為作家文學智力和才華的一次對抗與競賽。
如果是一個以行政為單位劃分的創作群體，抑或個體作家的無序組合，對抗與競賽的結果，其優長或缺陷將相對“曝光”。
卡拉OK是充分自由的。《廣州文藝》將音樂上這種自娛自樂的形式引進文學，在看似矛盾的狀態中，顯露了編輯的聰穎。
不自由的同題小說，卻在《卡拉OK》這麵旗幟下，成了作家主體表現的荷載。
編輯部為《卡拉OK》的創作者僅僅規範：麵向新時期十年，麵向南國軍人。
由此，共同締造新型的南方軍旅文學。
五十年代，我國的戰爭文學處於一個興旺時期。啟動了全社會的熱情。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合拍著世紀性潮流、世界性格局的中國改革、開放，也哺育和催生了年輕一代軍隊名作家。
隻是，他們的背後依然站立著一個巨大的曆史文化背景。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廣州軍區作家是一支實力雄厚，文學地位顯赫的文壇勁旅。擁有蕭玉、梁信、趙寰、韓笑、張永枚、柯原、金敬邁這樣知名度很高的作家、詩人。
新時期十年，廣州軍區作家處在一個重組的過程。老一輩作家已經全部退出了專業位置。如今，廣州軍區創作組的多數成員，無論是原武漢軍區的何繼青、張波等，還是廣州軍區的雷鐸、孫泱等，他們似乎都沒有某種特定的地域文化和傳統文化深厚的淵源與載負。
他們更迫切需要麵對處於改革、開放前沿地帶的巨大現實。
南方軍旅文學，是一種理論主張，也是一個文化口號，更是一種創作實踐。
新組建的廣州軍區作家群體，這種理論、文化和實踐的意識，由朦朧而清晰，由散淡而凝聚。目前雖未收獲金燦燦的果實，但這正是可期待的希望所在。
南方軍旅文學已經裸露出它自己的某些特征與品格。
經濟變革與商品運動為其社會和人生的深重背景；
處於這種社會和人生深重背景下心理機製、心態和性格的無可抵禦的改變；
由心理機製、心態和性格的改變，累積成生命期冀、觀念意向、價值調整、社會品格新的蛻變；
重鑄現代軍人的現代人格人性意識和現代文化文明品格，但也絕不是傳統的、規範意義上軍人的本質的簡單否定。
倘以此尺度來衡量《卡拉OK》同題小說，你將首先發現：
南國軍人形象仍未能從正麵切入主題。
體現南方軍旅文學重要特征和品格的典型代表作仍未出現。
這表明一種新生態的人文文化質的飛躍的難度。盡管我們主觀上常常渴望奇峰突起，盡快進入最佳狀態，但新的更迭與轉換仍然需要起始、積累、選擇與發展的完整過程。
在發現遺憾的同時，你也從《卡拉OK》中看到了南方軍旅文學的胚芽與小樹。
這首先是“題記”中提示的作家們對南方軍旅文學的共識。
南國軍人麵對經濟變革與商品運動的現狀，可能采取直接參與的方式，引領潮流，或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也可能是承受大的環境氛圍影響的方式，最終造成價值觀念與價值取向的裂變與重構，從而給現代軍人的本體精神與品格注進新質。
雷鐸的同題小說，人物、場景、畫麵、氛圍對仗工整，是嚴格的結構框架小說。但唯有這篇小說，準正麵地切入了當代軍人生活，貢獻了全新的人物，和作為人物支撐的全新的事件，以及為運轉人際關係所必需的謀略、手腕，也是鮮為人知的。它的杠杆則是商品經濟大潮中弘揚的競爭意識與價值目標。
小說的男女主人公歐克義和卞娜，是剛脫下軍裝進入現在時的過去時軍人，是裹挾著一代軍人的許多正宗觀念走向現實社會舞台的。然而，他們迅速的遊刃自如，始終處在為改變生存命運而運作的主導地位，卻不折不扣地顯示了現代人的精明、強悍和不露聲色。
為了壟斷一個城市的電器市場，進而聯合組建集團公司，向海外市場拓展，卞娜獲得市長秘書的位置成為全部轉機的關鍵。借此，他們將軍人曾經在戰場上獲得的智慧，演變為商品競爭的強有力手段，目標感明朗，一切都在預定的程序中行進。
小說結局，將歐克義與卞娜共享勝利果實的時刻，安排在十年前他們在戰場上“捕獲”的“東方已經發白”，“遠天的金紅”同一時刻，又揭示了現代競爭的冷酷性一麵。
愛情的浪漫或隱忍，也是作為歐克義與卞娜在商品社會中聯結的紐帶，作為對過去欠負的情感的一種補償，更確證了這種競爭的冷峻與理智色彩。歐克義與卞娜的行為實踐，顯示了人為改變改善自己生存狀態，為適應和更新自己的生存狀態所具有的極大伸縮性，人的潛能和才智可以發揮到極致的境界。所不同的是，雷鐸筆下的這兩個人物，已經完全看不到傳統心態與原來意義上的軍人影像了，往昔特有的經曆、經驗、智慧，演進為開拓商品經濟的新的觀念價值。
公允而論，江水的同題小說，在觀念的鋒芒上，甚至並不遜色於雷鐸。可惜的是，作者並未把具有這種新意的人物與生活的指向，使之強烈出來，突兀出來。小說中的人物喬介，由軍人而轉業地方經商，“身家百萬”。
作者將喬介“致富”的過程全部省略，隻寫他在商品運動中形成的穩固的人生價值觀，寫他按照這種價值觀對生活的功利取舍。
白淩和她的母親兩代人的理想，一個為了實現“歌星”的夢，一個為了實現“演員”的夢，盡管母女倆視為高貴的幻想，在喬介那裏並非舉足輕重，但她們為之付出情愛性愛的代價是毫不吝嗇的。隻要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一種生存方式，並在這種生存方式中樹立起自己的價值，決不簡單地把一切“褻瀆”與“玷汙”都看成罪惡的淵藪。在本質上，這是一種等值觀念。
顯然，從小說人物關係的對接中，很難看出其思想價值的清晰軌跡。首先，小說人物價值觀念的體現，焦點不應是喬介，而是母女倆；其次，母女倆意識和行為所具有現代人的內涵含混；再次，喬介人生經曆中一些無助於題旨鋒芒與深化的事件陳述，反而造成了平庸的效果；最後，同時從部隊轉業的廖俊祥，僅從貧富的角度來評判喬介行為的價值傾向，更顯其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