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各種欲念，為科學獻身的事業型人物，在我們的文學作品中似乎久違了。文新國複活了這種人物，並使之作為獲得愛和理解的幾乎唯一的條件。
女主人公突然放棄優越的大都市生活條件，而自願到農村巡回醫療隊工作，是因為對都市的厭倦？尋覓原始的風情？自身價值失去效應，不再產生魅力？還是單方撕毀愛的契約的後麵，出現了另一個男性？男主人公經過種種心理測試，最終在被否定的情勢下，才獲得女主人公不僅要求自身也要求愛的一方獻身於事業這種人生認識的。
在《卡拉OK》同題小說中，無論是表現新銳的還是規範的價值觀念與價值取向，作者理念、理性的成分都較濃。而將觀念、題旨、意向並非刻意地滲透進藝術形象的，好像隻有張波一篇達到了這種文學境界。
張波的《卡拉OK》，是比較標準的短篇小說。非常完整。淡淡寫來，不露痕跡，卻很有意味。
關於生命的聯想，關於生命價值的聯想，關於生命創造的聯想，蘊含在人物飽滿思緒的流程中，蘊含在人物感應的微妙變化中，蘊含在戀舊情緒的稀釋，新的生命誕生的結局中。加之月亮、月色與個體生命感覺之間神秘聯係的精致描寫，主觀、理念、意誌得以隱藏起來。
軍區機關幹事“我”與昔日軍區護士“W”關係的承起與轉折，“我”始終處在明朗的位置。對於曾經在自己年輕生命中撩撥起情感韻律的女性，即便是偶爾相遇，蟄伏於心的記憶就會燃燒起，也希望對方同樣火焰熾熱。“我”堅定不移地相信象征著這種戀舊情結重新喚起的“大紅花”，遲早都會開放在自己的手心上。可是，“W”隻沉浸在晚會節目主持人的責任中，關於過去，似乎遺忘了，淡漠了，或者有意消泯了。
舊有的逝去了，永遠逝去了，不複再來。
新生的代表未來的，不期而至，顯示出蓬蓬勃勃如同旭日般的輝煌。
兒子，正是“我”的兒子，獲得了遊戲中的巧克力金牌。與“大紅花”一樣，這也是一種象征。不過，是失落與聚成、滅與生的象征反差。
“一個新的生命的誕生的同時便是對另一個陳舊的生命的否定，人類因此才走向永恒，正如江水一個浪頭推著另一個浪頭一樣。”作家無需直接點化的這個人生哲理，讀者在小說的現在時與過去時的交替中，已經領悟了，銘刻於心了。
小說的基調是沉鬱的，惶恐的，也寫到月色因主觀感覺變幻著種種色調，但這是一首真正美學文本意義上的生命新陳代謝之歌！
《卡拉OK》同題小說，水平參差不齊。這既有作為一個群體作家的整體水準問題，也有“尖子”作家還不特別冒尖的問題。廣州軍區作家年輕的一群，一定要勇於正視這個問題，不可陷入盲目，超常自信，同樣，也不必裹足不前，瞻前顧後。
要超越廣州軍區第一代作家，名副其實地在軍內外享有重要的文學地位，必須強化南方軍旅文學意識，現代文化文明認同意識，大作家大手筆大作品意識。不要太背負過去，太崇尚別家別的地域掀動的“文學旋風”而是主要麵對現實，麵對自我創造與自我突破，從慣有的、既定的戰爭觀念、文學觀念和審美價值、藝術表現規範中作形而上的思考與變更。
提出南方軍旅文學處在轉型期的概念，包括兩個層次的意思：一、廣州軍區作家要有處於中國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區的體製、經濟、文化變動的主體觀念；二、廣州軍區作家能否造成和形成南方軍旅文學及其文學集團，要有待實踐的證明。
當然，具體到某一個作家，可以大體遵循這種共同的意識趨向，但至關重要的是發揮每一個人自身的個性條件，尋找表達對生活見解最佳最合適的一種創作心態和創作方式。
作家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將自己從群體中區別出來。
雷鐸、何繼青、張波是廣州軍區創作組中三位頗有實力的作家。他們每個時期貢獻的新作，總能引起文學界的某種注意。
三位軍人作家的藝術特點可以概括為：雷鐸“空靈”，何繼青“柔美”、張波“崇高”。
雷鐸有雷鐸關於戰爭與人的觀察視角：俯視而不是平視，曲線而非直線，拉開距離，站在人生與社會的背景上。這是一種高品位藝術。
發軔之作長篇小說《男兒女兒踏著硝煙》，頌揚的是一種直觀的英雄主義犧牲精神。
自係列短篇小說《人生組曲》發表之後，雷鐸的戰爭觀發生了很大變化。戰爭血淋淋的真實的展示，給他的小說覆蓋上悲愴而沉重的色調。但是，一當觸及到人，觸及到戰爭條件下的人，人類生命本原的頑強生力與活力，便流貫其中。人道主義夢魘，人性情愫的輸入，更讓我們看到作為軍人作家的雷鐸，他的骨子裏躁動著血，燃燒著火，沸騰著激情。在戰爭與和平的不諧音調中，創造了寒冷壓抑與生命意識、生命感覺詩意盎然的文學悲劇境界和氛圍。藝術的美與生活的非“美”共存。
稍後的雷鐸筆記體短篇小說，表明作家關於戰爭與人的看法，變得更加冷靜了。戰爭隻是一個載體。戰爭的觀念和文學的觀念才是生活的提攝。作家追尋的是戰爭的淵源，戰爭是如何改變著人、人性、人的生存價值觀，直至進入“國民性”的探索。作家發現，醫治戰爭給人的心理和靈魂的創傷，要比結束戰爭自身更難。而且，這種戰爭的內創傷一旦與“國民性”的劣根、雜質混合，人本、人性的改造更是步履維艱。這樣，雷鐸的戰爭觀又進入了人類意識和生命哲學思維的層次。
雷鐸深厚的民族古典文學的修養，他的來自底層的豐潤的民眾文化基礎，他的知識麵的博雜，藝術形式和敘述角度的多變，語體的韻味，主觀思辨色彩中藏匿的帶神秘感的玄思妙想，認識和解釋人生的多指向性，令他的小說流溢出靈動的才氣。
雷鐸是否也有一種創作的心態浮躁？讀他晚近寫的幾個小說，總隱隱約約感到一種創作心態的矛盾與衝突：一方麵壓抑著自己，對人生、觀念、價值取向取淡泊心誌，一方麵又想盡快取得社會反響，倘若，總是陷入這種境地不能自拔，藝術的慣性、惰性繼續滑坡，那個體生命創造的激情將慢慢止息。
我想，雷鐸文學命運的結局不應該是這樣的。